《论美国的民主》主要论述了美国现代民主制度形成的过程，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揭示了美国现代化得以实现的历史条件和现实原因。托克维尔在书中阐述的基本思想是平等和民主的潮流势不可当，封建贵族制度必然衰亡。托克维尔认为民主制度的主要内容就是联邦宪法的制定者们确立的“三权分立”的民主制度，联邦党人所规定的“权力分享”的原则和“控制和反控制”的制度，是对民主制度的重大贡献。它既保障了人民的权力，防止权力蜕变为少数人的专制，同时也保障了执行权力的执政者在自己职权范围内享有一定程度的自由。他说：这些制度“既要被迫服从人民中的多数的一致决定，又可以抵制这个多数的无理取闹和拒绝其危险的要求”［法］托克维尔著：《论美国的民主》，董果良译，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154页。。“在这些制度之上和所有组织之外，还有一个最高的权力，即人民的权力。它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改变或废除这些制度和组织”\[法\]托克维尔著：《论美国的民主》，董果良译，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193页。。托克维尔认为，民主制度是最好的制度，“人民主权”的原则是民主制度至高无上的根本原则。它构成了一切法律的基础和出发点。在论及美国为什么能够建立世界上这种最完备的现代民主制度？为什么美国能够后来居上，成为世界上最发达的现代化工业大国这一问题时，托克维尔指出：“美国之能维护民主制度，应归功于地理环境、法制和民情。”“法制比自然环境更有助于美国维护民主共和制度，而民情比法制的贡献更大”［法］托克维尔著：《论美国的民主》，董果良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354页。。
韦尔纳·桑巴特是19世纪德国著名的经济史学家，研究资本主义起源和发展史的最重要的欧洲学者之一。桑巴特的代表作是《现代资本主义》一书，比德国著名社会学家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还要早两年，因此有人认为他的思想对韦伯具有重大影响。桑巴特指出：“我们所谓的资本主义是指一定的经济制度，具有以下的特征：它是一种交通经济的组织，在此项组织中通常有两个不同的人口集团对峙着：即生产手段的所有人和无产的纯粹工人，前者具有指导权，为经济主体，后者则为经济客体，他们经过市场，互相结合，共同活动，此项组织并受营利原则与经济的合理主义的支配。”［德］韦·桑巴特著：《现代资本主义》第1卷，李季译，商务印书馆，1958年版，第205页。这样，桑巴特揭示了资本主义经济活动的直接目的已不再是满足人们的生存需要，而是在于不断增值货币的额数。因此，营利目的是资本主义所固有的观念。资本主义是建立在以营利为原则的经济理性主义基础上的理性劳动组织，它与历史上出现的其他一切劳动组织有着根本的不同。在资本主义起源的问题上，桑巴特早于韦伯提出了“资本主义起源于精神”的理念。他说：“资本主义是由欧洲精神的深处发生出来的。产生新国家、新宗教、新科学和新技术的同一精神，又产生新的经济生活。我们知道，这是一种人间的和现世的精神；这种精神具有破坏旧的自然形态、旧的束缚和旧的限制的巨大力量，但也具有重建新的生活形态、及美术化的和艺术的目的形态的巨大力量。自中古时代的末叶以来，这种精神即将人们从静悄悄的、有机发育的慈爱关系和共同关系中拖出来，并促使他们向孜孜不息的自私自利及自决自治一途迅速前进。”［德］韦·桑巴特著：《现代资本主义》第1卷，李季译，商务印书馆，1958年版，第212页。桑巴特关于资本主义起源与发展的理论对于现代资本主义研究作出了重要贡献，对现代化理论的产生具有重要的影响。
马克斯·韦伯是19世纪德国著名的社会学家，西方社会学的泰斗和主要奠基人，也是世界历史上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他的代表作《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于1904～1905年问世。在这部历史性著作中，韦伯提出一个社会变迁理论的核心概念——“合理化”（rationalization），他毕生致力探讨的主题是西方社会的“合理化”及其前途，或者说是欧洲资本主义社会的品格及其命运。在韦伯那里，“社会进步观念”被“社会合理化”所代替，他对“资本主义精神”的探求就是为了设计“合理化”的西方社会发展模式。韦伯认为，经济活动的最合理化形态是资本主义，资本主义是由合理化的法、合理化的统治方式、合理化的知识、合理化的艺术以及现代化的社会结构诸要素组成的，“我们现代生活中最决定命运的力量——资本主义”这个“经济因素具有根本的重要性”。在韦伯看来，这种以“天职”概念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的起源，与以新教伦理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精神”有密切关系。参见\[德\]马克斯·韦伯著：《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于晓、陈维刚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141页。韦伯指出，资本主义的起源与文化气质有关，是“资本主义精神”的产物。资本主义作为西方资产者的一种精神、一种性格，在西方社会有着源远流长的关系，与16世纪基督教改革紧密相联。
韦伯指出，资本主义的产生与新教有关，这不仅是由于在历史上资本主义的出现和宗教改革在时间上接踵而至，几乎同步发生，而且世界各地的普遍情况都证实了这一点。比如，加尔文教无论在什么地方出现，总是体现着“一种异乎寻常的资本主义商业意识和一种渗透着、支配着整个生活的极其狂热的宗教虔诚天衣无缝的结合”\[德\]马克斯·韦伯著：《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于晓、陈维刚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28页。。韦伯认为，新教伦理的基本精神，如勤俭、诚实、守信等乃是促进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决定性的精神前提。正是从思想决定论这一分析模式出发，韦伯通过论证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兴起之间的因果关系，进一步提出了“只有西方才能产生资本主义”这个基本命题。而通过对中国、印度、阿拉伯诸东方国家的宗教研究，又进一步阐明了非西方社会由于缺乏“新教伦理”，因此不可能产生资本主义的结论。他在《儒教与道教》一书中认定，中国之所以没有发展出资本主义的经济形态，是因为儒家学说缺乏促进资本主义因素发展的伦理力量。这个“韦伯命题”直接构成了当代西方现代化理论的基本框架。由此框架推而论之：东方社会之所以落后，原因也就在于这些地区和国家缺乏西方社会特有的发展内因。因此，“发展”意味着把西方社会中的各种“现代因素”运用于无法自发现代化的非西方不发达社会，对于这些国家来说，这个过程不是自然的社会演进，而是有目标、有计划，以较短的时间、最有效的途径，学习、运用和移植西方先进国家成果的过程，也就是必须从外部输入现代化。由此可见，韦伯在现代社会变迁方面的观点，为战后现代化理论的创立奠定了直接的理论基础。
从上看出，“原生现代化理论”主要是针对20世纪以前西方现代化的历史进程进行思考和研究而得出的结论，应当说，在当时的条件下，他们的理论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19世纪后期至20世纪初，工业化在西欧与北美取得决定性的胜利，一系列现代资产阶级民族国家正如日东升。由于工业革命的胜利，整个非西方世界都将以西方世界为榜样而被“西方化”（westernization）。20世纪以后，世界发展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战争的炮声把社会进化的乐观主义思潮一下子轰得烟消云散。这是因为不仅战争给人们带来巨大的创伤，而且战后世界性的政治动乱局面，经济大危机，法西斯集权主义在欧亚资本主义心脏地区先后迭起，所有这一切使19世纪的历史进步观念被严重地动摇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严重地打击了西方学者对自身社会和文明的信心，他们对未来的前景疑虑超过了信心，悲观主义论调一时占了上风，而正是在这些悲观论学者当中，德国文化哲学家斯宾格勒和历史学家汤因比对后来的现代化研究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斯宾格勒在其代表作《西方的没落》（1918年初版）一书突出地反映了战后西方知识界对西方社会前景的动摇与幻灭感。在该书中他提出了“文化形态史观”，并用这一理论研究资本主义社会。他认为文化像有机体一样，经历少、壮、老、死的发展过程，西方文明也要经历发生、发展和衰落的历史过程，资本主义衰亡是无可奈何的，西方文明也逃脱不了“死亡”的命运。\[德\]斯宾格勒著：《西方的没落》，陈晓林译，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第1～2页。斯宾格勒的文化哲学观点风行一时，使历史循环论的观点又重新抬头，向历史进化论的观点挑战。汤因比则在《历史研究》一书中进一步论述了西方社会和文明已经面临深刻的危机，揭示了西方社会开始走向没落的原因。〔英〕汤因比著：《历史研究》上册，曹未风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47页。他们认为西欧以外的社会和文明应该以较平等的地位进入西方学者的视野和思想，这就引起了西方社会思潮出现了新的转向。
除了以上两位学者，还有许多人从不同的角度抨击了资本主义及其西方文明，一致认为现代西方文明面临深刻危机。这一危机不仅表现为革命动乱与战争，而且表现为科学与技术的弊端，宗教价值的减弱，社会的变态，西方文化感性系统的解体，总之，现代工业文明走入歧途。这种悲观的社会思潮反映了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一直延续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时西方社会科学与思想界的基本动向。
二、现代化理论产生的时代背景
现代化理论的发展，经过18世纪末工业革命以前，洛克等人的资产阶级思想家们的进步观念，19世纪圣西门、孔德的工业主义进化思想，以及托克维尔、韦伯和桑巴特的“原生现代化理论”的前期准备，到了20世纪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终于在美国安家落户了。
1951年6月，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西蒙·库兹涅茨创建了美国社会科学研究会经济增长委员会，并创办了该委员会的学术刊物《文化变迁》杂志，由霍塞利茨任主编。1951年，该杂志编辑部在芝加哥大学举行学术会议，研讨当时有关贫困与经济发展不平衡问题、美国对外政策以及有关的各种理论。与会者感到使用“现代化”一词来说明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变比较合适。从此，“现代化”这个术语开始被学者们广泛使用。60年代西方陆续出版了一批有影响的现代化研究专著，现代化理论基本形成。如《经济成长的阶段：非共产主义宣言》（罗斯托，1960）、《日本和土耳其的政治现代化》（沃德和拉斯托，1964）、《现代化和社会结构》（列维，1966）、《现代化的动力：比较历史研究》（布莱克，1966）、《现代化：抗拒与变迁》（埃森斯塔特，1966）、《现代化：增长的动力》（维纳，1966）、《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亨廷顿，1968）等。在70～80年代，现代化理论面临诸多挑战，同时也得到全面发展，形成了五光十色的现代化理论。具有代表性的有：1958年，丹尼尔·勒纳出版《传统社会的消逝：中东现代化》一书，认为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就是现代化。1959年，美国社会科学研究会比较政治委员会召开了政治现代化讨论会，随后出版了《发展中地区的政治》（阿尔蒙德和科尔曼，1960）。1960年在日本箱根召开的学术会议上，美国学者赫尔和赖肖尔在美国国内现代化理论研究的启发下，首次在国际会议上提出“现代化”的概念，并作为日本近代史的分析框架。现代化研究很快便成为国际性的学术热点。到了六七十年代，出版的现代化专著种类繁多，其中具代表性的有摩尔和斯梅尔塞合编的“传统社会的现代化”丛书12种，从多角度对现代化过程和现代化社会进行了探讨，建立了比较完整的理论架构。80年代中期以后，布莱克《日本和俄国的现代化》（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现代化的动力》（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和罗兹曼《中国的现代化》（江苏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中译本的问世，标志着国外现代化理论引进高潮的出现。
从上看出，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西方的社会思潮开始出现新的转向，对社会发展问题和发展理论的研究成为全球性的热门话题，特别是成为美国的社会思潮。为什么现代化理论在20世纪50~60年代能够在美国形成，并成为风行全球的热门话题？其原因有：
（1）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二战以后，国际上处于一个相对和平的环境，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实现了经济的快速增长，出现了世界经济史上近乎30年的最大繁荣期。西方发达国家在度过了战后初期经济的萧条期后，也迎来了经济长期持续、高速和稳定增长的黄金阶段，于是在全球范围掀起了以工业化为主导的现代化高潮。这种新的国际形势，对美国的经济、政治和外交提出了严峻的挑战，美国政府为了重新调整它的对外政策，需要对新兴国家的发展背景和前景进行研究，为其制定对外政策提供理论和实践的依据，在这种形势之下，早期的现代化理论在美国率先应运而生。
（2）民族解放运动的兴起。20世纪50年代，民族解放运动空前高涨，广大亚非拉等第三世界国家先后实现民族解放和独立。为了尽快实现国强民富，在旧殖民主义体系的废墟上新兴的第三世界开始了自己的工业化，并努力探求自己新的发展道路。由于这些国家的发展和老牌资本主义国家有很大的区别，于是人们把这些国家称为“后发展”国家，把研究这些国家的发展问题称为“后发展”问题或理论。这些发展中国家和地区长期处于殖民统治之下，经济落后，发展的基础差，不仅影响本国的现代化进程，而且严重地拖了发达国家的后腿。因为，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发展，不仅需要本国的各种因素，而且也需要不发达国家提供资源和市场，一大批亚非拉国家则难以满足他们的要求，为了使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得以顺利进行，一些学者纷纷把目光转向发展中国家，“关心”起他们的发展问题。于是，各个学科、众多学派都在研究“后发展”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