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帝立储的小金匣，按清朝“家法”应放在乾清宫“正大光明”匾后面。清世宗雍正元年（公元1723年）八月十七日，清仁宗爱新觉罗·甬琰在乾清宫西暖阁，宣布实行“秘密立储”。皇帝立皇太子的御书，悬置于乾清宫“正大光明”匾额之后。在清宣宗爱新觉罗·珉宁之前，宣示传位密旨继位者，只有清高宗爱新觉罗·弘历和清仁宗爱新觉罗·甬琰。清高宗爱新觉罗·弘历叙述开启“小金匣”的过程说：“逮皇考传位联躬，宣示密缄，仓猝之际，朕不敢自行启封，召同大学士鄂尔泰、张廷玉，当面展缄敬阅。”这就是所谓“公同手启，立定大统”。由此可见，“宣示密缄”是嗣君与朝臣共同开启的。清高宗爱新觉罗·弘历内禅皇位给清仁宗爱新觉罗·甬琰，是由清高宗爱新觉罗·弘历亲自开启匣宣谕的。其经过是：清高宗乾隆三十八年（公元1773年），密立皇十五子甬琰为皇太子，按照清世宗爱新觉罗·胤禛立下的规矩收藏秘密立储诏书。清世宗乾隆六十年（公元1795年）九月初三日，清高宗爱新觉罗·弘历在圆明园勤政殿，召集皇子皇孙、王公大臣等“将癸巳（乾隆三十八年）所定密缄嗣位皇子之名，公同阅看，立皇十五子嘉亲王甬琰为皇太子”云云。清仁宗爱新觉罗·甬琰秘密立储御书的匣，自然不应例外。清仁宗爱新觉罗·甬琰在避暑山庄病逝后，本应立即派大臣急驰北京，到乾清宫取下正大光明匾后的秘密立储御书。但是，当时并没有这样做。那么秘密立储御书收藏在何处？据包世臣所撰《戴公（均元）墓碑》文记载当时情状，御书由清仁宗爱新觉罗·甬琰随身携带。《碑文》记载：清仁宗嘉庆二十五年（公元1820年）春，戴均元拜文渊阁大学士，晋太子太保，管理刑部。同年七月，戴均元和托津等随从清仁宗爱新觉罗·甬琰到热河秋狝，“甫驻跸，圣躬骤有疾，不豫。变出仓猝，从官多皇遽失措”。戴均元和托津督促内臣翻检皇帝遗物，最后在清仁宗爱新觉罗·甬琰近侍身边的“小金合”里找到了传位诏书。“匣”没有放在乾清宫“正大光明”匾之后，“匣”开启时也没有储君等在场，这是违背清室“家法”的。于是，有的学者认为：“‘匣’随清仁宗爱新觉罗·甬琰带往避暑山庄的记载，实难征信。”此为历史疑云之一。
清仁宗爱新觉罗·甬琰刚断气，总管内务府大臣禧恩，建议由清宣宗爱新觉罗·珉宁继位。禧恩，满亲宗室，满洲正蓝旗，睿亲王淳颖之子。这里要补充一句，就是睿亲王多尔衮没有儿子，其弟多铎的儿子多尔博过继给多尔衮，袭睿亲王。多尔衮被革王爵、撤庙享后，多尔博又归宗多铎后。清高宗爱新觉罗·弘历给多尔衮平反，恢复多尔衮睿亲王封号，多尔博仍为多尔衮的继承者。其时多尔博已死多年，命他的五世孙淳颖袭睿亲王爵。睿亲王淳颖是清仁宗爱新觉罗·甬琰惩治和砷所依靠的重要亲信和得力大臣，他的儿子禧恩，初入宫为头等侍卫，继升为御前侍卫，后升为内务府大臣。清仁宗嘉庆二十五年（公元1820年）七月，禧恩作为内务府大臣，随清仁宗爱新觉罗·甬琰车驾到避暑山庄。《清史稿·宗室禧恩传》记载：“仁宗崩于热河避暑山庄，事出仓猝，禧恩以内廷扈从，建议宣宗有定乱勋，当继位。枢臣托津、戴均元等犹豫。禧恩抗论，众不能夺。会得秘匮朱谕，乃偕诸臣，奉宣宗即位。”禧恩出身宗室，地位重要，影响亦大，其建议没有得到军机大臣托津、戴均元等认同，这说明，奉清宣宗爱新觉罗·珉宁嗣位一事在当时似曾经过一场激烈的争论。禧恩建议清宣宗爱新觉罗·珉宁继位表明：清仁宗爱新觉罗·甬琰生前并未就嗣位之事在大臣中公布，禧恩建议时也未公启匣。否则，托津、戴钧元等不会“犹豫”而不表态。所谓“公启匣，宣示御书”之说，存在矛盾，大可存疑。禧恩只是内务府大臣，按照“家法”，他没有资格“建议清宣宗爱新觉罗·珉宁继位”，可是他又为什么违背“家法”而这样“建议”呢？此为历史疑云之二。
清仁宗爱新觉罗·甬琰先后有两位皇后，第一位是孝淑睿皇后，喜塔拉氏，为清宣宗爱新觉罗·珉宁的生母，她只当了一年多的皇后就病死；第二位皇后是孝和睿皇后，钮祜禄氏。孝和睿皇后生下两个儿子——皇三子爱新觉罗·绵恺和皇四子爱新觉罗·绵忻，但她对清宣宗爱新觉罗·珉宁备加照顾，他们关系很好。孝和睿皇后并不知清仁宗爱新觉罗·甬琰密诏匣在什么地方，她应当也不知道“秘密立储”所立的皇太子是谁。然而，当孝和睿皇后在北京皇宫惊悉清仁宗爱新觉罗·甬琰崩于热河行宫噩耗时，便发出懿旨：“今哀遘升遐，嗣位尤为重大。皇次子智亲王，仁孝聪睿，英武端醇，现随行在，自当上膺付托，抚驭黎元。但恐仓卒之中，大行皇帝未及明谕，而皇次子秉性谦冲，素所深知。为此特降懿旨，传谕留京王大臣，驰寄皇次子，即正尊位。以慰大行皇帝在天之灵，以顺天下臣民之望。”这个皇太后懿旨，对于清宣宗爱新觉罗·珉宁嗣位，关系极为重要。清宣宗爱新觉罗·珉宁在热河接奉懿旨时，伏地叩头，感恩不尽！后来，所有正史均只记载了避暑山庄公启匣之事。清宣宗爱新觉罗·珉宁复奏皇太后文曰：“子臣（清宣宗爱新觉罗·珉宁）跪奏：本月二十五日，皇父圣躬不豫，至戌刻大渐……维时御前大臣、军机大臣、内务府大臣，恭启匣，有皇父御书：清仁宗爱新觉罗·甬琰四年四月初十日卯初，立皇太子（珉宁）朱谕一纸。该大臣等，合词请遵大行皇帝成命，以宗社为重，继承大统。子臣逊让，至再至三。该大臣等，固请不已。本日（二十九日），恭奉懿旨，子臣即正尊位。皇父、皇母，恩慈深厚，子臣伏地叩头，感悚不能言喻……谨将匣所藏皇父朱谕，恭呈懿览，谨缮折复奏，恭谢慈恩。七月二十九日。”当年清圣祖爱新觉罗·玄烨继位，是孝庄太后的意思，但是用清圣祖爱新觉罗·福临的遗诏名义宣布的，而不是用皇太后“懿旨”的名义。这里产生了问题：皇太后指令清宣宗爱新觉罗·珉宁继位违背“祖制”、“家法”，如果懿旨同遗诏发生矛盾怎么办？此为历史疑云之三。
《清史稿·托津传》记载：“仁宗崩于热河避暑山庄，事出仓猝，托津偕大学士戴均元，手启宝盒，奉宣宗即位。”托津，为满洲富察氏，自清仁宗嘉庆十年（公元1805年）开始任军机大臣，又任正白旗领侍卫内大臣、东阁大学士，可谓枢密老臣、朝廷重臣。《清史稿·戴均元传》也记载：“扈从热河，甫驻跸，帝不豫，向夕大渐。戴均元，清高宗爱新觉罗·弘历进士，官协办大学士、军机大臣、上书房总师傅。均元与大学士托津督内侍检御箧，得小金盒，启，宣示御书立宣宗为皇太子，奉嗣尊位，然后发丧。”这两条记载，同《清史稿·宗室禧恩传》记载不一致。包世臣所撰《戴公（均元）墓碑》文，记载当时寻找并开启匣的情状：在清仁宗爱新觉罗·甬琰临终时，由托津、戴均元督促太监，翻箱倒匮，寻觅匣，最后由近侍于身间找出小金盒。而前引《清史稿·宗室禧恩传》所载，禧恩建议立清宣宗爱新觉罗·珉宁，托津、戴均元均犹豫，则并无其事。托津、戴均元开启金盒时，也没有见记载当事人清宣宗爱新觉罗·珉宁在场。人们对此事的真伪产生怀疑。此为历史疑云之四。
《清仁宗实录》载：“上（清仁宗爱新觉罗·甬琰）疾大渐，召御前大臣赛冲阿、索特纳木多布斋，军机大臣托津、戴均元、卢荫溥、文孚，总管内务府大臣禧恩、和世泰，公启匣，宣示御书：嘉庆四年四月初十日卯初，立皇太子（珉宁）。”《清仁宗实录》是清宣宗爱新觉罗·珉宁继位之后修纂的。《清宣宗实录》也记载：“仁宗疾大渐，召御前大臣赛冲阿、索特纳木多布斋，军机大臣托津、戴均元、卢荫溥、文孚，总管内务府大臣禧恩、和世泰，公启匣，宣示御书：嘉庆四年四月初十日卯初，立皇太子（珉宁）朱谕一纸。戌刻，仁宗崩……扈从诸臣，遵奉硃笔遗旨，请上即正尊位。上号恸仆地，良久方起。”《清宣宗实录》是清文宗爱新觉罗·奕宁修的，不会同他父皇纂修的《清仁宗实录》相违背。以上两个“实录”总算把这件事作了自圆其说。在相关的档案中，“公启匣”为“公启密缄”。据此，当清仁宗爱新觉罗·甬琰病危时，临终前召戴均元、托津、禧恩等八大臣，“公启匣”，立清宣宗爱新觉罗·珉宁为皇太子。然而，这同前面《清史稿·宗室禧恩传》的记载相矛盾。此为历史疑云之五。
由上看出，清宣宗爱新觉罗·珉宁继位，得到以禧恩为代表的宗室之建议和认同，又得到皇太后的中宫懿旨和皇弟瑞亲王爱新觉罗·绵忻的赞同，最主要是有军机大臣等开启匣的御书圣旨。珉宁继位，皇太后与瑞亲王爱新觉罗·绵忻、宗室禧恩、军机大臣等达成共识，和平过渡。但是，在官私记载中，前后矛盾，彼此抵牾，仍给人们留下重重迷雾。
清仁宗嘉庆二十五年（公元1802年）八月二十二日，清仁宗爱新觉罗·甬琰的灵柩从避暑山庄运回到北京，在乾清宫停放。先时，清仁宗爱新觉罗·甬琰暴卒，事前毫无准备，避暑山庄没有准备棺木。清宣宗爱新觉罗·珉宁命速送“梓宫”来热河，清仁宗爱新觉罗·甬琰遗体在避暑山庄入殓，由承德运往北京。清宣宗爱新觉罗·珉宁跟随灵柩而行，并已开始处理政务。同年八月二十七日，清宣宗爱新觉罗·珉宁正式即位于太和殿，颁诏天下，成为清朝入关后的第六代皇帝。
这样清宣宗清宣宗爱新觉罗·珉宁如何入继大统永远地成为了一个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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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20年~1823年，西班牙的资产阶级革命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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