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宗虽然多病，行事甚至有些荒唐，但刚即位时，还是表现出了一个有为之君的风范。
仁宗暴亡，医官应当负有责任，主要的两名医官便被英宗逐出皇宫，送边远州县编管。其他一些医官，唯恐也遭贬谪，便在英宗面前求情，说：“先皇起初吃这两人开的药还是很有效的，不幸去世，乃是天命，非医官所能及。”英宗正色道：“我听说这两个人都是由两府推荐的？”左右道：“正是。”英宗便道：“如这样，我就不管了，都交给两府去裁决吧。”众医官一听，都吓得魂飞魄散，暗暗惊叹新皇帝的精明与果断。显然，英宗行事很有些雷厉风行的风格，与滥施仁政的仁宗有着很大的不同。
不仅如此，英宗也是一个很勤勉的皇帝。当时，辅臣奏事，英宗每每详细询问事情始末，方才裁决，处理政务非常认真更重要的是，英宗继续任用仁宗时的改革派重臣韩琦、欧阳修、富弼等人，面对积弱积贫的国势，力图进行一些改革。
一次，英宗问欧阳修，近日屡有天灾，言事者多称是因为朝廷不能进贤任能，不知这是为何。欧阳修回答，近年进贤之路的确太窄，他自己也常常与韩琦讨论此事。可见欧阳修是有备而来，乘机进行劝谏。英宗很是惊讶，忙问道，此话怎讲？中书经常推荐一些人，他不是也大都加意任用了吗？显然英宗对自己的用人政策还是比较满意的。欧阳修却指出了问题的另一方面。他认为，自陛下亲政以来，自己和韩琦、富弼有感皇恩，精心挑选内外官员，而陛下也用人不疑，这是过去所不能比的，但所选之人多为擅长于钱粮刑名的强干之才，并非文学之士。欧阳修的这番话，先对英宗的知人善任大加褒赞，转而指出了以前所选人才过于单一的问题。英宗听罢深有所悟，决定广泛招揽人才。韩琦、欧阳修等人举荐了20人以应馆阁之职，英宗令均予召试。韩琦等人开始还认为选的人太多，英宗道：“我既然要你们举荐，为的就是从中选贤，岂能嫌多？”从中可见英宗励精图治、奋发有为的迫切心情。他对以前旧的选任体制进行大胆的改革，甚至走得比当时劝说英宗力图改作的欧阳修等人还要远，还要快。
不仅如此，英宗还非常重视书籍的编写和整理。治平元年，司马光写成了一部《历年图》进呈给英宗，英宗对此大加赞赏。治平三年，司马光依据《史记》，参以他书写成《通志》八卷，大约即是后来的《资治通鉴》的前八卷。
英宗对此予以充分肯定，鼓励司马光继续编写下去，等书成之后再颁赐新书名。他还同意司马光自己选聘助手并组织编写历代君臣事迹的书局的请求，批示将书局设在崇文院内，特允许其借调龙图阁、天章阁、昭文馆、史馆、集贤院、秘阁的书籍。
崇文院是北宋的国家图书馆，下设秘阁与三馆，三馆即昭文馆、史馆、集贤院，这些都是皇家藏书之处。秘阁所藏尤为精品，有从三馆中挑选出的万卷珍本书以及皇帝收藏的古玩和墨迹。龙图阁、天章阁是太宗、真宗的纪念馆，所藏除二人的真迹、文集外，还有图书、典籍等重要文物。不仅如此，英宗还批准提供皇帝专用的笔墨、缯帛，划拨专款，供给书局人员水果、糕点，并调宦官进行服务。英宗的批示，极大地改善了司马光编修史书的条件，使编写《资治通鉴》的宏伟事业自一开始就有了坚实的后盾。
司马光为了报答英宗皇帝的知遇之恩，在此后漫长的19年里，将全部精力都耗在《资治通鉴》这部巨著的编纂上。应该说，史学巨著《资治通鉴》的最后编成也有英宗的一份功劳。
英宗虽然有一定的政治才能，却因病英年早逝，享年36岁，空有一番抱负无从施展。不过，这却给他的儿子神宗留下了机会与挑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