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确，施先生有狂放的一面，可那是一种内心的清高，一种不为外界所动的自我评判；他不会以此去争外在的待遇，更不会因为他人的评判的高下而忿忿不平。——他自己有底。所以他只止于自嘲，也乐于自嘲，因为在自嘲中，他已表达了对不合理的现象和思维的批评。他所看重的是这种自嘲的资格，而并非出全集的资格。
此事当然怪我，因我在谈话时说得不清楚。可谈话刊出后，有几位年轻朋友不觉得这两句话里存在什么区别，这就使我意识到，对施先生的这种精神实质，实在还有阐发的必要。
现在，当我写完这几句文章的时候，我真正发现，这种清高和狂傲的不同，正显示了一种大文化人的境界。时到如今，狂傲者比比皆是了，清高者则日渐稀少，争名争利者日见其多，能平静自嘲者则几成罕物，这就更显出了施先生的可贵。
（写于二〇〇三年末）
9、“枕流漱石”亦可通
从《新民晚报》的“夜光杯”上读到薛理勇先生《沪西的“枕流公寓”》一文，颇见情趣。文中引《世说新语·排调》中“孙子荆”一节，说“枕流漱石”本应是“枕石漱流”。记得前几年也曾在晚报上读到短文，说人名中常有“漱石”者（如今人有饶漱石等），其实是跟着古人弄错了，应是“漱流”或“枕石”云。《世说新语》中确有王武子的反问：“流可枕，石可漱乎？”其实，只要转换一下主语，当真是“流可枕，石可漱”的。枕流，不是指人在枕流，而是水中的石头枕流，石在水中，枕流二字，可谓曲尽其妙。漱石，也不是人去漱石，是穿石之水过而漱之。所以，自“枕流漱石”一语出，从此便难以从口语中消除，自晋唐以降，正确无误的“枕石漱流”说的人少，不尽合理的“枕流漱石”用者益多——只因其将“水中石，石中水”的情景，描绘得太传神了。而孙子荆当初想要归隐，说自己将“漱石枕流”，也未必真是说错了，倘若理解为，他不想像现在这么生活下去，而想要到远离市嚣之处，当一块枕流之石，或当一湾漱石之水，以石“砺齿”，以水“洗耳”，恐怕也是说得通的。只是听者王武子较为拘泥，觉得他说错了；而记者刘义庆也只想到欣赏他的急对，却不曾意识到他前面的话其实也已超越了常人的思维。
（写于二〇〇五年初春）
10、《读书》文风之我见
在二〇〇七年的下半年，由《读书》杂志换帅一事，引发了关于《读书》文风问题的争论，许多报刊都发表了不同意见的文章。对近十年来的《读书》，黄裳、舒芜、范用、朱正、何兆武、沈昌文、陈四益等，都提出了批评。好多年前，我还曾亲耳听到过柯灵、冯亦代等老先生的相似的批评。虽然我至今认为《读书》仍是中国最重要的杂志，这一地位并未因文风而动摇，但我对它后来的文风演变，也是颇为不满的。本来，这本杂志创刊之初，一是领思想界风气之先，二是以其美文着称。但十年前，自从换了年轻的主编后，选题上逐渐加重了社会科学各领域的探讨，文章上专业论文的成分日益加重，专业术语多起来了，叫嚷“看不懂”的读者也多起来了。而趣味性、文人气，被编者看成是与学术性不易相容的东西，被逐步淘汰，老一辈文化人的隽永的美文也明显减少了。面对批评，辩之者称，进入九十年代，大量关系国计民生的和世界性的问题推到面前，它们不同于那些文艺问题，它们本来就是迫切的、艰深的，怎能要求他们再像过去那样去做好看的文章？
于是，我想到了“五四”以后的那几代学人和他们的文章论着，他们又何尝不是面对关系到中国和世界的种种迫切的难题？他们的研究，也深入到了大量艰深的学术领域，其中也包括社会科学各领域，但他们的文章，仍能写得一清如水。现在随手即可举出的，就有：
胡适与冯友兰关于中国古代哲学的探讨；
吕澂关于印度与中国佛学源流的梳理；
赵紫宸的基督教研究；
梁思成与林徽因的古建筑学研究；
陶行知、林汉达的教育学理论；
顾颉刚、江绍原与钟敬文的民俗学；
费孝通的社会学与人类学；
贾祖璋的生物学；
陈原的地理学；
自赵元任到周有光的语言文字研究；
知堂以至舒芜的妇女问题研究；
顾准、孙冶方的经济问题研究；
马寅初的经济学与人口理论；
……
还可以举出好多好多。这都不局限于文学艺术，但这些作者无一不有“文人气”，他们的文章也无一不具真性情，更重要的是，他们都能自如地运用“谈话风”，把学术文章写得一清如水——事实上，他们都是“文章家”，他们的文章都能当作散文读。
这样看来，新一代中的不少学人，之所以不能写出像前辈那样的美文，主要还是未能充分认识“五四”以后中国文章优美可贵的新传统。他们多为留洋的博士（其实老一辈学人中也不乏西方名校博士），他们所学的是国外学院派论文的论证方式，但他们“入乎其内”，却未能像第一代学人那样“出乎其外”，在面对中国大众，面对像《读书》那样的非专业的杂志时，他们还是只能以行业内的方式说话，这就不能不留下遗憾。
（写于二〇〇七年冬）
11、顾彬的棒喝
德国汉学家顾彬先生对于中国当代文学的批评，成了二〇〇七年的一个热门话题。当年三月之初，因同济大学中德学院的邀请，我和复旦大学的陈思和一起，与专程赶来的顾彬先生做过一个“三人谈”。因为是面对面的交谈，使我对顾彬有了更为切近的了解。我发现，他对中国文学确是热爱，但这与他对自己个人的事业的热爱是休戚相关的。他对媒体（包括中西方各媒体）的关注度有一种近乎天然的敏感。上世纪八十年代，他曾因为翻译和介绍中国当代文学而成为西方媒介追逐的对象；但近年来，他在西方说话没人注意了，翻译或评论中国文学作品也很少有人过目，他感到了无可忍受的寂寞。我在对话时分明感到了他内心的焦躁，也很能领会他对于八十年代“过去的好时光”的无限留恋。
事实上，尽管顾彬用的是“全盘否定”的口气，但有些话，说得还是有道理的，甚至可说是一针见血的。比如，他批评中国作家：“你们过去（指“新时期”以前）听领导的话，现在听市场的话，你们自己呢？自己在哪里？”又比如，他看不惯中国作家的高产，看不惯当代作品语言的粗糙和内涵的苍白：“你们三个月就可以写一个长篇，一年可以出好几本书；而一个德国作家，一天最多写一页，再加上修改，一本三百页的书，至少要写三年。”还有，他认为，版税高，获得巨量财富，未必是一个作家的光荣，在德国，出一本书是一件大事，好作品带来的荣誉决不是高额的版税所能相提并论的。——我以为，这些话，值得每个中国作家深思。
当然，我并不同意他的“全盘否定”。由于他一再以鲁迅为例，我特意指出，即使在鲁迅时代，能与鲁迅相比肩的作家，其实也是并不多的。他首肯，但强调：“可毕竟还是有。”于是我说，在当代作家中，能深刻地表达自己的思想，在语言的个性化和文学性上极为用力的作家，也还是有的。我举出了我心目中的作家和作品，在场的同济师生和许多校外德国朋友报以热烈的掌声。顾彬后来也承认，他的说法有片面性，但他说：“必须有人先提出一个文本，你们才可以补充，纠正。我就是那个提出问题的人。”此外，我还指出，正像俄罗斯文学有普希金传统和果戈理传统，中国文学也有鲁迅传统和周作人传统，顾彬先生现在只注意到了鲁迅传统；另外，中国的真正的纯文学主要是诗与散文，不同于西方文学主要是小说和戏剧，顾彬不明白“中国的思想在哪里”，这与他没有更多注意中国那些较高层次的、出于大家手笔的散文、随笔有关。顾彬对此未多置词，虽说他用德文写过《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但我想，这可能已涉及到他的盲区了。
当我们开始熟悉以后，顾彬皱着眉对我说：“你为什么不写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你们都不肯干苦活，让我这样的老头子写。我是外行。”我知道那最后四个字不是他的真心话，但我忽然觉得他很可爱，就笑说：“你是劳动模范，向你学习。”他不无得意地点头道：“可以这样说。”这是后话，此处略去不表。
陈思和在发言时，指出八十年代的创作之所以引起国内外关注，与那些作品触及了当时最重大的社会问题有关，那时文学是政治变革的先导，而现在的文学已不存在这一功能。这使我想到了八十年代中期，美学家李泽厚说过的话：“文学如果脱离社会，过于自我，一味向纯艺术发展，最后的结果一定是走向衰弱。”我觉得，在这一点上，我也许与顾彬及李泽厚先生有某种共识，那就是：至少有一部分文学，应深刻地、锲而不舍地关注当下的重大社会问题。
当然，已经走过的路不能也不应白走。近二十年来作家们的种种文学探索，决不会是没价值的。回头去看当年的和更早些的“问题小说”，不难发现，在国难当头，或拨乱反正之初，作家有满腔的的愤怒与激情，急切而不能已于言，问题意识往往强过文学情怀，这就难免出现“思想大于形象”的倾向；而一旦以问题意识作为文学的第一标准，又易于落入公式化概念化的窠臼。所以，近二十年来的文学探索，不妨看作对于过去教训的一种反拨。今天的许多作家已经明白，现在的文学，已不可能担当解决社会问题和重大政治问题的重任——但难以担当并不是不要关注，即使只为着文学的自救，也需要真诚而深刻的问题意识。
是的，真正的文学不能脱离对现实社会问题的关注，它不能只是躲在象牙塔里自梳羽毛；但它的关注点又不只是现实问题的提出或解决，它要透过现实以感悟更为旷远幽深的人性——它不能跨过（或远离）现实，而要在表现现实的同时实现文学的超越。这是当今中国文学最需关注的大题目。在这一点上，我们还是得感谢顾彬先生的棒喝。
（写于二〇〇八年初）
12、我与《解读周作人》
要说走上文坛的时间，我大概不算太短了。最近有一位当代文学史家，在一本专着中列出了我早年的两篇半小说（其中一篇与人合作）的题目，时间是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我的朋友谢泳也在一篇文章里，提及了我当年写过《女采购员》的事。而我自己，的确很少谈起这些作品，这不仅因为它们在思想上艺术上大成问题，严格地说，它们还真算不上是自己的作品。那时个人被局限于特定的政治框架内，从构思到落笔，都是在一层层的帮助和把关下进行的。虽然不同的作者也会有一点独创性，甚至留下一点点真生命，但实在微乎其微。
进入新时期后，我在《小说界》、《文汇月刊》等杂志上发表了一些中短篇，也曾出版过一本小长篇，但都不成气候。当时小说创作日新月异，新起的作者个个呼风唤雨，令我十分佩服。我发现，自己怎么也赶不上了。与此同时，我在评论上的特点（如果真有的话）开始显露出来，那就是：因为有过很投入的创作实践，略能体会作家的甘苦、成败和用心；因为对中外古今各类作品都有浓厚兴趣，有一定的阅读量；二者相加，便偏重于鉴赏的批评，以艺术分析为根柢，爱从审美中发现或提出问题。这样，我的写作重点就由创作慢慢（很不自觉，也很不情愿地）转向了批评。我与友人合写过一部论着《文学中的爱情问题》，印数高达十几万，曾得到许多批评界师友的肯定。但我觉得，还是不成气候。
到底什么是“气候”呢？说实在话，我倒不在乎外界的评判，也不过于关注名气大小，但我觉得，一定要写出自己的东西，要有自己的眼光，自己的发现，自己的创见，而且要能真正推动某一方面的创作或研究（哪怕只是一点点）。从七十年代到整个八十年代，从创作到批评，我出了五六本书，发表了大约一百万字的作品，有的文章被选入一些重要的选本，当时学术地位很高的《文学评论》也登载了我的长篇论文……但所有这一切，我认为，都还是在作准备——从最初发表作品到那时，我已经准备了十几年。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时代气氛有了明显的改变，许多作家、评论家都想静下心来，写一点更为稳定，更为深沉，更为独立的东西了。我也在这时下了决心，要把酝酿了好多年的两本学术性的专着写出来。一本是关于儿童文学的理论探讨，即后来出版的《儿童文学的三大母题》；另一本是关于现代文学的，即《解读周作人》。可以说，这是我很长一个时期来，最感兴趣的两个题目。写这两本书，把我的创作体验、阅读经验、理论思考，以及对文学的挚爱之情，全都调动起来了。两部稿子，写了两三年，真正动笔的日子，大概各在半年左右。当然我还要上班，主要用的是业余时间。但我的心是完全浸在书稿的进程中的，有时写到晚上两点钟，因为兴奋难抑，还会到外面去走一大圈。我真正体会到，原来，批评与研究竟和创作一样，也需要灵感，需要激情，需要调动生活和思想的积累，也会有许多潜意识的推动，会“行于所当行，止于所不得不止”。总之，那也是一种生命涌动的过程，一切创作的乐趣，它全都有——至少写这两部书时，我感到确是如此。
先写完的是《儿童文学的三大母题》，而先出版的是《解读周作人》。如果我现在这点小名也能算“名”的话，那这本《解读周作人》，也许可算是我的“成名作”。
一九九四年八月，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书”之一，《解读周作人》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很快，从各地报刊上陆续看到了近三十篇书评；直到近年，还常在网上读到年轻朋友有关此书的讨论，论者大多不相识。张中行、谷林、黄裳、锺叔河、黄宗江、冯亦代、金性尧、钱理群、倪墨炎、止庵、黄开发等知堂散文的爱好者和研究者，都对我有过热情的鼓励。范培松先生在其《中国散文批评史》中，将这本专论放入了一个很重要的位置。舒芜先生发表在《读书》杂志的书评《真赏尚存，斯文未坠》，影响则更大。此书当时仅印三千册，后来的事实证明，在我的十几种小书中，它一直是影响最大的一本。十余年来索书者不断，其中有名牌大学中文系的专家，更有急需此书的硕士生、博士生们，我的存书越来越少，当我实在无能为力时，只好请他们到图书馆去复印。这也使我明白了一个道理，书的印数和影响，有时并不是一回事。至少，在我，印了十几万册的书，其影响远不能和这本只印过三千册的书相比。这是一个很值得研究的问题。
好在，在初版十三四年之后，这本小书终于可由上海书店出版社重印了。我很珍惜这一机会，将书稿修葺一过，并增补了四篇附文：《知堂的回忆文》、《梦一般的记忆》（谈知堂译作《如梦记》）、《乐感文化、俗世情怀与希腊精神》（周作人与张爱玲、周作人与李泽厚的比较研究）和《〈中国的思想问题〉及其他》。其中最末一篇长达一万五千字，是专为这次再版补写的，此前从未发表过。有了这些附文，我对知堂散文及思想、艺术的探讨，也许会比较地趋于完整吧。
（写于二〇〇七年盛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