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19世纪90年代，中国的现代化在内忧日甚、外患日迫的局势下艰难前行。在这种艰难的环境中，中国出现了一批由旧式士大夫阶层转化而来的近代知识分子群体，他们对现代化的认识明显前进了一步。他们从变革技术到要求变法，从器物层面上升到制度层面的改革。中西文化在军事、政治、经济等领域内发生更加深入的交锋，促使士林中人试图提出更具纲领性的理论主张，以导引现代化的路径。“中体西用”说应运而生。梁启超这样描述它的问世情形：“甲午丧师，举国震动，年少气盛之士疾首扼腕言‘戊戌变法’，而疆吏李鸿章、张之洞辈，亦稍和之。而其流行语，则有所谓‘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者，张之洞最乐道之，而举国以为至言。”这里的“流行语”、“举国以为至言”，正说明“中体西用”之说的广泛传播和深刻影响，说明它在当时确实起到了文化纲领的效用。
人们一般误以为张之洞是“中体西用”说的首倡者。其实在他之前，此说已多见报章。1893年，郑观应在《盛世危言》中就说：“中学其本也，西学其末也。主以中学，辅以西学。”1896年4月，沈寿康在《匡时策》中也提出：“中西学问本自互有得失……宜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同年8月，孙家鼐在《遵义开办京师大学堂折》中，进一步说明：“中学有未备者，以西学补之；中学有失传者，以西学还之；以中学包罗西学，不能以西学凌驾中学。”1898年，张之洞在《劝学篇》中提出“新旧兼学，四书五经、中国史事、政书、地图为旧学；西政、西艺、西史为新学，旧学为体，新学为用”。这一段话与光绪皇帝的“诏定国是”完全合拍，所以立即“颁行天下”。
时至今日，我们有充分的理由和依据来分析“中体西用”说在理论上、逻辑上的种种缺失和弊端。例如，它违背了传统的体用相关、体用不二的基本精华，将文化本体与其功能属性、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割裂开来，正如严复所尖锐批评的：“体用者，即一物而言之也，有牛之体则有负重之用，有马之体则有致远之用，未闻以牛为体，以马为用者也。”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们对于“中体西用”说的认识价值和历史意义作出实事求是的评价。作为一段时期内的文化纲领，它毕竟为古老的中华文化吸纳现代西方文化的营养，创造了在当时条件下可能的理论模式。我们今天可以批评“中体西用”说的浅薄、机械和似是而非，但是却无法否认它适合民族文化心理的承受能力，代表民族文化自觉变革图强的求索精神，积极谋求古今中西文化的建设性交融，在实际推动中国早期现代化方面，起到了突破坚冰、开辟航路的作用。
在“中体西用”思想的倡导下，近代知识分子群体图求变法，其中最为突出的是维新运动，其中坚力量是以康有为、梁启超、严复、谭嗣同为代表的维新派。以西方现代文明体制为参照系，维新派提出，中国必须在三方面进行变革才有出路：第一是改革政治体制；第二是制定经济发展战略；第三是提升国民的文化素质。如康有为不但对西欧各国现代化的历程有比较清醒的认识，认识到它是一场涉及各个领域的全面性变革，而且还特别强调了“变事”与“变法”的不同。梁启超还把现代化理解为“过渡时代”所特有的现象，并且认为中国已经进入到这个阶段。他主张把政治制度、思想学术、社会风尚的变革，作为现代化过程中首先要完成的重要环节。这样，从“师夷长技”到“变法自强”，其核心价值观都是富强。从中国现代化历史进程的角度看，这是在旧王朝体制下探索中国发展道路的自上而下的改革时期。
20世纪初，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2000多年盛行不衰的封建王朝，开辟了中国社会发展的新纪元。中国建立起了一个虽不稳定但却民主的政权，建立共和制以后，人们的思想才逐渐突破了传统儒学的思想框架，开始接受西方输入的各种改革思潮与观念。作为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的领袖和思想家，最突出的特点是特别关注社会制度的发展。第一次试图把民主共和国这种现代民主政体推到人民面前，实现现代化在制度层次上的变革。但由于中国资产阶级自身的弱点，它没有也不可能真正完成这项重任。这次资产阶级革命没有建立起有组织的强有力的领导，没有群众特别是农民的广泛参与，政权很快得而复失，丧失了中国社会发展的领导权，未能继续有序地推进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辛亥革命后，军阀混战，中国又陷入混乱、黑暗之中。
一些人重新思考中国社会发展的许多根本问题，寻求挽救国家颓势，实现中国现代化的新出路。他们认为，辛亥革命之所以未获得成功，其原因就在于中国大多数国民的思想仍被专制和愚昧牢牢地束缚着，缺乏民主和科学的觉悟。所以，社会要取得发展必须首先扫除人们头脑中的封建愚昧，否则民主不可能进行，国家不可能富强。于是从1915年到1920年，以陈独秀为代表的一批激进的民主主义者以“民主”和“科学”为武器，向根深蒂固的封建传统发动了猛烈的冲击，掀起了中国历史上影响深远的思想启蒙运动，这就是“五四”新文化运动。
“五四”新文化运动历经数年，虽然无法与欧洲启蒙运动媲美，也不可能在如此短暂的时间内完成对封建专制与愚昧的批判任务，但这次启蒙运动在中国社会发展史上的伟大意义是不可抹杀的，它是中国系统地反封建传统的开始，中国封建宗法社会的思想因此开始崩溃。“五四”运动前后的中西文化问题大论战，使中国现代化思想进一步确立。在这场由《申报月刊》掀起的中国现代化问题的讨论中，主要涉及两个问题：一是中国现代化的困难与障碍是什么，要促进中国现代化需要哪些先决条件；二是中国现代化应当采取何种方式，如何实现这种方式。在讨论中，人们的观点虽然五花八门，对现代化的理解也不尽一致，但倾向性的意见是认为现代化就是工业化。张素民：《中国现代化之前提与方式》；杨幸之：《论中国现代化》；郑林庄：《生产现代化与中国出路》。见《申报月刊》第2卷第7号，1933年7月。而且对中国要走现代化道路的认识也是比较一致的。在此后不久展开的“中国本体论”与“全盘西化论”的论战中，西化派被迫放弃了“全盘”的提法，本体派也不断充实对“本体”的阐释，双方都逐步产生了一种新认识，即用“现代化”这个新概念来取代“西化”、“中国化”等概念比较合适。从“西化”到“现代化”的演变，说明了中国思想界对中国发展道路的思想认识在逐步深化，也意味着“现代化”观念的初步形成，它的核心内容就是在科学化和民主化精神指导下实现现代化。这实际上就是20世纪初中国思想界对现代化的理解，也是中国知识分子产生自觉的现代化意识的开始。在30年代初开始的大辩论中，国人已经正式提出了“现代化”的概念。进步青年和思想家还进一步认识到，在旧的社会制度下，不可能实现人民思想的根本性变革，不可能使中国走向富强。中国的富强之路在于首先实现社会制度的现代化。正是基于这种认识，他们接受了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就是指导社会革命、实现社会制度现代化的理论武器。正是为了适应中国变革社会制度的社会主义革命的需要，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得到了广泛深入的传播和发展，马克思发展哲学逐步成为指导中国步入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的思想。
如果我们把中国思想界对现代化的认识过程与西方现代化思潮演变过程作一简要对比，则不难看出：在西方，从圣西门、孔德的“社会进化思想”到马克斯·韦伯的“资本主义精神”再到战后帕森斯等人的“现代化理论”，前后经历了近一百五十余年时间的探索。中国思想界在自身现代化运动的实践中，从“变法自强”观念的提出到20世纪30年代“现代化”概念的确立，则只用了七十多年时间。而且在时间上中国“现代化”概念的提出，比西方“现代化理论”的形成要早二十多年。只是由于“后来抗日战争爆发，全民族的注意力转向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现代化这个大课题一时似乎销声匿迹了”罗荣渠：《现代化新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序言，第1页。
第二中国现当代共产党人的现代化理论及其实践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开始重新探索社会发展的道路。这一新的探索是以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为纲，在全盘否定西方资本主义式现代化理论基础上进行的。期间经历了1949～1956年仿效苏联模式，建立中央指令性的计划经济，通过内部积累，优先发展重工业的高速工业化战略；中苏关系破裂后，从1957～1978年突破苏联模式，独立探索中国式超前工业化战略，主要是强化政治手段和群众运动相结合的毛泽东式的改革，其结果是没有获得成功。可以说，1949～1978年间，中国对现代化理论与实践的探索上尽管有种种曲折，但中国共产党人始终没有停止对现代化的探索。
一、构建中国式现代化理论的必要性
西方现代化理论存在不可克服的缺陷、局限性与片面性。西方现代化理论离开了社会经济基础对观念文化与整个上层建筑的基础性、决定性作用，片面主张“文化决定论”与“文化原动力论”，把文化不适当地夸大为决定现代化命运、发展方向与进程的最重要因素与根本力量。由于缺乏科学的历史观，因而西方现代化理论无法深刻地理解现代化运动与人类历史命运的关系，不能正确把握现代化的历史本质是人类走向彻底解放的历史过程，未能从历史与理论逻辑的统一上科学、深刻地揭示现代化的基本规律与基本趋势。
西方现代化理论的局限性、片面性集中表现在从西方国家的价值观与利益立场出发，把西方国家现代化的具体道路与模式，作为全人类现代化的唯一道路与模式，把西方文化的价值观强加给广大发展中国家。美国、欧洲一些“现代化理论”的理论家们从20世纪50年代起，极力鼓吹现代化等于西方化的论调，把人类现代化进程描绘与解释为世界范围内不发达国家向美国、欧洲等西方国家看齐与过渡的过程；竭力主张发展中国家欲实现现代化，不仅要引进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仿效西方国家走过的发展道路与模式，而且还必须全盘引进、照搬西方的文化价值观念与社会政治制度。为兜售“欧洲中心主义”，西方一些学者还把美国、西欧国家的经济、政治、文化作为现代化模式的唯一标准，把发展中国家凡是与之不同的制度、文化等统统斥之为必须彻底抛弃的传统，把现代化与各国、各民族的传统完全对立起来。
西方现代化理论的这些观点是片面狭隘、缺乏科学根据的。现代化是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一个不可逾越的重要阶段，在现代化进程中当然具有普遍规律性的原则、任务与要求，需要人们自觉遵循。而西方发达国家的现代化走在前面，自然积累了许多宝贵的经验，但有许多教训，值得后来者学习与借鉴。但是，这不等于世界各国、各民族的现代化发展只能走西方发达国家所走过的道路。其实，所谓“西方化”的道路也是多种多样的，美国、英国、德国、法国所走过的现代化道路并不完全一样，西欧、北欧、北美的现代化模式也各有特点。何况发展中国家的地理历史、文化传统、经济基础等与西方发达国家差异很大，不可能完全搬用西方现代化模式，走西方国家走过的道路。与西方“现代化理论”的观点相反，国际上一些学者所提出的“依附论”则认为，不发达国家之所以不发达，是长期受西方发达国家统治、控制与剥削的结果，是由于不发达国家在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中处于依附地位所造成的。主张不发达国家要发展，实现现代化，唯一的办法就是斩断同西方发达国家的联系，摆脱依附状态，走自主发展的道路。显然，这种片面、偏激的观点也是不可取的。诚然，不发达国家要争取走自主发展的道路，摆脱对西方发达国家的依附，无疑是对的。但是，在世界经济日益走向一体化的今天，不发达国家要想切断与西方发达国家在经济、科技、文化等方面的联系，排斥西方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与经济技术合作，是难以发展起来的。
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任务，是通过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达到实现现代化的目标。在此过程中，当然需要学习借鉴现代化先行国家的成功经验与历史教训，吸收西方现代化理论的合理成分，自觉认识、把握并遵循现代化的普遍性原则与要求。切不可因对现代化的一般规律认识不科学、把握不准确，或过分强调本国、本民族的特殊性，而违背了现代化进程的客观规律，离开了人类文明进步的共同大道。与此同时，我们要自觉地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认真、深入地研究并揭示人类现代化的历史本质、历史逻辑与发展趋势；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观与邓小平发展理论的基础上，从本国历史与现实出发，探索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代化道路，努力构建科学的现代化理论并不断完善中国现代化模式，以更快更好地推进中国的现代化进程。
二、“四个现代化”战略目标的形成与完善
建国伊始，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发展战略目标是实现工业化，即把中国由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变成一个富强的工业国。1952年年底，国民经济恢复任务胜利完成，我国经济战略发展目标开始逐步由单一的工业化向四个现代化转变。
1953年6月，周恩来在审定政务院财经委在全国劳模大会上的报告时提出，不应该孤立地只提工业化，“因为这个口号在我们这个过渡时期作为唯一目标来说是不完全的，其中没有包含农业集体化和改造资本主义工业”。
1954年9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毛泽东在大会开幕词中提出：“在几个五年计划之内，将我们现在这样一个经济上文化上落后的国家，建设成为一个工业化的具有高度现代文化程度的伟大的国家。”周恩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也提出：“如果我们不建设起强大的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业和现代化的国防，我们就不能摆脱落后和贫困。”这是党最早提出的“四个现代化”的概念，它与后来四个现代化的内容是有区别的。1956年1月全国知识分子会议召开。会后，全国出现了“向科学进军”的高潮，促进了科学文化现代化的提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