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演义》中，周瑜和黄盖在赤壁之战中用的苦肉计是妇孺皆知的。正因为苦肉计的实施，周瑜才得以击破曹军。苦肉计的成功，正是利用了人们的思维惯性。由于人们一般认为在任何情况下，尤其是在危险时刻，人都是以保全自己为主要目的的，而不是故意去伤害自己。可黄盖正是利用了人们长久以来形成的思维模式所具有的巨大惯性来蒙住敌人的眼睛，从而牺牲自己而成大事。
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没有照搬苏联的模式，走“城市包围农村”的老路，而是另辟蹊径，提出了“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同样，香港、澳门的回归，正是在邓小平“一国两制”的伟大构想下才得以实现的。如果邓小平不打破以往的思维模式，克服这种模式所形成的巨大惯性，香港和澳门的回归之路恐怕就不会走得这么顺利。
在艺术领域更是如此。一名艺术家因打破常规而创作的艺术作品在很短的时间内是很难被人接受的。像达利这位今天被人们尊敬的艺术大师，以前也曾因为世人的思维惯性长时间不被人们接受，但是只要是真理，都能经受住实践的考验——达利最终成功了。
思维惯性就像一位脾气倔强的船长，他可以好心地让你搭船，在他熟悉的海域自由航行，而一旦到了一片陌生的海域，他的固执可能会使船只触礁。此时，只有船上有胆有识的你挺身而出，战胜船长才能改变船只的命运。
伟人之所以伟大，恐怕关键一点就在于此。
美国西点军校素有“美国将军的摇篮”之称。许多美军名将如格兰特、罗伯特·李、艾森豪威尔、巴顿、麦克阿瑟、布莱德利等均是该校的毕业生。在西点，所有的学员非常熟悉一个关于小虎鲨的故事，因为这个故事是西点人的“反面教材”。
小虎鲨长在大海里，当然很习惯大海中的生存之道。肚子饿了，小虎鲨就努力找大海中的其他鱼类吃，虽然有时候要费些力气，却也不觉得困难。有时候，小虎鲨必须追逐很久，才能猎到食物。这种困难度，随着小虎鲨经验的长进，越来越不是问题，猎食的挫折并未对小虎鲨造成困惑。
很不幸，小虎鲨在一次追逐猎物时，被人类捕捉到。
离开大海的小虎鲨还算幸运，一个研究机构把它买了去。关在人工鱼池中的小虎鲨，虽然不自由，却不愁猎食，研究人员会定时把食物送到池中，都是些大大小小的鱼食。
有一天，研究人员将一片又大又厚的玻璃放入池中把水池分隔成两半，小虎鲨却看不出来。研究人员又把活鱼放到玻璃的另一边，小虎鲨等研究人员放下鱼之后，就冲了过去，结果撞到玻璃，疼得眼冒金花，什么也没吃到。小虎鲨不信邪，过了一会儿，看准了一条鱼，又猛地冲过去，这次撞得更痛，差点没昏倒，当然也没吃到。休息10分钟之后，小虎鲨饿坏了，这次看得更准，盯住一条更大的鱼，又冲过去，情况没改变，小虎鲨撞得嘴角流血，它想不通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小虎鲨瘫在池底思索着。
最后，小虎鲨拼着最后一口气，再冲！但是仍然被玻璃挡住，这回撞了个全身翻转，鱼还是吃不到。小虎鲨终于放弃了。研究人员又来了，把玻璃拿走。然后，又放进小鱼，在池子里游来游去。小虎鲨看着到口的鱼食，却再也不敢去吃了。
教官斯蒂克告诫学员：人很容易被过去的经验所限制，有时候我们会不会也像小虎鲨一样呢？
他举了这样一个例子：一次，一艘远洋海轮不幸触礁，沉没在汪洋大海里，幸存下来的九位船员拼死登上一座孤岛，才得以幸存下来。
但接下来的情形更加糟糕，岛上除了石头，还是石头，没有任何可以用来充饥的东西，更为要命的是，在烈日的曝晒下，每个人口渴得冒烟，水成为最珍贵的东西。尽管四周是水——海水，可谁都知道，海水又苦又涩又咸，根本不能用来解渴。现在，九个人唯一的生存希望是老天爷下雨或别的过往船只发现他们。可等啊等，没有任何下雨的迹象，天际除了海水还是一望无边的海水，没有任何船只经过这个死一般寂静的岛。渐渐地，八个船员支撑不下去了，他们纷纷渴死在孤岛。
当最后一位船员快要渴死的时候，他实在忍受不住拼扑进海水里，“咕咚咕咚”地喝了一肚子。船员喝完海水，一点儿觉不出海水的苦涩味，相反觉得这海水又甘又甜，非常解渴。他想，也许这是自己渴死前的幻觉吧，便静静地躺在岛上，等着死神的降临。
他睡了一觉，醒来后发现自己还活着，船员非常奇怪。于是他每天靠喝这岛边的海水度日，终于等来了救援的船只。后来人们化验这水发现，这儿由于有地下泉水的不断翻涌，所谓的海水实际上全是可口的泉水。谁都知道“海水是咸的”，“根本不能饮用”，这是基本的“常识”，因此，八名船员被渴死了。是“环境”害死了他们，还是“经验”？
斯蒂克说：“敢于突破‘经验’，常常会使你绝处逢生。”
要利用好经验，而不是受它们的束缚。这是小虎鲨给我们的启示，也是西点军校的校训。
善于取舍——做大事者，不拘小节
近来，市面上出现了一本畅销书——《细节决定成败》。这本书的主旨告诉我们，不要忽视生活、学习、工作中的细节，一个不起眼的细节可能会让你功败垂成。天下大事必作于细，你必须从小处着眼，从小事做起，才能做成不平凡之事，正所谓“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但是，把细节都做好了，就一定能成功吗？答案无疑是否定的。你可以扫一眼你周围那些规规矩矩、言听计从、把小事和琐事做得非常好的男男女女，他们离成就一番事业到底还有多远呢？据说这是一本公司、企业领导非常赞赏的书，但我敢肯定，它绝不是一本员工喜欢的书。其中的原因，我想很多人肯定都心知肚明。
其实，没有一种品质能够决定成功与否。勤奋就能成功吗？不尽然。诚实就能成功吗？不尽然。重视细节就能成功吗？也不尽然。如果你想在成功的道路上抓住一根永远受用、能让你立于不败之地的“稻草”，找到一把开启成功的“万能钥匙”，我看你还是不要枉费心机了。就拿细节来说，过分地迷信细节，也会使人与成功失之交臂。
人生在世，需要做的事情很多，小到吃喝拉撒，大到齐家、治国、平天下，都要求人们“事必躬亲”。但人的精力是有限的，欲成大事，必须洞察方向，把握大局。正所谓“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只有心无旁骛，才能专心致志。若拘于小节，将精力和时间过度地投放在非原则的琐事之上，“眉毛胡子一把抓”，必然对成大事产生阻碍作用。
但是，不拘小节，不是忽视小节，不注重小节，而是不拘泥于小节，不为细节所累。著名的德国诗人歌德说过：重要之事不可受芝麻绿豆小事所累。为什么一些人树立了目标却久久不能实现，为什么成大事者总会那么少？因为太多人缺少了“不拘小节”的品质和气魄。他们很容易被琐碎小事分散精力，而成大事者就不同了，认准了目标就勇往直前，就一如既往，抛开了一些不必要的束缚和羁绊，集中精力去做大事。久而久之，差距就拉开了，“拘泥小节”的人仍然是一般人，而“不拘小节”的人就成就了大事业。
《史记》中有言：“大行不顾细谨，大礼不辞小让。”意思是做大事不必顾虑细枝末节，行大礼不必计较小的谦让。做人也应如此，善于取舍，才能成就大事。曾国藩以方圆谋人生，坚持着这样的信条：定准方向，不把心思花在小事上，而是抓住根本，抓住主要矛盾，从大局去考虑问题。因而他的《曾氏家书》中的许多信条被后人奉为圭臬。春秋时的越王勾践，在失败后以去吴为奴为“小节”，卧薪尝胆，十年生聚，志在一朝灭吴，最终成就了立国的大事。像这样不拘小节的人还有很多，韩信不拘于胯下之辱，最终成了西汉的开国功臣；爱因斯坦不拘于衣衫褴褛，提出了相对论……这些成大事者其志不在小，将目标放远，从大局着眼，不拘小节，最终获得成功。
而诸葛亮事必躬亲，管太多琐事小事，“军中罚二十以上必亲览”，没有做到善于取舍，没有处理好军中小事的“小节”与建立国家的“大事”的关系，最终劳累过度，以致“出师未捷身先死”。
汉高祖刘邦出生农家，早年当过亭长，为人豁达大度，不事生产。如果考虑敬业的细节，作为农民，刘邦就该把务农的细节搞好，试想如果他像他的哥哥那样精于耕作，能够成就后来的帝业吗？项羽过去是刘邦的主公，封刘邦为汉中王，刘邦嫌官小，不想就职。他当时要是考虑忠与不忠的细节，甘拜项羽的下风，能够演绎出楚汉争霸的历史风云吗？项羽要烹煮刘邦之父刘太公，刘邦一点不难过，而且要项羽分一杯羹。他当时要是考虑孝与不孝的细节，恐怕早就成了项羽的阶下囚了。刘邦被楚军追杀，数次要把两个儿女推下车，好加快逃跑的速度。他当时要是考虑仁与不仁的细节，也许早已被乱军踏死了。项羽与刘邦约定以鸿沟为界，平分天下，等项羽归还其父母妻子后，刘邦马上毁约进攻项羽。他当时要是考虑信与不信的细节，就造成隔江而治的分裂局面了。汉朝建立后，刘邦杀掉为大汉江山立下汗马功劳的韩信、英布、彭越。他当时要是考虑义与不义的细节，可能皇帝就成别人了。刘邦多次抛下太公、妻儿、部下而逃跑。他要是当时考虑勇与不勇的细节，还能保全自己吗？这些在后人看来非常重要的细节，刘邦却从不考虑，流氓是流氓了点儿，但是他取得了最后的胜利，成了最后的成功者。
《细节决定成败》一书的封面有海尔集团总张瑞敏的话：“把每一件简单的事做好就是不简单，把每一件平凡的事做好就是不平凡。”但是，做好简单事情的人和做好平凡事情的人都太多了，如过江之鲫，但成就大事的人却少之又少。为什么？因为只有少数信奉大丈夫不拘小节的人才能脱颖而出，才能成就大的事业。认真是必要的，但是我们不能为细节所累，不能拘泥于细节。正如尽信书不如不读书，迷信细节倒不如不重视细节。看来，如何把握细节与成功之间的按钮，确实是人生的一个重大课题。刘邦不屑于做好务农之类的简单事，不屑于做受仁义礼智信之类束缚的平凡事，却成就了一代帝业。这其中的道理，值得我们认真去思索。
大智若愚——最重不过“是非心”
同我们中国人相比，西方人更热衷于追究事实的真相，凡事都要问个对错、是非。正因为如此，他们才有了让我们看起来不可思议的哲学，总是在思考“世界的本原是什么”这些近乎无聊的问题。相比之下，我们在这方面就欠缺多了，我们的是非观念是模糊的，凡事总追求最后的效果，对事情的真相、是非的对错没有太多的执著，以至于我们给别人的印象好像有点对错不分，是非不明。殊不知，就是在这种“难得糊涂”之中，隐藏着西方人永远也无法企及的大智慧。
著名管理学家曾仕强在北大讲课时曾经说过一句很经典的话：“中国人有是非，但是没有是，也没有非。”正如《红楼梦》中所说的：“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真真假假，是是非非，又有谁能说得清楚？即使说清楚了，又有什么意义呢？所以，我们如果太执著于是非，就永远看不清是非。庄子说：“六合之外，圣人存而不论；六合之内，圣人论而不议。”换句话说，即使是圣人，他所知道的也只是“存在”而已。我们于茫茫之中摸索前行，更是常常连“存在”也分辨不清。因果循环，红尘变幻，究竟是真是幻、是梦是醒，我们也同样看不清楚。就像庄周做梦变成蝴蝶，蝴蝶做梦又变成庄周，他也分不清是梦是醒。
春秋时期，楚王请来一些大臣喝酒吃饭。席间，楚王叫他的两位爱妾许姬和麦姬轮流给大臣敬酒。忽然一阵狂风刮来吹灭了所有蜡烛，漆黑一片，席上一位官员乘机摸了许姬的玉手。许姬一甩手扯断了他的帽带，匆匆回到座位上在楚王耳边悄声说：“刚才有人调戏我，我扯断了他的帽带，大王赶快叫人把蜡烛点起来，看谁没有帽带，我就知道是谁了。”楚王听了却命令手下人先不要点蜡烛，对各位大臣说：“我今晚一定要和各位一醉方休，来，大家把帽子脱了，痛饮一场。”
众人都没有戴帽子，也就看不出谁的帽带断了。后来楚王攻打郑国，有一将军独自率领几百人，为三军开路，过关斩将，直逼郑国首都，而此人就是当年调戏许姬的那一位。他因楚王施恩于他，而发誓毕生效忠楚王。
如果楚王记恨在心，非要把这件事情弄个水落石出，结果又会怎样呢？很明显，这位调戏许姬的将军必然会受到惩罚。事情发生了就是发生了，奖善惩恶也无法改变现实。楚王的高明之处就在于，它没有受到是非观念的束缚，而是从长远考虑，才挽回了一员大将对自己至死不渝的忠心。
在历史上，东方朔曾以“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之喻，委婉地劝告汉武帝要“举大德，赦小过。”察，就是苛察。徒，即同类或伙伴的意思，现在就是指“朋友”。现实社会里，人太精明而过分苛察，就不能容人，就没有伙伴，没有朋友。因为精明者往往容不得他人的过错或性格上的差异。
汉朝时期，大将班超在西域为都护的时间较长，又有病，所以朝廷将他召回。接任者任尚请求班超临别赠言，班超说：“塞外的吏士本来就不是孝子顺孙，他们都是因为罪过而发配到边地的，而蛮夷又都怀有鸟兽之心，不容易安抚，却极易挑起事端。而您的性格太严厉而急躁，这是不好的，也容易出问题。水清了就没有大鱼，政务太苛察就不易让下面的人亲附，以至人事和谐，所以您还是应当将法度放松点，简易点，要宽容人家的小小过错，只要大事能够抓住、不出问题，就算尽到职责了。”
用水引喻政治或者人的智慧以及交谊等都只是类比的关系。虽然只是类比，但道理是相通的：鱼的环境是水不要过分清澈，以致无处藏身；人的环境是关系不要过分紧张，以致无法相处。过分清澈与过分紧张，都含有危及生存的因素，一旦危及生存，就必须对所存身的环境提出一定的要求。因此鱼要求有水草、岩隙和树枝等赖以藏身的空间，人也要求有一个“雾里看花”、朦朦胧胧的环境和心态，要不然都会造成对生命不利的结果。
放下是非心，是一种大智慧。看似稀里糊涂，实则大智若愚。就好比肥沃宽松的土壤，树木就必然会生长茂盛一样（这当然须有其他要素如阳光、水分等），人有了不执著于是非的开放心态，能动的触角就会四处延伸，就会做出尽可能大的成绩。但人事之间的尺度是不易掌握好的，往往不是太过，就是不及，结果总是不能尽如人意。
对宋朝诗人苏东坡来说，他聪明过人，可偏偏不为权贵所容，一生总是受到贬谪。无奈的东坡居士最后写下了这样的诗句：
人皆养子望聪明，我被聪明误一生。
惟愿孩儿愚且鲁，无灾无难到公卿。
智慧之灯熄灭之后，前途就一片暗淡了，犹如一个瞎子骑着一匹瞎马，在一片广大无边的深渊边疾驰，其危险程度是不言自明的。老子说，“大智若愚”，郑板桥讲“难得糊涂”，意思无非是：凡事太较真，非要打破沙锅问到底，未必是件幸事。
隐藏弱点——别让“软肋”成为你的要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