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的探索可圈可点之处大致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创立了作为社会主义革命准备和转变中介的新民主主义论新民主主义论包括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和社会理论两个方面：前者开辟了像中国这样的国家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后者提出了实现革命转变的具体途径。；创立了基本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改造论，在一个占世界人口近四分之一经济文化落后的大国里比较顺利地实现了异常复杂而深刻的社会变革，初步建立起了社会主义制度；创立了以作为社会主义社会发展动力的基本矛盾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社会矛盾论，批评了那种迷信社会主义没有矛盾的形而上学观点，分析了社会主义社会在政治、经济方面存在的诸多矛盾，提出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动力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并阐述了其运行机制，构筑了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理论体系；提出了关于社会主义政治、经济、文化、外交方面的一些正确和比较正确的思想；等等。这些思想有的具有科学理论的意义，在实践中发挥了或还在继续发挥巨大作用；有的虽然在实践中没有坚持贯彻或在实践中发生过偏差，但其理论的正确性是无疑义的；有一些思想观点虽然还不准确、不明晰、不完备，甚至还掺杂有错误，但其基本思路中的某些理论价值还是应当肯定的；也有的思想观点随着历史的发展不再具有实践意义，但曾经起过的有益的作用不应当抹杀。
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的探索也存在失误，这特别体现在他晚年的思想和实践中。毛泽东对社会主义探索的理论失误，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从提出“以阶级斗争为纲”到认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二是急于求成和求“纯”，有超越革命发展阶段的“空想论”倾向。他为了追求理想的社会主义形态而没有正确认识中国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实际，因而也就没有找到正确的实现方法。他从几个方面较为深刻地触及了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然而对利用资本主义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却缺乏相当的认识。
（五）当代中国发展观：较为完满的答卷
在新的历史时期，面对几经曲折、经济文化都比较落后，在近代历史的发展中已跳越了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选择了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中国，当代中国开始了卓有成效的思考和探索。首先，既然中国人民已经选择了社会主义，就断无重蹈资本主义覆辙之理；其次，虽然我们可以跳越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直接建设社会主义，但由于生产力水平低下，这种社会主义只能是初步的，不成熟的；再者，在当今世界一体化的趋势下，相对发达的资本主义作为外部条件与我们共同存在，所以吸取资本主义的一切肯定成果为我所用，仍然是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的必然选择。
当代中国的这些论断源自对我国社会主义历史和现状的深刻分析。我国原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大国，资本主义没有得到充分发展，工业化程度极低，商品经济很不发达，基本上属于半自然经济的农业社会。中国虽然可以越过资本主义充分发展阶段而直接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但绝不可以越过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必要阶段而建立贫穷的社会主义社会。科学社会主义的一条最基本的原则是，社会主义必须建立在高度发达的物质技术基础之上，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社会的本质特征要求它在各个方面都高于和优于资本主义社会。我国的社会主义脱胎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它所赖以建立的物质技术基础还是非常薄弱的，社会生产力水平还远远落后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因此，我国在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时期以后，必须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去实现工业化和生产的商品化、社会化、现代化，以奠定社会主义社会自身巩固和它继续前进的物质技术基础。
特别注意到，工业化和生产的商品化、社会化、现代化，这在许多国家是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完成的。这种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发展社会生产力的过程，是以巨大的历史痛苦为代价的。这种代价不仅主要表现为农民被强制掠夺，并在转入工人阶级队伍后，在相当长一个时期内处于极度贫困状况，而且表现为社会生产力的巨大浪费。而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实现工业化和生产的商品、社会化、现代化，既可以达到发展生产力的目的，又可以尽量避免这些历史的痛苦。这正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表现。
总之，在我们看来，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们所面临的主要矛盾已经不再是阶级斗争，而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要解决这个矛盾，唯一的途径就是靠发展生产力，进行现代化建设。具体一点说就是大力发展商品经济，提高劳动生产率，逐步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并且为此而改革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中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部分。因此，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逐步摆脱贫穷，摆脱落后的阶段；是由农业人口占多数的手工劳动为基础的农业国，逐步变为非农业人口占多数的现代化工业国的阶段；是由自然经济半自然经济占很大比重，变为商品经济高度发达的阶段；是通过改革和探索，建立和发展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体制的阶段；是全民奋起，艰苦创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阶段。
这样，马克思晚年提出设想，在列宁、毛泽东那里变为现实却又遇到了新课题之后，当代中国较为成功地解决了“跨越”与“不可跨越”的矛盾，总结了社会主义发展中的经验教训，大胆抛弃了不切实际的幻想与空论，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像中国这样的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把科学社会主义推进到了一个新阶段。
二、后现代主义思潮对社会发展的诠释
除了公开以“发展研究”自命的上述流派，在当代西方，后现代主义思潮也以其鲜明的特征为发展理论带来新的景观，它虽然是一个涉及众多领域如哲学、文学、艺术、音乐、建筑、社会学、心理学等学科的社会思潮，但对现代化、发展问题都给予了充分的注意与论析，因此有必要对此有所关注。
后现代主义的兴起，意味着在已经现代化了的西方社会土壤里所产生的现代主义的危机与衰落。从理论的直接性上看，后现代主义是针对现代化所出现的问题进行“纠偏”，用后现代主义的术语说就是“颠覆”与“解构”。
现代主义观念体现的是所谓理性主义精神，最能体现现代主义哲学精神的是两位伟大哲人的两句格言：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和培根的“知识就是力量”。前者否定了上帝作为人的存在的本质的谬说，把人的存在的证明建立在人自身、人的自我意识上；后者则表明理性不是用于证明上帝存在的工具，而是为了认识自我、控制自然，“达到人生的福利和效用”。这就揭示了理性是证明人的至上性的工具和谋求人生幸福的工具。人的至上性和理性的工具性（为人服务的手段），是启蒙运动掀起的世俗化思潮的两面旗帜，也是构成现代主义哲学的两大要素。
现代主义解放了人的个性和尊严，引发了自然科学的繁荣和工具体系的建立。问题在于，随着历史的发展，现代主义走向了自身的反面，在“杀死上帝”之后，开始“牵制”人类自己了。具体地说，科学技术在认识自然、控制自然，给人类的幸福带来巨大效应的同时，也开始越出自己的适用范围，将自身的思维方式、操作方式变成包括人文科学在内的一切精神领域的楷模和终极标准。这就是法兰克福学派的所谓科学技术对人的意识形态的牵制。更有甚者，商品和金钱成了一切价值标准的终极裁判，思想、道德和精神都丧失了自身的标准。换言之，人平面化了，异化了。现代主义所张扬的理性，终于从“为人服务”的工具变成左右人的“主体”。
在后现代主义看来，现代主义的误区，就在于盲目地相信，只要获取关于外部世界的知识，就可以据此来改善人类社会和个人行为的准则，知识、技术的运用，也就是社会生活的实践。后现代主义所要摧毁的，就是用这种理性框架一切、整合一切的形而上学的信念。
从社会根源上看，后现代主义是对行将到来的信息社会的一种文化反映。二战以后，西方发达国家开始由大机器工业为标志的工具时代进入以计算机应用为标志的信息时代。表面看来，计算机的普及和应用是现代主义的胜利，因为计算机的操作似乎是在一种纯客观的状态下进行的，这种“逻辑机器”和“推理工具”是在没有人的干预下发生的，计算机是“不表示意义的表达机器”。然而，在后现代主义看来，正是计算机这种后工业社会的重要标志，恰好证明了现代技术理性主义观念是一种虚构，因为数据的传递要以赋予信息以意义的判断为前提。详尽地剖析后现代主义是困难的，我们在此只举对当代社会发展问题的分析有显著特点的三个论点为例，以期收到窥斑知豹之效。
（一）“后工业社会文化矛盾论”
这是美国哈佛大学的社会学教授丹尼尔·贝尔早在20世纪60年代现代主义喧嚣声中就发出的异样的声音。贝尔透过大工业生产的高效高能，看到一个以信息为工艺对象、以科技产业为主要职业的崭新的时代正在到来，并将这种社会命名为“后工业社会”。后工业社会的来临，标志着“意识形态的论争时代业已结束”，因为意识形态为人们提供的往往是动听而行不通的办法，无法解决人类的困境，它理应“终结”，代之以“接受福利国家、权力分散、混合经济和多元政治概念”。1973年，贝尔推出自己的研究成果《后工业社会的来临》，率先从后工业社会理论入手，直观后现代主义文化。1978年他又推出《资本主义的文化矛盾》，更进一层地展开对后现代主义文化的研究。
丹尼尔·贝尔认为，现代主义付出了重大代价：失掉了文化的一致性；颠覆传统文化秩序的同时，也影响了文化标准本身；艺术与生活之间的界限模糊以至消融。它作为一种消费文化不仅直接影响了人们的生活方式，而且使整个社会向享乐文化偏航。而后现代主义是对现代主义的进一步推进，从而达到了现代主义的巅峰状态。它是一种反文化，其目的是通过对人们感觉方式的革命，而对社会结构本身加以改革，以反文化的激进方式，使人对旧事物一律厌倦而达到文化革命的目的。
但是实际上，反文化也被证明是银样镴枪头，它试图把自由主义者的生活方式加以改造，推出一个现时遂愿、夸耀炫示的世界，结果既未产生什么文化，也没能改变任何东西。看来，走向后现代主义并非人类的福音，以一种更激进的方式获取的并不是灵魂的栖居，而是一种灵魂的虚空。怎么办？贝尔在其晚年殚精竭虑，为步入后现代社会的人类找到一条精神救赎之途：向后工业社会的“新宗教”回归，通过传统信仰复兴来拯救人类。这便更加虚妄。
（二）“发展所导致的衰落综合征”
奥尔利欧·佩奇1968年创建罗马俱乐部后，集中一批世界有名的社会学、政治经济学、哲学、物理学、生物学、数学、未来学专家对当代人类面临的“全球性危机”和“发展困境”作过广泛而系统的研究，提出了许多颇有国际影响的研究报告，并列举了一系列令人深思的“世界性疑难问题”，描绘出一幅由种种疑难问题交织而成的“人类险境图”：“人口无节制的增长、人民之间存在的鸿沟与分裂、社会不公正、饥饿与营养不足、贫穷、失业、盲目增长、通货膨胀、经济危机、能源危机、民主危机、货币波动、保护主义、文盲、不符合时代的教育、青年的反抗、疯癫，庞大和衰落的城市、犯罪、农村的遗弃、吸毒、军备竞赛、社会暴力、侵犯人权、无视法律、原子狂、制度僵化、政治腐败、官僚主义、军国主义化、破坏大自然、环境污染、道德价值衰退、丧失信念和不安心绪，等等。这一切都在发展，不断地相互激荡。”奥尔利欧·佩奇：《世界的未来——关于未来问题一百页》，中国对外翻译公司，1985年版，第41～42页。奥尔利欧·佩奇称这些是现代人类的“衰落综合征”。
概括地看，罗马俱乐部所论及的现代人类面临的“发展困境”可分为三类：一是国际社会的“困境”，主要有不同社会制度、不同国家，不同国际性的政治、经济和军事集团等这样一些社会共同体之间的相互摩擦、相互冲突的问题。其中包括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制度、两种意识形态和军事力量的抗衡问题，维护和加强世界和平问题，克服发展中国家、第三世界国家的社会经济、文化的落后状态，即全球性社会经济、文化的协调发展问题等。二是人类社会与自然界之间相互作用的“困境”，主要是指全球普遍存在的资源匮乏、能源短缺、粮食不足、环境恶化等问题。三是社会人类学方面的“困境”，主要是指文化教育、科学技术进步、人口发展、道德信念、健康与人格发展等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相互关系的问题。
罗马俱乐部的重要代表们揭示出了这些为人们所忽视的问题或阴暗面，但对于如何解决这种全方位的人类困境，罗马俱乐部也乏术可陈，他们称“通向复兴的道路又直又狭”，人类社会的发展面临“极限”，零星方面的修补无助于危机的根本挽救。尽管在晚年，佩奇悲观论调稍有改变，提出“实施全球性的政策和战略，把世界引入可梳理的状况，学会如何治理世界——须先学会如何管理我们自己”，等等，但这些想法还是过于宏观与抽象，于事无补。他们提出了问题，但却提供不出解决问题的答案。
（三）“晚期资本主义的社会变革论”
作为后现代主义思潮的一个代表人物，哈贝马斯并不满足于仅仅进行批判性的解构，还致力于建设性的重构。他提出了一个晚期资本主义的变革方案，探讨了对晚期资本主义社会进行变革的动因（为什么要变革）、目标（通过变革建立一个什么样的社会）、主体（依靠谁去进行变革）、对象（究竟变革什么）、道路（以怎样的方式进行变革）的完整方案。他强调社会主义革命并不根源于“无产阶级的贫困”，马克思所说的资本主义社会革命化的条件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已不复存在。这是因为在这一社会中“乌托邦力量”已经“穷竭”，“理想主义已被现实主义所取代”，因此不能在“剩余价值学说和唯物史观”基础上去寻找新的革命动因，而应着眼于“晚期资本主义”的“工具行为”越来越合理化与人的“交往行为”越来越不合理的矛盾，揭示人的本质遭受压抑，人的交往行为被扭曲的病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