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渠仁甫回到太原后，新中国所呈现的勃勃生机，家乡人民医治战争创伤的勇气和发展经济的热情，深深地感染了他。阔别家乡14年，他要办的事很多，但最放心不下的有两件：一是他亲手创办的竞新学校；二是他珍藏的书籍。然而，他看到的是一座空荡荡的学校，校舍有的已经塌陷，操场杂草丛生，此情此景令他伤感不已。但他年事已高，虽恢复有心，却经营无力。于是，他毅然决定将竞新学校校址、竞新图书馆和竞新操场三处舍址捐赠给祁县中学，使其继续为兴学育人服务。虽然办学之情由于日寇的侵略不能再次实现，但毕竟托付给了国家，使其“遂我初衷，了我始愿”。他以毛笔、麻纸，亲手以工整的小楷立下契约（捐赠书）一式两份。契文如下：
立捐房产约人渠仁甫。缘鄙人于一九一八年出资创立私立竞新小学校，复于一九二六年购买新旧图书，设立私立竞新图书馆。不幸于一九三七年日寇侵略，祁邑沦陷，该校及图书馆被迫停办，迄今多年，不仅图书仪器荡然无存，而房院楝壁且亦日就倾圮，复思解放以来，民生复苏，人民子女求学者日多，生产发展，各方干部需要供不应求，积极发展中小学教育，培养大批中级干部，乃为当务之急。顾我兵燹之余，迥非往昔，恢复有心，经营无力。今商得家人等同意，志愿将小东街坐南向北竞新小学校全部院舍，与羊市坡坐南向北前竞新图书馆院舍，及下新道街坐北向南竞新学校操场，一并捐与祁县中学校使用，协助政府发展教育，遂我初衷，了我始愿。自捐之后，该三处之产权即归祁县中学校所有。今随约交去该三处之原契十一张。此外，尚遗失颉联璧之契纸二张，倘后发现，当即作废。立此永远存照。
从契文中，我们可看出他一生对兴办教育之热心，对捐赠之诚心，以及办事之认真细致。
他原居住在东大街的渠家大院，后来被解放军八一步校住用，再后来解放军来信与他商议房租问题，他表示自己已定居太原，暂不用房，解放军可继续住用，但绝不收取房租。
渠仁甫一生爱书如命，可以说“经史子集”陪伴了他一生。对珍藏的书籍，他爱护有加，均分别盛装于漆过的松木箱中，抗日战争前，每年夏天都要下潮脑（祁县称樟脑为潮脑）。日寇侵占祁县后，由于祁县“书业诚”同仁的抢救，书籍仍在木箱内，虽有损失，幸不严重。为了让这些珍贵的文化遗产得到很好的保存，不致再遭厄运，他决意捐献国家。但由于当时物品堆放混乱，书籍也需要清点，工作量很大，所以捐赠之事一直延迟到1954年。渠仁甫先将其中477部11400余册（包括其已去世之弟渠晋云的部分），捐赠与祁县文化馆。又于1955年将其余的554部捐赠与山西省文史馆。由于他对这些书籍的挚爱，虽已捐献，但仍不放心，50年代还数次让儿子去省文史馆看书籍在不在，有无损坏。遗憾的是，在“文革”中这些珍贵书籍在地下室被水浸泡，遭受损害。渠仁甫在天之灵若有感应，定当痛心不已。所有捐赠书籍之中，只有捐赠祁县文化馆的部分书籍至今保存完好。
捐赠的书籍大多是珍本、善本，如明代著名的毛氏汲古阁刻本《十三经注疏》（150册）、《说文解字》（8册，15卷）、《津逮秘书》（160册，739卷）、《李文公集》（4册，18卷）、《陆状元通鉴》（120册，118卷）等大部头著作多部，明天顺五年刻本《大明一统志》（40册），明正德九年司礼监刻本《少微通鉴节要》（19册），明万历三十一年（1603）刻本《唐类函》（100册，200卷）、《图书编》（160册，127卷），明天启五年（1625）刻本《资治通鉴》（96册，336卷），明崇祯五年（1632）刻本《潜确类书》（32册，120卷），以及康熙、乾隆年间清宫武英殿本《南巡威典》（48册，100卷）、《御篡周易折中》（16册，22卷）、《钦定佩文韵府》（111册，222卷）、《五色批古文渊鉴》（30册，64卷）等等。他为保护国家文化遗产作出了巨大贡献，从中我们也看到了几百年来晋商文化底蕴之深厚。
上世纪50年代，渠仁甫返回山西后已是70高龄的人了，当时渠家还有五处商号。为了响应政府“商业转工业”的方针和私人工商业公私合营的政策，他多次奔波于太原、祁县之间，仅汉口“长裕川”迁回祁县后建什么工厂，就与县领导多次商议。县里一开始让建铁厂或曲厂，并进行了厂址考查、资金落实。1953年，县里最后确定在祁县建砖瓦厂，投资人民币2亿元（旧币）。此外，他还将湖南“诚记茶号”改组为资江铁厂，将西安“诚记茶号”迁回太原，改组为太原五金车具厂。终于，渠仁甫结束了他的经商生涯，跑完了渠氏商业在历史上的最后一程。
1951年夏，渠仁甫以无党派开明人士被邀参加山西省人民代表协商会议各界座谈会。12月，又以特邀代表身份参加山西省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第一届协商委员会第七次会议。1952年又参加山西省人民代表协商会议学习委员会，同年为祁县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1954年当选为祁县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956年1月，中共太原市委就加速私营工商业改造问题，与私营工商界人士座谈，渠仁甫应邀出席，并表示积极响应政府号召，率先垂范。《山西日报》为此对他进行了专题采访，并作了相应报道。3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山西省常委会决定推举渠仁甫为省政协第一届委员会委员。
回到故乡以后，古稀老人渠仁甫焕发了青春，仿佛又回到意气风发的青年时代，他积极参加各项社会活动，如抗美援朝代表会议、省工商联代表会议、整风座谈会等等。他多次在不同场合，结合自己的亲身经历，现身说法，揭露旧社会的封建专制和外国侵略者、反动政权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欺压，以及在困境中民族工商业创业的艰辛，说明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的道理。他认真履行政协委员、人民代表的职责，积极为经济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发展建言献策，受到各界拥戴。在参加社会活动的同时，他和省文史馆副馆长张兰亭先生、山西大学文学院院长张贯三先生、著名书画家柯璜先生、山西大学外语系主任阎荫桐先生等社会贤达结为挚友，政治上互相帮助，学术上互相切磋，吟诗唱和，书来信往，生活过得相当充实，心情也十分愉悦。
1963年12月23日，渠仁甫在太原市靴巷家中溘然长逝，终年83岁。临终前给长子渠川祜留下两条遗嘱：第一，我死后，你不能取定息，因为你是国家干部，一定要放弃。第二，后事从简，不要土葬，遗体要火化。简单的遗嘱却充分体现了一位爱国儒商的高风亮节和博大胸怀。
渠仁甫逝世后，山西省政协主持召开了追悼会，中共山西省委统战部、政协山西省委、山西省文史研究馆、太原市工商联合会、祁县人民政府、祁县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等诸多单位均赠送花圈并派人参加追悼会，称其为“尔雅温文为士林表率，慷慨好义为党国输财”、“满架图书甘资国家，八旬寿考久博人钦”、“謦咳不闻手泽犹在书卷上”，对他的一生给予了恰如其分的评价。
在上世纪60年代已为数不多的晋商中，渠仁甫是资本最大的、结束最晚的、社会地位最高的。他一生坚忍豁达、精研学问、恪守诚信、乐善好施，特别在新旧两种社会、两种制度的交替中，他深明大义，善始善终地走完了老晋商最后的光辉之路，堪称末代老晋商的典型代表，为渠氏300余年的商业史画上了完美的句号。他的一生受到族人的崇敬和世人的好评，他的逝世标志着在中国持续了四五百年的老晋商在历史长河中的最后谢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