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伏娃哲学方法的原创性，在我们看来，在于她优先分析的对象：压迫，在《第二性》中，这促使她去总结女性所承受压迫的特殊性。当我们思考她为本书所保留的概念处理时，这一原创性依然发挥着作用；当她的分析面临生物学、精神分析学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三大话语体系时，她以之来论证女性的压迫。对它们的考察，被她有意地归纳到名为“命运”的一般性章节中。“为了发现女性，我们不拒绝生物学、精神分析学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某些贡献；但是，我们认为，身体、性和技术并不为男性具体地存在着，而是被他们投入到其存在的一般远景中。男性力量、阳具和工具的价值，只能在价值世界里被定义：它被存在者的基本谋划所判定，朝向存在的超越。”这些批评，意在阐明和论证这段引文中被提及的部分。
尤其是克里斯蒂娜·德尔斐，她在一种我们认为完全是波伏娃式的谱系上，挑明了压迫作为研究对象时所包含的可疑游戏：“女权主义的更新，与‘压迫’一词的运用相联系。意识形态，也就是公共意义，不谈论压迫而是‘女性状况’。他们返回到一种自然主义的解释：在受物理的限制下，现实超出意料之外，且不能被人类行为所改变。相反，压迫的术语，返回到一种任意性、一种解释乃至一种政治境遇之中。因此，‘压迫’和‘社会压迫’是同义词，或者是同一叠用：一种政治事业的概念，也就是说政治的，是构成压迫的组合部分。……它（压迫的概念）使所有的‘科学’措施失效，因为后者在任何方式和层面上谈及妇女时，并不考虑压迫这一概念。女权主义的研究，其目标就在于女性的境遇；这种境遇应该被定义为压迫境遇，当理论前提并不考虑而是排除这一概念时，没有这一理论前提的不一致，那就不可能使用这一术语。”对压迫术语的删除，为自然化的进程空出了自由之地，进而使生物中心主义吸收了很多共同特征。但并不是全部如此，波伏娃还补充了从精神分析学和历史唯物主义话语所提炼的成分。而且就像我们指出的那样，在自然经验主义为它整理出的空间里来建立文化的权利，还不足以反抗这一意识形态；还必须确认认知领域内完全的重组。认识论的中立主义表明，研究对象被认为是自然（physis）的基本成分，滑稽地仿效着统治话语。分析的政治化不会成为灵魂的补充，或者引导外在的表达，它是一种新认识论的推动力，根据它，主体和客体只有在相互关系中才可以被进入，它只值得作为现实，作为超越运动。
分析并不会自动舍弃这种粗鄙和平庸，另一位唯物女权主义者柯莱特·纪尧姆（Colette Guillaumin）嘱咐我们：“奇怪的是，这种对人类状况的躯体功能的信仰（心理学、遗传学、染色体学和脑神经科学等等），总是伴随着并构成了一种过于物质的联系的某一方面。是‘自然的’，是以一种特殊类型来指称人类集团，一种特殊的不平等关系中所活跃的成分，那就是占有。这些集团是享有者，也就是说另一个社会集团的主人。性界定、奴隶制都是这种类型的关系。对另一人群的占有，意味着可以利用他们，这一占有并不是司法上的突变，就像法律体系所表明的那样，而首先是一种身体的运用。这种利用可以采取很多种形式，对劳动力自由的开发（不加节制），当然是身体上的，也有精神和情感上的，直至对身体本身的随意运用。可以联系到以下现象：‘差异’、误解、压迫等等，表明并确认了统治集团对被统治集团的距离，以及对自己臣民的判断自由。”为了这一新认识论能够获得逻辑一致性，波伏娃认为，它有必要为自己定下目标，那就是理解“存在者的基本谋划，在于朝向存在的超越”。这涉及一个科学性的目标。
在这一可疑的游戏内部，我们来重建波伏娃批评的要点。
波伏娃在她所谓“生物学的事实”中进行的审查，没少让评论者们产生迷惑。波伏娃首先展示了这些区分了雄雌两性的生物学事实：“‘女人？很简单啊！’那些喜持独断论调的人会说，‘那就是子宫、卵巢；她是母的，这个词就足以界定她了。’在男人的嘴里，‘母的’意味着一种侮辱；但是对于自己的动物性他却毫无羞愧，当我们喊他，‘这是个公的’，他会非常骄傲！‘母的’一词之所以贬义，不是因为它将女人根植于自然之中，而在于将女人幽禁在她的性别里；这个性别在男人眼里是卑劣的，甚至像一般无辜的动物那样是个仇敌，这显然是因为女人激起了他不安的敌意。”这段引文说明了作品的中心主题，那就是，女性（不是女人们）是他者，因为在这个完全是男性准则的世界里，她只能是她的性别；更严密地说，第一卷的这第一章已经统领了所有章节的内容。由于雄性的确信和骄傲已经被揭示出来，它包藏着一种“不安的敌意”，男人试图通过生物学的主题来确认他们的共同领地。波伏娃从此出发来进行研究，以了解这些生物学以及其他学科的已知事实，是否巩固了男性这种见解。在论证的第二时间，波伏娃认为这些事实不能保证“性区分”的任何普遍性和必要性。“繁殖是根本上区别于性活动的，细胞群们孤立地彼此分裂。”因此，她认定生物学验证了性区分，“但是，目的论一定是难以忍受的吗？它不能成功地将性特征简化为细胞结构，既不是任何细胞繁殖的法则，也不是任何基本现象。”我们也了解到，男性和女性的区分是作为一个“不可缩减的偶然事实”出现的，通过不合理地省略了生殖现象中的性差异，后者被认为是在本体论意义上被建立的，大部分哲学家都急于将这一区分归纳到必要性范畴里（波伏娃高兴地提到了亚里士多德和黑格尔）。
接着，波伏娃质疑了两个颇为流行的错误偏见，“至少在基本的生物学层面（即生殖细胞的层面）”，她具体说到：一是所谓的女性被动性，二是种族的延续性应该由女性来确保的事实。“事实上，胚胎使父亲和母亲的种质延续下去，并一同传递给他们的后代，再经历一种时而是男性时而是女性的变异。这也是说，代代相传的两性同体的种系，伴随着一种体质上的个体转化。”在第四阶段，波伏娃将它对有性生殖（reproduction sexuée）的分析放置在整体组织的水平上，她事先提请大家的注意：动物性的等级越高，其生命就越个体化，“从低处看，它应用于唯一的种族延续上，从高处看，它努力实现对独特个体的穿越。”在哺乳类动物那里，这种个体化导致了两种生命时刻的特殊化：维持和创造分裂，后者“以决定性的方式在性区分中得以实现”。波伏娃的这些确信，从此可以不加更改地进入论证性区分偏见的必读书目。然后，她不加评论地判断道：“女性的全部组织都适应于母性的需要，并受它的指挥，而性主动权则是属于男人的领地。”“最后，轮到他来做决定了。”“借此，女性就像一个被侵犯了的内在性。”“首先被侵犯，接着被异化了。”“只有这种个体性没有被要求，女性则对要求让位的人退让了。”“在女人身上性是直接因素，在男人身上则是间接中介”，“正是基于此点，黑格尔有理由在男性身上看到客观性因素，而女性则被自身的物种性所包裹。”“物种性驻扎在女人身上，吸收了她大部分的个体生活；相反，男性则将特殊的生命活力纳入到他的个体生活。”“在对个体生命的开放起到善意的男性那里，它致力于走向独立自主性，使之成功加冕；但在内在性的物种那里，则导致了它的损失。”
那剩下的就是如何评价女性的情况了。论据的来源则被完全更改了。既不是生物化学，也不是解剖学可以如此定义女性：“正是功能上的进化将她和男性区分开来。”或者说，男性的发展越单纯，女性的历史就越复杂，穿过那些生命危机：成熟、月经、分娩和绝经等等，就会更多地表现出个体化的努力和受物种性所侵蚀的身体之间的冲突。“在这一时期（月经期）她最受折磨，身体就像一个被异化的晦暗物体；她受到一个顽固而又陌异的活动的折磨，使她的身体每月都会像摇篮那样摇摆；每个月都有胚胎诞生或者小产，随着这些红色褶皱的崩塌。女人就像男人那样，是她的身体，但是这个身体确是相异于她的。”同样，波伏娃还提议了一个女性进化法则（实际上，是一段历史）：女性越是以个体性、独特性和超越性来反抗她的“命运”，那么命运就越多地反作用于她。她强调了“女性的历史”里生物学事实的极端重要性，（进化是否支配着历史？），这是其境遇中的基本因素，因为身体是作用于世界的工具，而世界按照自身被如此这般地看待的方式来看，又是另外的（他者）。“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如此长久地研究它的原因；这些生物学事实是理解女性的关键。但是，我们拒绝它们对女性构成一个凝结的命运的观点。它们并不足以定义性别的等级制；它们不能解释为什么女性是他者；它们也永远不能判定女性保留这个顺从角色。”但是，面对生物学事实的呈现，这种拒绝是否合法？最终，在整章的一般性结论里，波伏娃重申了她的存在主义哲学的要求。人性不能被静止地灌注，尤其是以心理物理学的身心平行论的方式，因为她无疑是不停变化的；按照梅洛-庞蒂的提法，人性不是一个自然物种而是一种生成（它不是一种进化，而是一个变得多异质混杂的历史）。所有宣称一种价值的自然等级制的参照系统都被事先拒绝。事实却是存在着，女性比男人更脆弱（肌肉力量更弱，红细胞更细小，呼吸能力更弱等），这阻止了她在世界中的注入。但是，这些事实自身并不具有意义：“自从我们接受了一个人性的观点，从存在来界定身体，生物学就变成了一个抽象科学；当心理事实（肌肉的内在性）覆上了一层意义的时候，这个意义更像是完全依赖于一个背景的。”通过重申生物学不具备资格回答以下问题“女性为什么是他者”，波伏娃得以总结这一章节，因为它涉及的是理解“人性对女性所做的贡献或作用”。
就算它们之间并不矛盾，那么评论者又是如何确认这些散漫的逻辑的？
首先，要认识到它们并不是彼此孤立的。因此，“一页又一页，《第二性》不停地反抗固定论和自然论的意识形态，在最不起眼的角落里逼问那些基本意图，对生物学主义里的这一颠覆可以从众多的过渡中观察到”。质问了部分的反自然主义者，波伏娃也没有一直克制自身上的自然主义倾向。在第一时间里强调反自然主义原则的确认，这是一种伟大的蛮勇。这是为了一种知性人类学（anthropologie intellectu-elle）的缘故，这种人类学认为：自然主义论似乎走向了自身，它定义了我们的“世界”，因而，反自然主义论作为规范体系的部分被接受，作为一种规范，无论有效与否，既然它希望自己成为一种揭示人类状况的理论，反自然主义论并没有自荐为一种善恶判断，而是为了检验对错。中肯的判断层面的采纳，比反自然主义论更受到扰乱，后者则揭示了人类事实是规范的。如果说，成为人类就是拥有存在，那意味着规范性构成了这个存在。如此存在并不是为了提出规范而出现，就像自然主义的信条所强迫接受的那样，它本身就是规范化。
面对自然主义者，波伏娃有时候减弱了她的警惕性，这并不奇怪，特别是由于她专心于深入其中来澄清自然主义论的复杂性——女性被男性的统治，伴随着一种理论先锋的忽略和幻觉——她发现自己构成了女权主义前辈的工作和论战的基础。针对这一忽略，我们要强调的是，已经知晓了波伏娃的失策的女权主义，也并没有总是能够避免本质主义（essentialisme）。“女权主义话语的特殊性，相比前辈们来看，试图在政治分析中重新引入‘私人性’，但这也只是一种试图，因为它不会总能躲开本质主义：女人总是自然地作为无知者出场，和赖希第三帝国（Reich III）一起幸免于所有的牵累或损害，理由时而在于她们作为受害者和被（父权制）压迫的状况，时而在于她们的本质——她们的善行、群居性和‘自然主义的’谱系。……她们无限的献身能力和勇气。”再者，波伏娃的分析，揭示了人性的模糊性，将自然主义评价为一种总是活跃于人类状况里的可能性；自然主义将永远不会被决定性地抛弃，它是人类状况所提供的一个庇护所，以平息那纠缠着完全属于人性的个体意识存在的焦虑。
接着，就像鲁什·埃奈娜（Hélène Rouch）非常中肯的识别那样，她拆解了波伏娃在这章中采取的特殊论证，它建立在一个双重性的问题之上：一方面，她质疑了性别和‘性别区分’
的概念；当我们指向性化的繁殖之时，这些对象显然出现过，当我们考虑其所有的因素来分析时，性别的概念经常被证实更为复杂，而一旦我们走出性化繁殖的框架时，性别区分才变得更加精细。另一方面，波伏娃引入了并没有明确说明的第二个问题，那就是说，继存在主义哲学的行动和自由概念之后提出的性别的平等/不平等。但是，为了专心于这一视角，来阐释两性之间被观察到的众多差异，她重新回到了作为功能性的性化繁殖的严格框架内：在此，性别区分再次毫无抵抗地被接纳了，因此，第一个问题（性别区分的合理性分析）由于服务于第二个问题（在性平等/不平等评价中的性别差异的阐释），而被放弃了。在继《第二性》第1卷其他章节之后的这一章节中，波伏娃并不是无动于衷的，她考虑到不必将“生物学的事实”完全抛弃给“浸透了男性偏见”的科学领域，也试图引出这些掺杂着偏见的事实本身。一种意识发热的方式，使得其方法论上的建议易被遗忘，这些建议教育她，并没有什么“正确的事实”，只有相对正确的事实，只有称谓上的事实。再者，她使用时兴术语来研究社会性别背后的自然性别，就像唯心主义哲学家投身于考察现象之外的本质一样，而社会性别是存在秩序中的唯一现实，现象学中的存在者仍然耗尽在表现它的幻象系列之中。她将她的考察导向两个时间：第一，是对“正确事实”的修复时间，这也包含被“浸透男性偏见”的学者们明确呈现的事实；第二，是对其作存在主义的阐释时间，它区别于“正确事实”，并保持它们如其本身地不受触动。我们导出了两个建议类型：其一，是在论证的第四时间里，事实上被全部作为“男性的偏见”来贯穿；其二，是在该章节的一般性结论里，符合存在主义哲学的原则。但是，后一种建议类型，发出了对秩序的呼唤之声，因为它们被缩减为一种无力，并离解了“正确事实”。剩下的就是，它们包含了波伏娃所试图摆脱的教训（自从身体是由存在来界定的观念开始，生物学就显现为一种抽象科学），也包含了我们确信其应该交付给该领域的事实。严格说来，这一领域通常是唯物主义女权主义理论家们建立起来的，并将被继续修建下去。
在论“精神分析学的观点”时，波伏娃开始了习惯性的哲学思维，评论者的任务变得舒适起来。这章的第一段概括了波伏娃的论证：“精神分析学对心理生理学所作的巨大贡献，那就是认识到，不覆上一层人性的意义，没有哪种因素可以介入到心灵生活中去；这不是被具体存在的学者们所描述的身体-对象，而是被主体经历着的身体。在体验到身为女人的范围内，雌性才是一个女人。但存在着大量基本的生物学事实，且并不属于她所经历的境遇：卵子的结构不能反映这个境遇，相反一个没有生物学重要性的性高潮比如阴蒂却扮演着第一位的角色。不应该是本质在决定女性，而是通过将本质纳入到她的情感性总体之时，女性决定了自己。”这一执著于心理生理学模式的否定性参照体系值得被揭示出来，这一模式构建了波伏娃的反模式。这一反模式正是她的强调重点。在前一章中，她已经指出，这一模式大量丧失了它的可信性，但对精神仍然不缺少一种顽固的影响力。为了走得更远，这个生理心理学模式，或者说生理物理学模式，颠覆了唯灵论的模式，确认了心灵的饱满度，且维护了精神自治自主的清静。那剩下的就涉及受原子论或实体论启发的两个二元论了，这两种理论禁止对方开启意义的问题（此外，这也是它们的知识使命）：首先是因为它组织了物质的“单一因果关系”，要求精神力量的减弱，其次是因为精神又被发回到自身，进入一种完全的超越性中。如果说波伏娃似乎被这一心理物理学模型所纠缠，那是因为和萨特一起，他俩都宣扬一种“自在存在”和“自为存在”的二元论，其中两个术语都只有凭借对方才能存续。如此一个二元论总是受着僵化不动的危险，无论是在存在的秩序里（比如，伴随着严肃精神），还是在知性的秩序里（波伏娃在为‘生物学的事实’所保留的阐释时，已经涉及这一点）。
另外，通过对“不覆上一层人性的意义，没有哪种因素可以介入到心灵生活中去”的认识，波伏娃已经肯定了精神分析学对心理生理学模型所取得的“重大进步”（集中于弗洛伊德从1895年《一种科学心理学的构想》直到1899年《梦的解析》的第7章）。因此，波伏娃对精神分析学的批评，是一种邻近批评，立足点在于摆放批评对象的位置和评估对象的效能方式。弗洛伊德及其门生在推动一种进化包括性活动的进化论时犯了错误，对于性活动，他们引进了一个（个别）的历史性，为“性活动的诡计”的这一出路提供了赋予自身意义的机会。“可以肯定的是，性活动在人类生活中扮演了客观的角色，我们可以说它渗透了整个人生；心理学也向我们展示，睾丸或者卵巢的生活是与其各自的躯体相互融合的。存在者是一个性化的身体，在与其他同为性化身体的存在者的关系中，它总是被介入的，即使身体和性活动是存在的具体表现，那也是从此出发，我们得以发现它们的意义：错失了这个角度，精神分析学就使事实难以阐释。”
我们可以责备波伏娃对精神分析学相关领域的随意态度，这在她著书当时的文化氛围里比较普遍；但这责备丝毫没有触及根本原则：这两个理论在此是一种竞争关系；波伏娃指责的弗洛伊德的错误，她自己在介绍“生物学事实”时也同样犯过。在性进化和个体历史之间的逻辑编年上的错位，并没有被精神分析学的理论所克服，导向了象征秩序中（一种结晶化的超越）关于不可变更的主题，以及女性性活动中的阳具中心主义的概念：“不是必须将性活动当作一个不可缩减的事实；在存在者身上有一种更加原始的‘对存在的追寻’；性活动只是其中的一个面向。”波伏娃将本体论的权利与性因果论的过剩对立起来时这样评论道，但是，当她批评弗洛伊德时，却跟随他假定了“女人感觉自己是一个残废的男人”，这一点被随后的很多唯物主义女权主义者所注意。精神分析学也将女性封闭在他者范畴的话语中：“尤其是在精神分析家那里，男人被定义为人性存在，而女性只是雌性而已，每当她表现出一个人性存在时，人们就说她在模仿男性。”既然抛开精神分析学的视角，女性自定义为一个在价值世界中心追寻价值的人性存在，那就应该“穿过她的全部境遇以一种存在主义的角度”来研究她。我们将看到如此研究的重点，但在此之前，还需要考虑“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
这三个连续的章节服从于一个自我埋葬的结构：生物学事实的不足，认识到自身阻碍的意义问题，精神分析学提出了这个意义问题，却由于“性一元论”而败坏了它，因为它将人性存在抽取出了后者应该追寻的价值世界。通过将其社会和经济的双重维度至于首要地位，历史唯物主义对这个世界给予了重视，但却是打着一种简化的“经济一元论”的名义。从这个观点走向另一个观点，每次都赢得一些东西随即又失去了。猫抓老鼠的概念游戏，短暂地对人性的模糊性维度打开了，旋即将其压制，因为它涉及的是一个难以把握的分析对象总体，后者通过互相提供原则，来描绘被这些不同观点所提供的视角。
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评论，主要指向恩格斯的作品，即《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1884），在此书中，这位马克思的伙伴致力于追踪生产领域和家庭形式之间的关系，每种家庭类型都对立着生产的迫切需要。因此，家庭的历史双重化了生产方式的历史，确认并全都保留了男性面对女性的霸权。波伏娃轻易地指出了这种方式的不足之处：“……历史唯物主义只在男女身上看到了经济实体。”男人女人都被注入到被决定了的关系中，这些关系对任何一种支配性谋划都毫无要求，同时还抹杀了所有的压迫事实。就像弗洛伊德对性活动的论述，恩格斯忽略了技术和生产力量增长的整合作用，在“一个存在主义的基础上，它只允许在其整体内部来理解作为生命的这一特殊形式”。再者，它们彼此都没有充分利用自身理论的发展，而弗洛伊德却认识到，在存在者那里有一个身体，在恩格斯那里，存在者的本体论要求，却只有在他面对的物质可能性之后，才能被实现，这些物质可能性，通过将彼此抛向外在性的方式，抛向一个迥异于“人类现实的总体”之外的一种客观性中，而糟蹋了自身的优点和长处。从此，它们只能将性活动和经济条件的效能托付给决定论，后者在恩格斯论家庭历史的论述中简化为一种虚构：“按照一种偶然神秘性的偶然随意性，最重要的事件似乎都是意外显现的。”
既然轮番上阵的这三大“话语”，即生物学、精神分析学和历史唯物主义，都是明显不完善的，那是时候来注意波伏娃的话语了，它用一个“朝向存在超越的存在者的基本谋划”，来总结她的分析和评论。
这一“基本谋划”（projet fondamental）产生于原初选择（choix originel）的观点，由萨特在《存在与虚无》结尾处引入的“存在论精神分析学”中被确定，作用于所有存在的基础，因此其原则在于人是一种总体性，而不是一个收藏系列；因此，在其行为的最无意义和最表面的地方，它自我表现为全部，换句话说，它不是一种趣味，一个抽搐，一个人类行为并不是显影剂。存在论精神分析学寻找对原初选择的界定。人们可能惊讶于存在哲学会去参考一种原初性，因为后者的问题牵连到一种循环时间、深层时间和线性时间、历史事件之间的二元论——存在者被裹进这一被定向的时间洪流中，努力再赌一把，穿过神话和仪式的原始时间。人的存在仿佛服从于众多人生使命的原始分配。但是，从我们确信这涉及的是一种原初选择出发，这种惊讶就失去了它的正当理由。此外，仍然必须明确如此选择的本质，它不能和所有对原因的认识选择相混淆：“存在论精神分析学抛弃了无意识的公设，对它来说，心理事实与意识是共存的。但是，如果基本谋划是完全被主体经历的，那也完全是意识上的，这不意味着其他任何事物，除了它应当同时被主体认识之外；读者可能会想起我们在导论中提请的注意力，来区分意识和认识。”存在论精神分析学努力进入的选择，“具体地说，因为它是选择，要考虑到自身的原初偶然性，因为选择的偶然性正是其自由的背面。此外，当它立足于‘存在的缺失’中时，它被作为存在的基本属性来认识，它作为选择接受了合法化。因此，每个结局都既是完全偶然的，又是合理地不可还原的。个别性总是存在的，那就是说，我们不能指望一个抽象和普遍的术语，能成为所有行为的基础和研究的最终目标，比如力比多，它是被分化和具体化为许多情结的，接着又被分化为外在事实和主体历史的行动下的细小活动。但是相反，一个选择总是唯一的，原初开始就是一种绝对固化。”存在主义的一致性，因此也牢固地重建起来了：一个剥离了所有基本保障的主体，明显会受到主体的一种无可救药的离散性的威胁，这个概念具有回溯一种原初性来阻止离散的功能；这种对原初性的召唤，根据这一评论，“在存在和自我选择之间并没有差异”，它自我实现为选择。在《第二性》中，波伏娃同样指出，“心理活动并不是一副马赛克；它全然是它的每一个时刻，必须尊重这一总体性。穿过与存在的原始意向性不一致协调的事实，来寻找这一心理事实是不可能的”。因为它本身就是“本体论之源”，而被波伏娃批评的三大话语都被删除了这可能性，只有本体论的观点，才能提供给这一选择的总体性以入口。
尼古拉·莫妮卡·阿旺佐（Nicole Monique d’Avanzo）的论文《波伏娃作品中的意志研究》，以可靠的方式清点了波伏娃论述原初选择问题的所有文本。她正确地指出：“原初选择的观点解决了知性主义和唯意志论之间的冲突。意志既不能立足于理智，也不能立足于激情，而居住在具体化了的存在的原始自发性（spontanéité originelle）上。这个概念无法解决其他任何问题，因为它意味着将意志的起源看作一个不可化约的神话。”再者，波伏娃详细地论述到——这个具体化决定性地挫败了所有的本质主义企图——这个选择并不是由主体自发创造的单方面选择，因为，通过“这一个体选择权的不可化约的事实”，每个存在者“都自由地投身于世界”“意欲自由，和拥有存在，这两者是同一个选择，作为‘在世在场’，人对自己作出的选择。”个体选择权的不可化约，正是人性的模糊性的迹象，波伏娃将之描述为“存在的失败和胜利”。尼古拉区分了存在的选择的特殊性，通过将之与理性主义的意志相比较，后者要求一个适应性行为，来解除个别问题；而存在主义的选择，是自发性和偶然性的，在于主体面对存在所产生的一种最初适应。萨特写道，最初谋划，总是存在问题解决的一个构想；此外，还必须记住，“这一解决出路，不是先被认识然后才被实现的：我们正是这个出路，通过我们的介入，我们使它存在，因此，我们只有在世存在，来开辟这个出路”。这一选择并不先于存在，这比“存在先于本质”的经典判断要轻松愉快得多。相反，存在，通过它人为性的维度，（境遇的众多常量的感生物），不必像我们已经提到的那样，与有限性相混淆，而应该作为存在的表现来理解。我们将在后一章中分析这些常量，确定存在选择的两种可能性，这也正是存在问题的两种出路，即选择超越性，还是内在性。许诺将女性放置在价值世界，并给予其众多行为一个自由的维度，波伏娃确信，“她拥有超越自身还是沦为物的异化两种选择；她并不是相互矛盾的冲动的玩物；她创造了众多出路，其中存在着一种伦理意义上的等级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