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不可否认，无论是作为《我们共同的未来》专题报告给“可持续发展”界定的经典定义，还是我们对“可持续发展”的指导思想、本质、内容、规律和特点等方面的认识均存在不足。“可持续发展”的上述定义，具有明显的时代特征。恩格斯曾在一百多年前告诫人们：“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83页。但这没有引起人们的足够重视。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掠夺式的开发和破坏自然资源的现象日趋严重。但上述定义只是在优化生态环境的意义上阐释“可持续发展”的内涵。同时，该定义在文字表达上，只是停留于两代人的“需要”满足的关系来定义“可持续发展”，未突出强调当代人之间的矛盾及其重要性。而且，人们对“可持续发展”的解读也存在着误区。如有人着重从自然属性阐释“可持续发展”、有人着重从经济属性说明“可持续发展”、有人着重从科技属性定义“可持续发展”、还有人着重从社会属性界定“可持续发展”。国内有的学者还错误地认为，当今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指导思想就是我国古代道家提出的“天人合一”思想，可持续发展问题是“人类久远以来就一再深入思考着的问题”，“道家、道教的思维方式为我们讨论可持续发展奠定了基础”。陷入这些认识误区的根本原因，都是未能从马克思主义发展哲学的高度来把握“可持续发展”。
八、全球化理论
随着全球化现象的出现，全球化研究日渐成为新的显学，并于20世纪90年代成为西方学界的热门话题。
西方全球化理论并不是单一的理论学派，而是形成了自成体系的学派群体。总体而言，可概括为以下四大派别：
第一大学派是新左派。他们认为全球化就是帝国主义化，代表了反动的全球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胜利，其结果必然是不公正、不公平的两极分化，而国家和政府已经沦为国际垄断资本的“代理人”。新左派提出，当16世纪欧洲宗教改革孕育了新兴的民族国家之后，帝国系统在欧洲开始瓦解，但自主之后的欧洲列强将这种帝国遗产移植到拉美、亚洲和非洲，直至二战之后，亚非拉国家开始回归当初的独立国家形态。如今，世纪末的全球化正在催生另一种形态的帝国体制，所不同的是，这次全球化不是以军事强制为先导，而是以市场和资本为杠杆，没有鲜血和暴力，一切似乎建立在市场规律之上的自愿原则。如果当初是通过战争打破主权界线和领土观念的话，那么今日全球化则是通过资本、信息和市场来冲击国家主权，促使国家和领土的界线再度淡化。
第二大学派是新自由派。他们认为经济全球化是资本扩张的必然结果，全球化的本质就是资本主义化，甚至可以说是美国化，是美国模式的资本主义在全球取得最后胜利的标志。21世纪的世界潮流就是全球化，不管你赞同与否，人类的选择只能是接受、适应和参与。任何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国家，都将被开除球籍，被历史所淘汰。
第三大学派是怀疑派。怀疑派认为，历史并没有显现所谓全球化的事实，充其量不过是出现了高水平的国际化，也就是国家之间经济互动而已，经济全球化是某些理论家的神话。怀疑派提出，20世纪末的经济全球化并不是新事物，因为，19世纪末已经出现过全球经济、市场和金融的更高程度的一体化。如今的所谓“全球化”，充其量只是一种发达国家经济之间的“国际化”而已。他们认为，世纪之交的全球经济，只是一种“区域化”，而不是全球化，因为它只是欧洲、亚太和北美三大区域的金融和贸易的合作。怀疑派还认为，所谓的国家弱化和消亡谬论，完全是耸人听闻、无知可笑，因为这在根本上低估了国家和政府干预国际经济的持续性力量。目前所有国际间的经济交往只有依靠具体国家和政府的协调和推动，才能达到经济自由化的持续，不然将一事无成。政府绝不是国际化被动的牺牲者，而是主要的设计师和建筑师。
第四大学派是变革学派。他们认为，全球化是21世纪推动社会经济、政治快速变革的中心力量，这些变革正在重新塑造着现在世界，但未来如何尚需看进一步变革。变革学派提出，全球化在根本上是一种偶然的历史过程，而绝不是历史趋势与必然规律，谁都无法预测全球化的发展方向和它所要建构的世界新秩序。也就是说，变革学派既不像怀疑学派那样否认全球化的存在与威力，但也不像新左派和新自由派那样认定全球化必然导致传统国家的消亡，而是尽量不对全球化作出价值判断，既不认同新左派的全盘否定，也不赞同新自由学派的正面肯定，而是认为全球化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其发生和发展充满自身的矛盾与各种合力的因素，尤其是当代国际政治、经济、军事、科技和文化的流向，在历史上都是没有先例可寻的。所以，全球化的内容与方向是无法预知的。
上述全球化理论对全球化本质的界定都是片面的，他们都只是反映了全球化本质属性的某一个方面。全球化过程本质上是一个内在的充满矛盾的过程，它是一个矛盾的统一体：它包含着一体化的趋势，同是又包含着分裂化的倾向；既有单一化，又有多样化；既是集中化，又是分散化；既是国际化，又是本土化。对此，只有以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为指导，才能对全球化给予科学的界定。
九、生态现代化理论
生态现代化理论由德国学者胡伯在1985年提出。1987年联合国发表《我们的共同未来》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思想。生态现代化理论主要是一种利用现代科学技术去协调经济发展与生态演化的可持续发展理论。迄今，生态现代化没有统一的定义。
生态现代化理论，强调了经济与生态的协调发展。根据生态现代化理论，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变是现代化，从工业社会向生态社会的转变是生态现代化。生态现代化在理解和阐释现代工业社会如何应付环境危机的过程中，逐渐成为社会科学的一种主导理论，对当前中国而言这一理论同样适用。胡伯认为，生态现代化是一种利用人类智慧去协调经济发展和生态进步的理论。生态现代化的基本观点：（1）把现代科学技术理解为生态改革的核心机制，它同时强调在生态改革中经济和市场动力的重要性，认为市场经济鼓励的、政府促进的工业创新能够促进环境保护。（2）作为一种资源和风险的管理模式，超越了各种冲突和利益，通过建立新的环境议程，解决经济增长和相应的环境管理的常规矛盾。（3）把减少污染看成是加强经济竞争力的工具，而不是要求额外地增加和维持昂贵的末端处理技术，使清洁环境和经济增长不再成为一对矛盾。（4）不仅把环境挑战看成是危机，也看作是机会，可以看成是环境敏感技术的机会。（5）它代表一种前瞻的、预防的环境政策，它采用预防原理，涉及生产和消费模式的长期结构变化。（6）采用工业生态学原理和可持续发展战略，建立可持续发展的生态社会。
十、再现代化理论
1986年苏联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发生重大事故。同年德国学者贝克教授的《风险社会》德文版问世。他在书中提出了后来产生广泛影响的两个概念，风险社会和再现代化。随着1992年《风险社会》和1994年《再现代化》英文版的出版，这两个概念迅速在国际学术界传播。人们注意到科学技术的两面性，一方面它们推动了现代社会的进步，一方面又产生了大量的不可预测的副作用——技术和生态风险，而且，风险已经超出现代社会的管理能力，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特征。
贝克教授认为，我们的现代世界处于转变之中，即从工业社会向风险社会的转变。在19世纪，现代化分解了农业社会的结构，建立了工业社会；与此相似，今天的现代化正在分解工业社会，并产生另一种现代性。这种新出现的现代性就是“风险社会”。风险社会的出现代表一个新时代的到来。
再现代化（Reflexive Modernization）就是一个工业社会的创造性破坏的时代，创造性破坏的行为主体不是革命，不是危机，而是西方现代化的胜利。如果普通现代化（正统现代化）是工业社会形态对传统社会形态的解体和重构，那么，再现代化是另一种现代性对工业社会形态的解体和重构；普通现代化是从传统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变，再现代化是从工业社会向风险社会的转变；普通现代化是建立现代工业社会，再现代化是消解现代工业社会。再现代化是现代化的现代化。
方面普通（正统）现代化再现代化
生活状态团体的、阶级的社会不平等的个性化
社会功能功能分化功能协调、网络化、亚系统的融合
社会价值线性模式，相信现代化的进步性不确定性，对理性和合理化的多角度、多层次的自我修正、自我质问、自我解体
变化的动力工具理性副作用、个性化
社会争论左派和右派超越左派和右派
资料来源：Beck，U．et at．1994．Reflexive Modernization．113，182～183
以上我们概略地考察和评述了西方现代化理论的发展演进过程。这些理论形态是当代发展理论的主要内容，它们虽然在时间上是继起的，但在空间上却是并存的。比如说，世界体系理论出现后，经典现代化理论与依附理论也并没有销声匿迹，而是仍然在发生着影响，只不过发展势头有所减弱。上述理论都试图解释为什么西方国家首先实现了现代化，而许多非西方不发达国家则至今仍处于落后的不发达社会？后者能否过渡到发达社会，如何才能实现这种过渡等问题。但是，仔细研究我们也不难发现，无论是现代化理论，还是依附理论和世界体系论，都没有对这类问题作出真正的、适合于当今世界具体情况的科学的解释。因此，无论对于非西方不发达国家的实践需要来说，还是对于现代化理论本身来说，都期待着一种新的、能够真正科学地解答上述问题的现代化理论的诞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