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1章 “后发展”国家现代化问题研究(4)

概括地看，西方发展观走入误区的症结就在于：研究者研究视角的单一与框架的狭窄，研究方法的形而上学特征，以及学院式研究成果缺乏转化为实践的能力。

西方学者研究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化问题，极易陷入这样两种误区：一是把社会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当成社会发展的全部问题。经济增长之所以长期受到发展学家们的青睐就是这一原因所致，而当其他社会问题比如犯罪、吸毒等成堆时，他们又把社会发展归结为道德与秩序问题。二是总从自己国家的观念、习惯出发，认为自己的即是最好的，总是戴着有色眼镜去观察别人与别国的情形。西方学者越到后来越感到“西方中心论”的局限，对其学说有所变更，但根本上无法拨出这一泥沼。身处不同国度的他们既不可能亲身体验，也不愿设身处地客观了解发展中国家的现实状况，感受这些国家发展过程中的喜怒哀乐，所以他们的发展理论研究不论多么高妙，也难以摆脱隔靴搔痒的尴尬。这种研究框架与视角上的痼疾归结到方法上便是形而上学的机械性、片面性与极端化。

再从西方发展学家的身份看，他们大多是高等学校或研究机构的教授、学者，因其一生中绝大部分时间在学院度过，他们的研究也就充满了学院式的特征。在他们的著述中不乏精确的数据、明了的图式、严密的逻辑推导，这些也不能说是凭空臆造，但它们与现实之间的诸多中介环节却并不为发展学家们所重视，因此，当他们直接面对现实时，常常力不从心、沦为空谈。即是说他们的发展理论缺乏转化为现实的能力。比如，佩鲁的“新发展观”中意识到了人在社会发展中的关键作用，但如何把现实中的人引导成为社会健康发展的动力主体，发展中国家如何调整人的素质与数量不相适应的步调，发达国家怎样拯救日见委钝的社会情绪，等等，几无对策。这就不能不使这种理论因缺乏现实性与可操作性而黯然失色。而这正是当代西方发展理论的一大通病。

第二“后发展”问题在当代的凸现

“后发展”问题在当代的凸现，有其深刻的时代背景。了解其产生的原因，对研究中国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

一、世界历史发展中的不平衡问题

在人类历史的发展进程中，随着生产力的发展，是人类交往的渐趋普遍化，在一定的历史阶段，“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将被各民族的各个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55页。，整个世界进入“一体化”进程，这就是“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

就现实情形看，这种世界历史体系是伴随着资本主义大工业的兴起而形成的，马克思曾经指出：“资本主义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它使每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7页。。生产的繁荣和社会化以及需求的扩大，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随着美洲的发现以及东印度和中国市场的发现，资产阶级“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54页。。在世界市场中所进行的经济交往的基础上，又形成了政治交往、文化交往，并且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这样，资产阶级就“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55页。。

由于资本主义本身所具有的基本矛盾，加之在世界历史形成中资产阶级所扮演的先行者的角色，而且在当代已经实现现代化的国家大多是资本主义国家，决定了这个由资产阶级“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的世界必然会出现畸形、扭曲和不平衡发展。

（一）根源与本质探究

资本主义世界历史时代的基本矛盾决定了世界历史体系的总体结构必然具有“等级森严的性质”。之所以具有这种性质，是与资本积累在世界范围内的扩展分不开的。因为资本积累在世界范围内的扩展内在地包含着生产的国际化与社会生活的民族或国家组织形式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具有对抗的性质。进而言之，在资本主义历史时代，生产的国际化过程是与资本强行打破民族和国家的界限，使世界上大多数相对落后的国家直接或间接地从属于少数发达国家的过程交织在一起的。资本主义世界历史时代所特有的“中心—外围”结构正是由此而形成的：“中心”地区集中和垄断着物质、科技形态的资本和财富，是生产与控制中心、债权中心和国际贸易中心；“外围”地区则是贫困不断蔓延的债务危机区和贸易条件不断恶化的地区。这种两极结构在二次世界大战前表现为“世界工厂”与“世界农村”间的国际分工。在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表现为“世界城市型”地区与农矿业低技术加工以及污染工业的物质资料生产地区间的国际分工。

在当代，以非物质材料生产（即第三产业及与其相关的部门）为主的经济结构，以高新技术和高资本有机构成产业为主的生产部门，高度发达的科技教育，实施高社会福利政策，这四点是“世界城市型”地区的基本特征。“世界城市型”地区的形成是资本积累在世界范围内不断扩大的必然结果。首先，中心区通过数世纪对外围的掠夺，积累了雄厚的资本并抢先建构了重工业经济结构，这就为率先实现工农业现代化奠定了基础。再则，中心地区作为资本主义世界历史时代的“通过剥削全世界以加速发展自己”的特殊部分，为了获得高额垄断利润和垄断高技术，为了把输出的技术商品转化为不断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在当代就必然在外围区域发展民族经济，以直接或间接的技术控制等形式延续其产业资本的剥削网。最后，利用当代科技革命的兴起，以及伴随着按零部件和工序生产的新工艺分工出现的机会，追逐高额垄断利润的中心地区将污染工业、基础工业、夕阳工业和劳动密集型工业等逐渐转移到外国，而把大量资金投入到科研、教育、为银行和个人生活服务的电信行业以及高技术领域。总之，中心地区的财富、资本扩展的规模和范围越大，它对世界市场（包括国际市场利息率）、国际贸易的垄断和控制能力也就越强，从而对外围地区的影响力也就越大。

而农矿业低技术加工和污染工业的物质资料生产区则是另一番“景象”：承担越来越多的低技术、笨重或污染性的体力劳动；在“世界城市型”地区所铺设的产业资本剥削网、借贷资本剥削网和国际贸易剥削网的控制下而负债累累（据统计，发展中国家负债总额在1999年已达到1．5万亿美元）；生存危机加重；贫困和落后的状况日益加剧（80年代以来，南北差距日趋加大。据有关资料统计，1968年南北国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之比为1∶14．9，1977年为1∶15．5，1987年则为1∶20．2。1990年占世界人口76%的发展中国家仅占世界总收入的20%，其中占世界人口半数的穷国的收入仅为世界总收入的2．6%，而占世界人口15%的“中心区”占世界总收入的70%）；难以摆脱的增长危机和财政赤字（1981年，许多发展中国家中央政府的财政赤字占国内生产总值为3．8%左右，到1999年已为80%左右）。有些西方学者往往把外围地区日趋悲惨的处境归之于该地区的政府管理不当、政策不对头等方面的原因。应当承认，这种看法并非毫无道理，但在总体上却不能说是正确的。从本质上来看，外围地区日趋悲惨的处境是资本积累在世界范围内不断扩展的必然结果。

综上所述，世界历史时代的不平衡发展规律本质上是一种结构性的不平衡发展规律。这一规律是在资本主义世界历史时代的基本结构、基本矛盾和资本积累的世界性扩展的基础上产生并发生作用的。

（二）不平衡现象的表现形态

在当代，世界历史体系中不平衡发展的表现形态是多种多样的，但从其本质上看都根源于结构性不平衡发展规律。主要有：

第一，发达国家之间的不平衡发展。这不仅反映在西方各国的国内经济增长速度的差距及其国际经济地位的变化，同时反映在中心区各国为争夺“控制权”而展开的激烈竞争中。自80年代以来，这种竞争愈演愈烈，其结果，美国在中心区的绝对优势丧失了。先从国际贸易方面看，1983年以来，日本的贸易顺差迅速上升，最高年份（1996）达904亿美元，德国最高年份（1998）达728亿美元，而美国贸易则连年逆差，最高年份（1997）达1669亿美元。直到1991年，这一不平衡的态势仍未减弱，当年美国的外贸逆差为660亿美元，日本和德国的外贸顺差分别是782亿美元和130亿美元。巨额的贸易顺差和逆差又反过来加剧了中心区国家的贸易摩擦，从而使保护主义抬头。再从经济增长速度方面看，自1990年以来，美国、日本、西欧经济实力的差距进一步缩小。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统计，到1999年，欧共体12国的国民生产总值达60100亿美元，已超过美国的53910亿美元，日本也达29420亿美元，为美国的一半以上。在国际储备方面，欧共体达3366亿美元，远远高于美国的852亿美元，日本也达797亿美元，与美国接近。另外，在高科技领域方面，美国也受到了来自日本、欧共体的强有力挑战。例如，日本已成为半导体方面最大的生产国，并在电子计算机、自动化、电信、生物工程和制药等方面成为美国强有力的竞争对手。简而言之，90年代以来，中心地区的国家或国家集团为争夺控制权的斗争已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强烈的冲击使不平衡态势有增无减。

第二，“后发展”国家之间的不平衡发展。70年代以来，“后发展”国家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日趋明显，发展较快国家的年均生产增长率几乎是发展较慢国家的5倍。与其他洲的发展中国家比较起来，亚洲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处于领先地位。在90年代，全球经济发展最快的10个国家和地区中，有7个在亚洲。而拉美发展中国家虽然经济有所好转，但也只是刚步出经济长期下降的阴影（指经济增长刚刚由负转正）。90年代的非洲经济增长率与80年代后期基本持平，保持在3%左右，然而由于其经济增长率仍低于人口自然增长率，故这一地区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实际上在不断下降。发展中国家的两极分化的加剧必然导致发展中国家在利益要求上的差别。其中某些发展较快的国家日趋向发达国家靠拢，从而削弱了发展中国家在经济上的内聚力，同时对南北关系也将产生复杂的影响。目前学术界有的人根据某些经济发展较快的外围国家被纳入发达国家的经济集团这一事实，断言资本主义世界贫富两极分化的趋势将会弱化。这一观点值得商榷。我们认为，能被纳入发达国家经济集团的外围国家，除了经济增长较快外，还要具备优越的投资环境和资源条件，或对中心区具有重要地缘政治上的战略意义。具备上述条件的发展中国家在外围区当然是少数。对发达国家来说，外围区的许多发展中国家早已经没有多少“油水可捞”了。在这种情况下，企望发达国家帮助大多数贫穷国家“致富”，那是空想。

第三，南北之间的经济差距日趋加大。南北之间的不平衡发展也就是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的不平衡发展。这是资本主义世界历史时代的结构性不平衡发展规律最基本的表现形态。这种不平衡的加剧除了表现在人所共知的经济增长和人均国民收入方面外（据统计，1993年世界人口约56亿。北美、欧共体和日本16个发达国家的人口为8．7亿，占世界人口总数的16%，国民生产总值约18．3万亿美元，占世界总产值的70．34%。西方7个大国的人口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2%，国民生产总值却占世界总产值的62．5%。据世界银行统计，在过去50年内，全球财富增长了6倍，但穷人与富人的差距越拉越大。占全球人口20%的富人拥有世界财富的75%，而占全球人口20%的穷人，人均每天不足1美元。少数发达国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超过2万美元，其中瑞士高达3．06万美元，人均每天100美元，而有的发展中国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仅80美元，人均每天0．2美元。）还表现在：其一，产业结构和进出口商品结构发展日趋不平衡。80年代以来，随着世界贸易迅速发展，南北贸易愈加不平衡。由于发展中国家产业建构调整较慢，出口商品层次较低，致使不少国家贸易条件恶化，贸易地位日趋低落。目前70%的世界贸易集中在发达国家或为发达国家所控制。另外，由于现代科学技术革命的发展，世界对发展中国家初级产品需求逐渐下降，致使发展中国家初级产品生产下降到二战以来的最低水平。其二，国际资本南北流向的日趋不平衡。80年代以来，由于种种原因，国际资本流向日趋转向发达国家，而对南方国家来说，投资不仅日趋缩减，而且还出现了资金严重倒流现象。在世界经济一体化发展的今天，贫富鸿沟的日趋加深和扩展，必将阻碍世界经济的发展，甚至会威胁到世界的和平与稳定。

综上所述，世界历史体系中的不平衡发展，本质上是一种结构性的不平衡发展。只要作为整体的资本主义运行方式存在和发展下去，这种现象就会持续出现。对于经济上落后的国家来说，如何探寻到一条既符合世界经济发展趋势，又符合本国国情的强盛之路，就成为一个很大的难题。

二、奠基于科学技术基础之上的当代实践形态

世界历史体系中的不平衡发展在当代的复杂状况，不是一种偶然的态势，只能从当代世界发展的总体特征中寻找根源和解决办法。因此理解当代世界发展的总体特征又是思考“后发展”问题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

必须看到，当代社会的发展是以当代实践为其驱动力量的，要深刻理解我们所处的时代的变革，把握社会发展的趋向，增强作为社会发展主体的自为自觉能力，就必须研究当代实践的主要特征。因为社会的进步，取决于社会实践的规模和水平；时代的变迁，根源于实践方式的变革。社会的发展是同实践由低级到高级的推进同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