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与李白是唐诗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并峙的两座高峰，他们都经历了唐帝国由盛到衰的历史，创作上却有着本质上的不同，李白诗形成于唐帝国全盛时期，诗歌以抒发一己情怀为中心，高歌人生自由的渴望、期盼和追求。而杜甫诗形成于安史之乱前后天下颠沛、一世哀号的苦难岁月。此时盛唐时期充满自信，极富浪漫色彩的情调顿时消歇。四处飘零的杜甫，目睹唐帝国飘摇的危局，抒发了对国家和民族命运的责任之慨，面对腥风血雨的社会现实，以一个诗人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描绘了时代的状况和自己的感慨。这种深入生活，关切民生，注重写实的创作倾向，由此带来的语言形式方法的变化，标志着唐诗内容与风格的大转折，对后代文学的发展造成了重大影响。
杜甫继承了盛唐诗歌的重要特征，盛唐时期的激情豪迈、雄伟壮观之美在其诗中都有所表现，并且也是诗人所爱好的，他在诗歌字锤句炼方面有意识的开拓，表现出了极大的新变努力，是一位由盛唐到中唐大转变中承上启下的伟大诗人。他的诗歌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被后人誉为“诗史”《新唐书·文艺》上。。在艺术创作方法上，集前人之大成“深涵汪茫，千汇万壮，兼古今而有之”《新唐书·文艺》上。，沾溉万代，开启现实主义创作之法门，因而被唐后之人尊为“诗圣”。
古体乐府新风荡漾
《诗经》三百首中的“风”和汉魏乐府民歌的现实主义传统对杜甫诗歌创作影响极大。杜甫晚年饱经战乱，历尽辛酸。“卖药都市，寄食友朋”（《献三大礼赋表》）。“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奉赠韦左丞》），长安十载，杜甫人生辛酸极至，颠沛流离，和普通百姓一样，四处逃避战乱，亲眼目睹了民生的疾苦，时刻关注着国家的安危。忠君恋阙、爱民仁物的情怀，在这颠沛辛酸的生活里不仅未曾消减，反而更加强烈了。他深入地接触了下层社会、了解并熟悉了平民困顿的生活现实，创作了大量反映民生苦难的优秀篇章，如著名的“三吏”、“三别”、《兵车行》、《彭衙行》、《悲陈陶》、《哀江头》、《丽人行》和《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等等，这些篇章对古人诗风多所继承，但又有长足的拓新和发展，对新乐府诗的出现具有开创性的贡献。他的具体实践运用和创造性的努力，各种诗体在他的创作中都有所发展。乐府诗由过去多用古题写古事发展为自拟新题抒写时事，他写了很多“即事名篇，无复依傍”的新题乐府。如《兵车行》、《悲陈陶》、《丽人行》、《悲青坂》和“三吏”、“三别”等，都是根据内容需要，自拟新题，无复依傍，为乐府诗的发展开拓了新路。五七言古诗由过去的篇幅较短发展为长篇巨制，如《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北征》等，都显出博大严整的特色。
杜甫的乐府诗摆脱了六朝以来模拟剽窃、陈陈相因的俗套，在旧有格局上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出新。面对战乱，时事如此惨烈的生活画面，旧有的体制已无法容纳包揽。显然无法满足新事体、新内容的社会广阔图景的需要，只有扩大了新体制，才能最大限度地反映现实生活，描绘广大民众困顿艰难的人生，记叙千变万化的新生活，为此，他大胆地进行了革新和创造，使一种新的乐府诗直面社会，与人们见面了。他这些新题乐府继承了古乐府的形式，自拟新题，缘事而发，写真实时事，亲身见闻，把自己在动乱社会视野下的广阔现实中的万象生活一一捕捉其内，最为全面地摄入了方方面面的人生画面，从而使诗的内容更为丰富多彩，更为详实真切、生动可感，反映了社会广阔视野的时代历史新声，如《兵车行》。
据《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六载：“天宝十载四月，剑南节度使鲜于仲通讨南诏蛮，大败于泸南。时仲通将兵八万……军大败，士卒死者六万人，仲通仅以身免。杨国忠掩其败状，仍叙其战功。……制大募两京及河南北兵以击南诏。人闻云南多瘴疠，未战，士卒死者什八九，莫肯应募。杨国忠遣御史分道捕人，连枷送诣军所。……于是行者愁怨，父母妻子送之，所在哭声振野。”这首诗艺术地再现了这一社会现实。它不仅思想内容深刻，揭露得酣畅淋漓，而且在艺术上也是非常突出独到的。首先是寓情于叙事之中。这篇叙事诗，无论是前一段的描写叙事，还是后一段的代人叙言，诗人激情奔越，浓郁深沉的思想感情，都自然地融汇在全诗始终，诗人那种忧虑不安、忧心如焚的形象，就仿佛展现在读者面前。其次在叙述次序上参差错落前后呼应，舒得开、收得起，变化开阖，井然有序。人哭马嘶、尘烟滚滚的喧嚣气氛的细节描写，为下边的倾述苦衷作了渲染铺垫；而刻画，动作神态细腻入微，特别是尘埃弥漫，车马人流，令人目眩；哭声遍野，直冲云天，震耳欲聋的场景刻画，给人们以强烈的感官刺激，集中展现了成千上万家庭妻离子散的悲剧，令人触目惊心。同时凄惨场面的描写，是诗人亲眼所见；悲切的言词，又是诗人亲耳所闻，这就增强了诗的真实性，后人称其诗为诗史大概就是由此得之吧。
这种新题，新内容，长篇体制无疑给诗坛带来了新气象，能就时事，缘事而发，创出新题，这与诗人不断求索求变的生活态度是分不开的，因为篇制的加大加长，诗歌的方方面面都能入诗，那么反映社会生活及人生的深度和广度无异宽广厚重得多。他这种写实的创造态度，能给当代人以精神上的震撼，从而唤醒人们去变革社会，改变人生。在这一主导思想的观照下，他的诗转入了写人生悲苦，盛唐诗的理想色彩顿时消歇。这与诗人的坎坷经历相关联，与诗人的遭遇不幸有直接关系。所以他不步前人后尘，而是走出属于自己的新辟之路，并且这条大道一直通到中唐，直接影响了新乐府运动，可说是新乐府运动的先声。他大量创制新题乐府的精神明示后代，走现实主义之路，反映民生疾苦，为生民歌与呼，是他后十年诗歌的心声和中心内容。如他的著名的“三吏”、“三别”组诗。都非常注重场景的描绘，人物形象的塑造，增强了故事情节的生动性。“三别”都是通过白描手法，通篇都是人物独白展开故事，如《新婚别》为我们精心塑造了一个深明大义的少妇形象，全诗都是新娘对新郎倾吐的肺腑之言，读来十分感人，《垂老别》突出了人物的心理变化，用老翁自诉自叹、慰人亦即自慰的独白语气来展开描写，表现人物时而忧愤沉重，时而旷达自解的复杂的心理状态，这种多变的情思基调，具有层次井然，跌宕起伏，缘情婉转之妙！浦起龙在《读杜心解》中是这样评此诗叙别妻的：“忽而永诀，忽而相慰，忽而自奋，千曲百折，末段又推开解譬，作死心塌地语，犹云无一寸干净地，愈益悲痛”，此评是得当的。《无家别》写一独身汉再次从军，既无人相送，又无家可别，显得孑孓伶仃，十分凄凉悲惨。诗中的“我”省了较多笔墨，又毫无概念化之嫌。杜甫高于一般诗人之处，就在于他无论叙事抒情，都能做到立足生活，直入人心，剖精析微，探骊得珠，通过个别反映一般，准确传神地表现他那个时代的生活真实，概括劳苦人民包括诗人自己的无穷辛酸和灾难，为此，他的诗博得“诗史”的美誉决非偶然。
杜甫的诗史性质，决定了写作方法的变化。前面已经论及，盛唐诗人创造了许多细巧兴象，并借此来抒情，而杜甫以叙事的手法来反映社会现实，其实，在诗歌中叙事手法早已得到运用，《诗经》、汉魏乐府都用过，蔡琰的《悲愤诗》也用过，李白的《赠张相镐》、李颀的《别梁鍠》都用了叙事手法。而李白主要叙述自己出仕与退隐的态度，李颀主要详细描写人物的性格。而大量使用叙述手法，并采用了多种叙述手法，用五、七言古体写时事，即事名篇，把叙事手法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峰，可说是杜甫的一大创造。叙事技巧在杜甫手中达到了高度的成熟，叙述与抒情达到完美结合而不露痕迹，同样是杜甫的革新创造。杜甫这些叙事诗，叙事件经过，又着力于细节描绘，既注目于广阔画面，又倾心于细节刻画，写人、写物、写心情、写心理变化，都能做到精心刻画，从细微处见出真实，展开生动传神的生活画面，令人融入某种氛围、某种境界。如长篇叙事诗《北征》，写从凤翔到鄜州家中的一路见闻。依次叙述了蒙恩放归省亲，辞别朝廷登程时的忧虑情怀；归途所见景色和引起的感慨；到家后与妻子儿女团聚的悲喜交集情景；在家中关切国家形势和提出如何借用回纥兵力的建议；最后回顾了朝廷在安禄山叛乱后的可喜变化和表达了自己对国家前途的信心、对肃宗中兴的期望。他这种以一位恪守臣节，忠悃陈情，先说离职的不安，次叙征途的观感，再叙家室的情形，更论国家的得失，而归结到歌功颂德的叙事，井井有条，顺理成章，如陈情表一样，合乎礼数。这一构思，显然出于他“奉儒守官”的思想修养和“别裁伪体”的创作理念。特别是叙写一路所见：“菊垂今秋花，石戴古车辙。青云动高兴，幽事亦可悦。山果多琐细，罗生杂橡栗。或红如丹砂，或黑如点漆。雨露之所濡，甘苦齐结实。”“我行已水滨，我仆犹木末。鸱鸟鸣黄桑，野鼠拱乱穴。夜深经战场，寒月照白骨。”写到家的情境：“况我堕胡尘，及归尽华发。经年至茅屋，妻子衣百结。恸哭松声回，悲泉共幽咽。平生所娇儿，颜色白胜雪。见耶背面啼，垢腻脚不袜。床前两小女，补绽才过膝。海图坼波涛，旧绣移曲折。天吴及紫凤，颠倒在短褐。”“粉黛亦解包，衾裯稍罗列。瘦妻面复光，痴女头自栉。学母无不为，晓妆随手抹。移时施朱铅，狼藉画眉阔。生还对童稚，似欲忘饥渴。问事竞挽须，谁能即嗔喝”？这些描写叙事都没有直接写战争灾难，但离乱与贫困却显现出来了。这些对以小见大的琐屑小事描写，从一个视角展现了广阔的历史画面。正是这些细节描写，才使杜诗的叙事方式有别于前代诗人的叙事诗。他从概括描写走向写具体事件的生活片断，很少运用概括描写常有的夸张，从而更富有真实感，生活气息更加浓厚了。一般来说，这类诗篇幅长，融写景、叙事、抒情、议论于一炉，能表达相当复杂的情思内容，带有明显的散文成份。全诗从头到尾，对所见所闻，一一道来，指事议论，即景抒情，充分发挥了赋的长处，但是为了更形象地表达思想感情，又由于有时思想感情不宜直接道破，诗中又灵活地运用了各种比兴方法，既使叙事具有形象，意味深长，不致枯燥；又使语言精炼，结构紧密，避免行文拖沓。例如诗人登上山冈，描写了战士饮马的泉眼，彬州郊野山水地形事态，以及那突如其来的“猛虎”、“苍崖”，显然含有感慨和寄托。又如诗人用观察天象方式概括当时平叛形势，实际上也是一种比兴。天色好转，妖气消散，豁然开朗，显然是指叛军失败；而阴风飘来则暗示诗人对回纥军的态度。诸如此类，徜使都用直陈，势必繁复而无诗味，真成了章表。因而诗人采用以赋为主，有比有兴的方法，恰好适应表现本诗所包括的宏大的历史内容，也显示出诗人在诗歌艺术上的高度才能和浑熟技巧，足以得心应手、运用自如地用诗歌体裁来写出这样“博大精深、沉郁顿挫”的宏篇巨制。
杜甫的叙事诗中有强烈的抒情成份。在杜甫的诗中，叙事诗当作抒情诗来写是非常普遍的，因为叙事抒情的完美结合、浑融，已分不出哪是叙事，哪是抒情了，表面上看是叙事，但在字里行间充溢着浓郁的情思。如《羌村三首》这一组诗，每章既能独立成篇，却又相互连接，构成一个完整的统一体。描写的就是悲喜交集的心境，是一腔藴蓄已久，渴望渲染之情；悲哀、同情、无可奈何交织一起。这些叙述的客观真实与诗人主观的强烈抒情，有机融为一体，所以杜甫有些诗是分不出抒情还是叙事的，有时还融议论、叙事、抒情为一体。无论长篇还是短篇都是如此。在行文中，既有赋的铺垫和散文的句法，又有抒情诗的意境创造。记述时事，反映历史的真实情景，借此抒发自己的情怀。这种叙事的博大精深，在中国诗歌历史上是空前的，是诗歌表现方法的一大转变，是杜诗异于盛唐诗的地方。
大乱中的无数灾难，给诗歌创作带来了新的变化。因时代需要，战乱生活题材自然融入诗歌创作当中，杜甫是其开创者。在盛唐诗人中很少有引战争苦难入诗的，因为他们的目光所至是上层贵族群体，追求的是理想色彩极浓的建功立业，功名卓越，还没有人把目光转向底层民众。在这场大灾难面前，他们抒发感慨，“强欲登高去，无人送酒来。遥怜故园菊，应傍战场开”岑参：《行军九日思长安故园》。。只是写参与这场战争的感受、抱负、态度和不为人理解器重的心情，但没有抒写战争给百姓造成的灾难和痛苦；真正反映战争离乱，全面而深刻地反映这场大战乱所造成的大破坏、大灾难的是杜甫。杜甫用他的叙事诗体，记载了许多重要事件，写了平民百姓战争中所遭受的摧残，承受的苦难、生活上的艰辛，以深广生动、血肉饱满的形象展现了战火中整个社会生活的广阔画面。说他的诗为“史诗”，是很有道理的，有不少大的历史事件在他的诗中都有记述描写，甚至正史中没有记载而杜甫诗中也有详细的表述，这充分说明了杜诗具有历史的认识价值，并给人们提供比具体时间更为广阔，更为具体生动的生活画面。这在前人那里是不多见的，说明了杜诗在诗坛上的拓展和新变。
严整规范的律诗新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