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儒学史上，在儒学的创始人孔子之后，儒家思想的发展就落在了孔子弟子肩上，而来自晋国的子夏为继承和发展孔子儒学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子夏在魏国的西河地区从事教育活动，一直担任魏国君主魏文侯之师，还收魏国的一些重要大臣为弟子，使子夏儒学成为三晋国家重要的意识形态，并最终形成广有影响力的三晋儒学，在社会的各个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子夏儒学的影响下，到了战国后期，在赵国诞生了先秦时期重要的儒学大师荀子。荀子儒学继承发展了子夏儒学注重实践、强调功用的特色，形成了三晋儒学的别样风采，并最终导引了三晋法家思想的发展和成熟。
子夏出生在春秋末期的晋国，姓卜名商，子夏是其字。子夏年轻时就来到孔子门下求学，经孔子举荐，曾做过鲁国莒父的邑宰。孔子于公元前479年去世，此时子夏是29岁。由于子夏与鲁国“缙绅之儒”思想分歧很严重，就接受了魏文侯（斯）的邀请，踏上了归乡之路，随即在魏国的西河地区教授弟子，传播孔子思想，还担任魏文侯的私人教师。所谓“西河”在当时并不是个确切的地理名称或行政区划，而是一个约定俗成的地理概念。据记载，三晋地区的西河，大概范围是现在晋南黄河两岸广大地区。从现在的汾阳往南，一直到河津一带，都有子夏活动过的遗迹和传说。
子夏在魏国的活动，对山西历史文化的早期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事实上，子夏后半生之所以选择了远离鲁国同门，除了他一直深受魏文侯礼遇之外，更重要的原因是他想开辟一条与鲁国儒生不同的孔子思想的发展路线。从子夏一生的思想努力和成就来看，这条不同的路线确实是颇具特色的。子夏之儒是三晋法家的重要思想源头。
子夏是三晋儒学的创始者。子夏做莒父邑宰的时候，曾向孔子请教政治之道。在孔子看来，子夏的政治思想一是倾向于“欲速”，即急于求成，很想尽快改变地方政治；二是子夏的政治措施容易流于“见小利”，即过分注重具体的民生问题，会使儒家改造天下政治的追求失去方向。但在子夏看来，传统儒学的道德教化属于思想范畴，容易流于形式；而要想让民众相信在上位者的道德训诫，必须首先取得民众的信任。子夏的政治定向，既与他的思想成长历程有关，也明显受到三晋朴实民风的影响。
为实现上述目的，子夏认为必须从改善民生入手，因为这是他们最切身的利益。换句话说，在上位者如果连民生问题都无法解决，却还要求他们在政治上和道德上达到某种高度，那显然是不切实际的，也会引起民众的反感；而一个让民众反感的在位者，他所宣讲的政治和道德原则，显然是无法扎根于民众头脑之中的。子夏的这份执著，充分反映了子夏儒学独特的发展方向。尽管子夏在三晋施教的目的是传播孔子思想，但他的政治主张还是与孔子有所不同的。子夏开创的三晋儒学在坚持孔子基本思想的同时，结合三晋之地的具体情况，在主张解决民生等务实方面提出了明确主张，这与齐鲁之儒形成了显著区别。
子夏弟子是三晋儒学的发展者。在子夏弟子中，最有成就的是李悝和吴起。魏文侯在魏国实行改革，在政治经济方面倚重的是李悝，而在军事方面则重用吴起。在经济改革方面，李悝对于农业和粮食政策进行改革，保障农民的物质生活，显然与子夏重“利”的思想有关。在政治上，李悝最有名的举措是颁布《法经》，这部法典的核心是加强政府的权威，同样受到了子夏思想的影响。吴起在投师子夏之前的德行修养明显不符合正统儒家的贤才标准。子夏把像吴起这样的人士收为弟子，表现出了与齐鲁之儒不同的人才标准，说明当孔子儒学与三晋社会实际相结合时，三晋儒学就有了不同的主张。
子夏儒学的一个重要发展是对荀子和韩非子的思想影响。三晋之儒始于子夏，到战国中后期出现了荀子之儒，最终形成了三晋儒学的整体脉络。
荀子（约前313-前238）思想具有由儒转法的倾向，对于战国法家思想的成熟，特别是对于法家思想之集大成者韩非子之思想的形成发挥了关键作用。荀子思想的形成深受子夏思想的影响。荀子所研习的儒家经典，有好几部传自子夏。清代学者章学诚认为，荀子之学就是出自子夏儒学。三晋儒学从子夏开始，到荀子时代走向了成熟。
荀子本是赵国人，其活动年代上距子夏去世大约有50年左右。历史记载说，荀子一直在家乡活动，直到50多岁时才离开赵国，开始游历天下，与各门各派的思想进行广泛交流。在赵国期间，荀子的思想已经成型。从荀子传世的著述来看，居于其思想核心的是儒家思想，与子夏之儒有着密切的内在关联。荀子的故里在现在山西东南部的安泽一带，这里与西河地区毗邻，不可能不受到子夏之儒的影响。至于影响荀子思想的三晋人物，除了子夏之外，最有可能的应该是李悝。李悝的主要贡献是在经济思想和法制思想方面，其前者是子夏思想的重点，后者则是荀子思想的重点。李悝思想很可能成为子夏思想与荀子思想之间的传递者。
荀子思想虽然具有明显的法家倾向，但从根本上他还是传统儒家思想。尽管他肯定了具有现实有效性“霸道”，即法家思想，也对“霸道”提出了修正和制约。荀子主张发展经济，注重民生，强调以国力的全面提升作为实行“霸道”的基础。荀子还强调守信在推行“霸道”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在荀子看来，儒家的仁义道德具有更强大持久的力量。在终极意义上，荀子依然是儒家的“王道”论者。
与兼顾“王道”与“霸道”思想相一致，荀子明确地提出了“隆礼重法”的思想。“隆礼”坚持了“王道”的根本性，“重法”则是肯定了“霸道”的有效性。荀子认为，礼与法虽然可以相互补充，却并不是平起平坐的。礼既是个人行为的最高标准，也是治理国家的根本点和最高准则，而法却要根据礼的精神来制定，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国家发展的大方向不会出现偏失。荀子的这种具有时代精神的儒家主张，与子夏儒学的思想是相衔接的。荀子思想与子夏思想构成三晋儒学的重要内容。
荀子把子夏创立的三晋儒学推至高峰。儒家坚持以道德治国，认为道德修养和道德标准是千古不易的法则。这种指导思想，使其容易漠视对实际政治形势的分析和把握。子夏出自孔子之门，但他对于孔子的政治追求并不是完全继承或一味模仿，而是结合三晋实际情况，做出了新的调整，取得了可观成效。在荀子儒学中，就鲜明地体现了子夏儒学的这种精神。荀子儒学不仅适应了当时天下政治和社会的需求，也奠定了三晋儒学和三晋法家的思想基础，把子夏儒学的核心精神推到了一个新的高度，甚至可以说是推至三晋儒学发展的制高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