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说过，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他是从一个人的社会价值的两极探索人生问题的。20世纪的80年代，在文艺理论研究方面有一个全新而著名的观点，即人物性格的二重组合，它是指文学作品中的人物性格是多重组合，这个观点套用在对历史人物的评析上也是成立的。人的社会价值比较复杂，常常是多元组合，一个有智慧的人物最大限度的发挥自己的能量时，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取向可能引导他走向成功，甚至将他们造就成英雄豪杰，天使圣贤；错误的人生观和价值取向可以扭曲他的灵魂，让他堕落成元凶巨恶，魔鬼妖邪。这样的人物在各个民族的历史舞台上频频亮相，活跃异常。在我们中华民族历史人物的浩渺烟海中，这样的人物更是层出不穷，屡见不鲜。
战国末期，群雄并起、诸侯争霸，秦国从七雄中异军突起，成为最强大的国家。原因在于当时远在西方的秦国能够招贤纳士，一批有识之士纷纷登场亮相，李斯就是其中的一位。他辅佐秦王嬴政扫平六合，终成帝业，结束了分裂割据、诸侯混战的局面，开创了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他自己因此流芳后世，名著史册。然而，他在创造辉煌的同时，由于屈从赵高，制造了毁灭，落得个身首异处祸及族灭的悲惨下场。当然，在秦始皇显赫一世的历史功绩中，李斯功不可没。但是，他晚年又参与宫廷政变，助纣为虐，杀戮无辜，帮助秦二世推行暴政，加剧了秦朝的社会危机，最终导致秦朝灭亡。长期以来，人们对李斯的评价或云天使，或云魔鬼，或云圣贤，或云妖邪，众说纷纭，谜团诸多，莫衷一是。
从司马迁的轻重两极理论来看，李斯这个人物身上既散发出天使的灵光闪亮，又暴露出魔鬼的凶残丑陋，他的性格是由真善美的伟大和假恶丑的卑琐两重属性构成的。所以，在他人生历程中，成就秦国，走向辉煌的同时，他也制造了毁灭，身死族灭。要探究他奋斗不息、有功于秦，以及人格扭曲、有过于秦的心路历程，就得从了解他的生平事迹谈起。
李斯生于战国末年，是楚国上蔡人，今河南上蔡县人。他出身贫寒，这样的家庭出身，使他在社会上求生谋职的时候不会得到较好的工作，所以，他年轻时做过掌管文书的小吏。司马迁在《史记·李斯列传》中记载了这样一件小事：有一次，他在厕所里看到老鼠在粪便中寻找食物，一见有人或狗走近，不得不舍弃而惊慌逃窜。后来，他在官仓里看到老鼠放肆的吃粮食，自在的生活，也没有人去理睬它，官仓积谷很多，没有饥饿的忧虑，居于高屋大厦之中，没有风雨的忧愁，更不会有人或狗的骚扰。于是，他发出了这样的感慨：“人之贤与不肖，譬如鼠矣，在所自处耳！”这就是说，人的尊卑贵贱就像老鼠一样，处于不同的环境中，就有不同的遭遇。一个人一旦爬上社会的顶端，才能为所欲为，安享富贵。如果居于人下，就要历经磨难，备尝屈辱。一个处在社会底层的小吏，追求良好的生活环境和较高的生活质量本来是无可厚非的。更何况，李斯的这种不满现状、积极进取的精神具有反传统意识，与战国思想是合拍的。在战国时期，人人争名逐利，李斯也不甘寂寞，想干出一番事业来，从而改变自己的生存状况，这是可以理解的。但从道德的层面上来看，他把自己的人生目标定位在谋取高位，过豪华舒适生活上，似乎让他的人生价值的取向出现了偏颇，以致后来他在自己的人生歧途上越走越远。
为了达到飞黄腾达的目的，李斯辞去小吏，到齐国求学，拜荀卿为师。荀卿是当时著名的儒学大师，他是打着孔子的旗号讲学的，但是，他不像孔子那样墨守成规，而是从当时的政治形势出发，对孔子的儒学进行了发挥和改造，因而很适合新兴地主阶级的需要。荀子的思想很接近法家的主张，也是研究如何治理国家的学问，即所谓的“帝王之术”。李斯完成学业之后，反复思考应该到哪个地方去展露自己的才华，方能得到荣华富贵呢？他审时度势，经过对各国情况的分析和比较，认为当时除秦国之外，其余六国都软弱无能，无法实现他建功立业、追求奢华的理想。所以他把目光投向了西方的秦国。
临行之前，荀卿问李斯为什么要到秦国去，李斯回答说：“一个人能否成就一番事业，在于他能否把握住恰当的机遇，现在诸侯争雄，天下大乱，正是英雄建功立业的好机会。纵观诸侯各国，唯有秦国雄心勃勃，想奋力一统天下，到那里可以有一番作为。”其中最经典的两句是“诟莫大于卑贱，悲莫甚于穷困”。这两句话透视出了李斯恐惧贫穷贪婪富贵的情结。言外之意，人生在世，卑贱是最大的耻辱，穷困是莫大的悲哀。一个人总处于卑贱穷困的地位，那是会令人讥笑的。不爱名利，无所作为，并不是读书人的想法。所以，他到秦国去了。李斯告别了老师，来到了秦国。
李斯的老鼠人生观归纳起来，无非是像仓鼠那样过好日子，也像老鼠那样机灵的保护自己，并在社会的环境中寻找自己发展的机遇，去最大限度地实现自己追逐功名的人生价值。正是这一人生观的支配，使他清醒地认识到，要走向成功，就必须抓住机遇。当时天下大乱，诸侯争雄，正是有识之士奔走四方，游说诸侯，建言献策，建立功业的时候。要改变自己的境遇，就必须抓住这个机遇。所以他向自己的老师荀子毫不掩饰的表白了自己对功名利禄荣华富贵的追求。当一个人赤裸裸的把追求人世间的功名富贵作为自己的人生目标时，本身就潜藏着危机，因为他把人生的一切就像赌博一样都押上去，难免使其人生的天平出现倾斜，并因此产生生存危机。所以当荀子听了李斯的表白后，已经担心他的人生会遭不测，因为他的人生价值出了问题。
李斯到了秦国以后，就去投奔国相吕不韦，谋得宾客之位。很快就得到秦相吕不韦的器重，提升他做了郎官，有了接近秦王的机会。不久他为秦王嬴政献上了一个灭掉六国、平定天下的战略构想，秦王嬴政完全予以采纳，因此取得秦王的赏识，被封为客卿。从此以后，他的才干得以施展，职位步步高升。然而正当李斯离自己的梦想越来越近的时候，却传来了秦国驱逐所有外国客卿的逐客令，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原来，正当秦王下决心统一六国的时候，韩国水工郑国事件曝光，由此牵扯出来了一系列事件。说是东方各国先后派间谍纷纷来到秦国做宾客，窃取各种情报，诸说纷纭，令秦国满朝惶恐，群臣建议秦王下令驱逐一切来客。于是，秦王下了逐客令，李斯已经位居客卿，身为楚国人的他自然不能幸免，逐客令使李斯遭到了灭顶之灾。那么，如果一旦被驱逐出境的话，李斯数年的苦心经营就会毁于旦夕。而如果辗转他国另谋高就，则前途功名更是遥遥无期。李斯在离别之际，奋笔疾书，上书秦王，力谏逐客，写下了流传千年的《谏逐客书》，这篇文章充分表达了李斯对被驱逐的不甘心。《谏逐客书》虽然短小，却非常精悍，旁征博引，字字珠玑。李斯既是为自己、也是为所有在秦国的外国宾客辩解，同时，更是在向秦国的才人制度进行抨击，他对问题的深刻见解引起了秦王的深思。
他的《谏逐客书》中最经典的一段话是“泰山不让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择细流，故能就其深”。这一段话很能反应李斯的人才观，在李斯看来，只有吸引人才，国家才能繁荣昌盛，尤其在战国这个特殊的历史时期，各国诸侯为了争雄，不惜重金招贤纳士，聚拢人才，一个国家的兴盛与人才的支持是分不开的。而且，那些有识之士也在千方百计寻找适合自己施展才华的政治舞台。于是，士人阶层非常活跃，他们奔走各国，游说诸侯，一时之间，人才济济。秦国之所以能完成统一天下的大业，与他们招纳了众多的人才是密不可分的。李斯在书中历数秦自穆公以来的四位君主，招贤纳士，依靠客卿辅佐秦国君主，建立不朽功业的史实，说服秦王撤销了逐客令。李斯的这封上书力挽狂澜，不仅改变了他个人的命运，同时也为秦国最终兼并六国，统一天下，贮存和保留人才资源，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李斯的这封上书，不仅情词恳切，而且确实反映了秦国历史和现状的实际情况，代表了当时有识之士的见解。李斯仅此一个建议，就令两千余年的后世为其喝彩不断，也正是这一篇《谏逐客书》展露了他谋政兴国的政治才华，成为历史名作，李斯被进一步提升为长史。
韩国水工郑国事件是怎么一回事？在此也做一简单交代。当秦王下决心统一六国的时候，韩国怕被秦国灭掉，派水工郑国到秦国，鼓动秦王修建水渠，目的是想削弱秦国的人力和物力，牵制秦国的东进。从主观上讲，这是韩国的一个巨大阴谋，把这个阴谋叫“疲秦之计”。时隔半年，这件事就曝光了，但秦王对这件事的处理还是很理智的，也就在秦王撤销逐客令后，即将被杀的郑国也向秦王进言：韩国让秦国大兴水利建设工程，当初的目的是消耗秦国实力，减轻秦国对东方各国的压力，但水渠修成之后，“为秦建立了万代之功，对韩只是延续数年之命”。秦王觉得郑国的话有道理，决定不杀郑国，让他继续组织人力修完水渠，这就是后来闻名于史的郑国渠，它对秦国经济的繁荣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李斯从郡县小吏到三公九卿，终于一步步实现了自己的目标，完成了他人生的三 级跳，我们从中可以看到李斯的聪明才干，以及为实现梦想所做出的努力。然而，李斯虽然力谏秦王重视人才，留住外国客卿。但是，一旦涉及自己的切身利益的时候，李斯却因为一个人而做了一件为后世所不齿的事情。正当李斯步步高升的时候，他把韩非的文章献给秦王嬴政，说明李斯确实欣赏韩非的才学，而且多少还带着政治投机的心理，希望用同窗之谊为自己的政治前途加分。然而，嬴政对韩非的大加赞赏却又让李斯嫉贤妒能，唯恐在秦王面前失宠，于是设计陷害韩非。
韩非和李斯是同学，是韩国的公子，其人德才兼备，满腹经纶，继承了荀子的学说，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君主专制理论。韩非口吃，说话不利索，却善于著述。他回到韩国以后，看到韩国太弱，多次上书献策，但都未能被采纳。于是，他发愤著书，先后写成了《孤愤》《五蠹》《说难》等作品。他的书被李斯带到秦国献给秦王，秦王读到韩非的书后不禁赞叹：我要是能见到此人，和他交往，死而无恨。不久，因秦国攻打韩国，韩王不得不起用韩非，并派他出使秦国。秦王非常喜欢韩非，但还没有决定是否留用，李斯知道韩非的学识才华在自己之上，担心秦王重用韩非，对自己的前途不利，就向秦王进言。他说：韩非是韩王的同族，大王要消灭韩国，韩非怎么能爱秦国而不爱韩国呢？热爱自己的祖国，这是人之常情。如果大王决定不用韩非，韩非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把他放走，恐怕留下后患，不如把他杀掉。秦王轻信李斯的话，令人暂将韩非收监，听候处分。根据秦国法令规定，狱中的囚犯无权上书申辩。韩非万般无奈，结果被李斯逼迫自杀。
李斯以卓越的政治才能和远见，顺应历史发展的趋势，佐助秦王制定了吞并六国，实现统一的策略和部署，并经过仅仅十年的努力实施，就先后灭了六国，于公元前221年建立了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制的封建王朝，第一次完成了统一大业。秦朝建立以后，李斯升任丞相。他继续辅佐秦始皇，在巩固秦朝政权，维护国家统一，促进经济和文化的发展等方面屡建奇功。他建议秦始皇废除了造成诸侯分裂割据、长期混战的分封制，实行郡县制。这一整套封建中央集权制度，从根本上铲除了诸侯王国分裂割据的祸根，对巩固国家统一，促进社会发展起了积极作用。所以，这一制度在秦以后的封建社会里一直沿用了近两千年。
秦统一后，由于过去各诸侯国长期分裂割据，语言、文字有很大差异，对于国家的统一和经济、文化的发展极为不利。李斯及时地向秦始皇提出了统一文字、统一度量衡、统一货币的建议，并亲自主持这一工作，并付出了巨大努力，做出了重大贡献。
公元前213年，秦国群臣聚集在咸阳宫为秦始皇歌功颂德，儒生淳于越站在儒家的立场来评论秦朝的政治，同秦始皇的思想和行动发生了抵触，使得秦始皇大为不满。这时李斯向秦始皇阐述了自己的观点，他认为，不必效法古代。现在的这些儒生总是以古非今，搅乱民心。对于造谣惑众，不利于统一天下的言行必须禁止，否则将会影响政局的稳定，有损于皇帝的权威。最后，他把这一切都归罪为读书的缘故，建议秦始皇下令焚书。“焚书坑儒”是李斯建议为打击儒生以古非今、诽谤朝政的倒行逆施，为巩固中央集权所采取的非常措施。这在当时历史条件下，不无积极作用，但它毕竟是我国文化史上的一次大浩劫，对我国秦以前文化典籍的破坏是极其严重的，这一事件令我们深思。
在中国历史上，焚书、杀戮文化的事例屡见不鲜。在一次次的文化浩劫中，秦始皇堪称首开先河，因此，这个暴君遭到千夫所指，众人唾骂。然而，焚书的始作俑者竟是丞相李斯，李斯从有利于维护统一帝国的角度，阐述了私学儒术对帝国法令执行的危害，因此建议秦始皇焚书，鼓动秦始皇通过焚书来统一思想，控制言论。他的这一主张符合秦国一直实行的法家思想，也切合了秦始皇专横跋扈的性格，所以得到了秦始皇的同意。焚书事件却让中华文化遭受了一场空前的浩劫，不仅使秦以外的《诗》《书》及诸子百家惨遭焚毁，连谈论者也遭遇灭门之灾。但无论如何，焚书使许多诗书毁于一旦，也从此失传。
李斯之所以把分封制与郡县制的争论引到焚书这一事件上来，目的就是为了迎合秦始皇，并进一步达到巩固自己的地位，然而低劣的品质使他成为后世唾骂的势利小人，并使他谋政兴国的政治才华，也随着他人性灵光的泯灭而失去光泽。
这次焚书事件不但秦以外的史书和诸子百家的典籍遭到被焚毁的厄运，甚至连谈论传播者也要惨遭灭门之祸。从而，中华文化遭到一场空前的浩劫。秦始皇采纳李斯的建议是有相应前提的，李斯以他卓越的政治才能和远见，佐助秦王制定了吞并六国，实现统一的策略和部署，仅仅用了十年的时间，就先后灭了六国，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完成了统一大业。李斯倡议的封建中央集权制度，从根本上铲除了诸侯王国分裂割据的祸根，对巩固国家统一，促进社会发展起了积极作用。
一方面，焚书是两种思想的斗争，为了统一思想，控制言论，从而达到维护帝国的统一。李斯鼓吹焚烧诗书，明确法令，这样才能实现国家的稳定。他们企图通过焚书把百姓的思想抽空，让百姓变的愚昧无知，失去任何反抗能力，这就是他们的愚民政策。岂不知书是人类进步的阶梯，智慧的结晶，文明的象征。他们的反文明的行为不仅阻碍了学术文化的发展，同时也让他们失去了民心。
另一方面，到了春秋末期，随着周王室的衰落，诸侯纷争，群雄并起，加速了中国文化思想上的黄金时代的到来，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百家争鸣的局面。在治国方面，大家各有自己的主张，道家讲无为而治，儒家讲宗法等级，法家讲严刑峻法，不一而足。秦作为一个统一的帝国，它的政策制度随时面临着民间学派的挑战，将诸子百家学说列人黑名单也就不足为奇了。
“焚坑”事件是大秦帝国进行的一场严格的文化专制制度，是关于道德、法律和人性的残酷的较量，在这个关键时刻，作为帝国丞相的李斯的灵魂发生了严重的扭曲。
由于秦始皇的赏识，李斯不仅官运亨通，他的子女也都跟着沾光。李斯的长子李由做三川郡守，掌握了一定的军政大权，其他子女也都与帝室结成了婚姻关系。有一次，李由回到咸阳，李斯摆设家宴，百官都来赴宴祝酒。在这种热烈的酒席上，李斯想起了他的老师荀卿告诫他的“物忌太盛”这句话，感慨地说：“我李斯不过是上蔡的一介布衣，闾巷里的一个百姓，今天却做了丞相，可以说是富贵到了极点。但是，物盛则衰，我还不知道将来会有什么样的结局呢。”由此可见，李斯并没有完全陶醉于高官厚禄之中，他对现实的认识还是比较清醒的。
秦始皇三十七年即公元前210年十月，秦制以十月为岁首。秦始皇决定第五次巡游，也就是到全国各地进行考察调研活动。随同巡游的有丞相李斯、秦始皇宠爱的小儿子胡亥及赵高等。这年七月，皇帝的仪仗队到了沙丘，秦始皇得了重病，令赵高写诏书给长子扶苏，回咸阳办理丧事。信写好还没有派人送出去，秦始皇就死了。秦始皇死后，李斯怕引起天下大乱，密不发丧，每日照常令人送水送饭，不让外人知道死讯。按照惯例，应由秦始皇长子扶苏继位。扶苏思想倾向于儒家，不同意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当面提过意见，惹得秦始皇生气，把他派到西北大将蒙恬那里。这时，宦官赵高正酝酿着一个巨大的阴谋，他曾是胡亥的老师，极力怂恿胡亥称帝，他就可以大权在握了。但却必须得到丞相李斯的支持。赵高虽是个太监，可这个人的口才极好，非常善于言辞，而且办事能力很强，担任中车符令，平时装的温从柔顺，表现得低三下四，那只是时机未到。秦始皇的沙丘暴病而亡，为赵高提供了一个机遇，利欲熏心的赵高觉得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于是他利用大秦王朝在皇权上出现巨大真空的机会发动政变。但他深知要取得政变的成功，必须得到两个人的支持，即就是胡亥和李斯，胡亥是他的学生，很快就被他搞定，如何说服李斯这让他颇费了一番心思，但赵高毕竟蓄谋已久，更何况他对李斯性格中的弱点了如指掌，我们看看他是如何胁迫李斯就范的。下面是赵高与李斯的一段对话。
赵高一张嘴就把自己的阴谋和盘托出：“皇帝临死前，曾写了一封召回扶苏参加葬礼的书信，还没送出去，皇帝就死了，这封信没有人知道，现在胡亥手里。现在，决定由谁来继位，全在你和我来决定，你认为如何？”这是试探的口气。李斯一听非常震惊：“这是亡国的言论，不是人臣应该议论的。”李斯的反映敏感而强烈，表现出对赵高的极其不满。但赵高早就对李斯的为人了如指掌，他让李斯和蒙恬进行对比，给李斯以震慑，摧毁了李斯的心理防线，李斯自觉不如蒙恬。于是，赵高乘机又说，扶苏刚毅而勇敢，他继位后必将任用蒙恬为丞相。这话很能抓住李斯当时贪恋相位、意欲封侯的心理。赵高接着又威胁道，现在天下实际上掌握在胡亥和他的手里，扶苏、蒙恬和李斯的命运也全都攥在他们的手里。这一番话戳到了李斯的软肋上了，使这位能言善辩、计高谋深、纵横捭阖、权倾朝野的政治家不寒而栗。李斯终于服软了，他贪生怕死的心理被激活了，为确保富贵，他决定跟赵高干。
一个大秦帝国的开国元勋，一个精明老道能言善辩的丞相，在道义和功利面前迷失了方向，不得不屈从于太监赵高，助纣为虐，参与了宫廷政变。胡亥、赵高将秦始皇召扶苏来咸阳送葬的遗诏加以篡改，斥责扶苏“无尺寸之功”“不孝”，令他自杀。同时责备蒙恬“不忠”，也令他自杀。结果扶苏乖乖地自杀了，蒙恬不肯自杀，后被囚禁，还是服毒而死。
公元前209年，胡亥继承了帝位，开始了比秦始皇更加残忍的统治，他横征暴敛，昏庸无道，社会矛盾日益恶化。也就在这一年的九月，陈胜、吴广在大泽乡揭竿而起，发动农民起义，点燃了反秦的熊熊烈火。秦朝，这个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封建王朝建立仅仅十二年，就陷入了风雨飘摇的动荡之中。而此时的秦朝宫廷也不例外，一手策划沙丘政变的宦官赵高借助秦二世胡亥的信任，开始进行全面的大清洗。而对于李斯来说，他曾经亲自参与了沙丘政变，是赵高、胡亥的救星和功臣；同时，身为丞相的他地位显赫，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是百官之首，李斯与胡亥、赵高的结合，是为了互相利用，所以后来他们之间钩心斗角，也就是自然的事情了。
李斯是个不惜一切代价而想得到功名的政客，但比昏庸无能的胡亥当然要高明得多。他看到了秦王朝的危机，为了保存自己的既得利益，也不敢规劝胡亥。一次，胡亥责问李斯说：过去韩非曾经说过，古代的君王都是十分辛勤劳苦的，难道君王管理天下是为了受苦受累吗？这是因为他们无能。贤人有天下，就要让天下适应自己，如果连自己都不能满足，又如何治理天下呢？我想随心所欲，而又要永远统治天下，丞相有什么办法？这时，李斯的儿子李由镇压农民起义进军不力，大将章邯要追查李由的责任，并上书讥讽李斯的无能。李斯因此心中恐惧，为了取悦秦二世胡亥，提出一套“督责之术”。所谓“督责之术”就是朝廷对臣下和百姓实行“轻罪重罚”，君主对国家实行独断专行，只有这样，君主才能随心所欲，为所欲为。只有实行“督责之术”，群臣百姓就不敢造反，君王的地位才能得到进一步的巩固。
在沙丘政变之后，赵高因为改立胡亥之功，被提升为郎中令，这是仅次于“三公”，即丞相、太尉和御史大夫，而位居九卿之首的重要官职。利用这个职位的便利，以及他与胡亥二十年师生之谊，并建立起来的信任与倚重，赵高愈发飞扬跋扈。因为这些还远远没有达到他的最终目的，接下来，他便在李斯与胡亥之间挑拨离间，李斯深知自己为赵高所卖，担心相位不保，恐有灭门之祸，于是上书二世，揭露赵高无人臣之理，包藏祸心，如其阴谋得逞，江山社稷将不能保。规劝二世早除祸患，以防变生肘腋。二世不仅不能采纳，并将他上书之事告诉了赵高。宫廷里的政治斗争往往显示出一种残酷无情与不择手段，因而在手腕更高、计谋更毒的赵高面前，李斯败下阵来。赵高罗列李斯罪状于胡亥，将李斯下狱治罪。锒铛入狱的李斯并不甘心成为赵高手里任人宰割的羔羊，他在狱中多次上书，都被赵高扣留。赵高借机说李斯与其儿子李由谋反，对李斯严刑拷打，刑讯逼供。李斯是一个有着四十多年从政经验的秦朝老臣，对于秦朝的法律制度是非常熟悉的。一旦承认自己是谋反之罪，肯定是死罪难逃，但李斯还是被迫承认谋反，曾经显赫一时的秦朝丞相，如今却成为刀下之鬼，曾经主持刑狱多年的他，如今却反而上了断头台。公元前208年七月，也就是在沙丘政变两年之后，李斯最终被处以死刑，腰斩于市。腰斩是古代的一种严酷的刑罚，它是用重斧将犯人从腰部砍成两截。临刑前，李斯才真正感到了自由的可贵，朴素生活的可贵，他不禁想起，自己不过是上蔡一介平民，如不从政为官，不追求荣华富贵，怎么会遭此凌辱，想到这些，他不无感慨地对身边的小儿子悲凉地说：从前，在家乡上蔡，我带着你同出东门，手牵黄犬，追猎狡兔，何等惬意舒心，如今再也不能了。说罢父子抱头痛哭。
秦王朝已离我们远去了。那段历史离我们远去了。李斯远去了。然而李斯的荣辱却留给我们很多值得玩味的东西。李斯是中国历史上的政治奇才，他奔波一生，图谋一生，才华体现在辅佐君主上，智慧反映在兴邦建国上，他功成于六合一统，业就于身居相位，可谓富贵已极，荣耀已极。然而，他的低劣品质是他致命的弱点，贪图富贵，追逐名利，最终使他人格扭曲，灵魂堕落，以致他出卖良心，出卖忠贞，出卖臣节，助纣为虐，制造了毁灭，落得个身首异处，祸及族灭，可谓自掘坟墓，咎由自取。
仓鼠一叹，取向不正，曾经令李斯奋斗不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是何等尊贵。儿女皆与皇室通婚，是何等荣耀。然而，他处心积虑，机关算尽，在人生的歧途上越走越远，缺乏道义的支撑的成功就不会长久。所以，李斯的悲剧便是由人生目标的错误开始的。最后让我用这样一句名言来结束话题吧，“壁立千仞，无欲则刚；海纳百川，有容乃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