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珏自幼随父母在长沙读书，受到进步思想的影响，于1927年参加共青团，在长沙做妇女工作。“马日事变”后，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下，她离开长沙，只身来到上海，先后就读于启秀女中和上海中学。不久，她考入上海复旦大学经济系学习。在校期间，她积极参加抗日救亡活动，被选为学生会委员。“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全国人民同仇敌忾，掀起了波澜壮阔的抗日救国运动，黄君珏满腔热忱地参加学生抗日救国活动。为了动员和组织全校学生参加抗日活动，她不顾疲劳，经常工作到深夜。在她和复旦大学学生会的努力下，复旦大学广大师生曾三次到南京向国民政府请愿，要求出兵抗日。还有一次，北方南下学生代表被国民党反动派秘密逮捕，黄君珏和复旦大学的同学闻讯后，和其他学校的同学一起前往上海市政府请愿，迫使当局释放了被捕学生。在此期间，复旦大学的学生运动走在上海学生运动的前列，黄君珏做出了贡献。
按黄君珏的家庭环境，她本可以过着安逸舒适的“官家小姐”生活，但家庭背景并没有影响她对革命理想的追求。她对社会和时局的发展有着自己的看法，经常与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聚在一起谈论时事，共同关注祖国和民族的前途与命运。她积极地参加了中共地下党在上海组织的一系列革命活动，受到革命风暴的洗礼，1930年，她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巾帼革命智勇斗敌
1933年6月，黄君珏大学毕业后，曾在南京国民党政府财政政部会计司工作了一段时间。第二年秋，她回到上海，在交通大学读研究生，同时兼在复旦的附中教书，并继续从事革命工作。
1934年9月，黄君珏参加了远东情报局的工作。远东情报局是第三国际派设在上海的秘密情报机构，主要搜集国民党政府和日本帝国主义的军事、政治、外交、经济各种机密绝密情报，并将其转给中共苏区党组织。黄君珏机智勇敢，胆大心细，工作卓有成效，受到情报局领导人华尔顿的器重。
因为她是“官家小姐”出身，而且年纪又轻，有人对她的工作能力表示怀疑，但没过多久，事实证明，她完全能够胜任党交给她的任务。经过革命熔炉的锻炼，她的理想和信念变得愈加坚定，她的性格也变得愈加果敢、坚强。
1935年，由于叛徒出卖，该组织被破坏，这时她曾机警地掩护打入武昌“剿匪”行营的刘思慕夫妇脱险，而她自己却遭到国民党当局逮捕，被判处7年徒刑。在武汉国民党法庭上，黄君珏临危不惧，镇静自若，巧妙地与敌人周旋，为一位尚未完全暴露的战友开脱了罪名，有力地维护了革命事业，保全了自己的战友和同志。
在国民党的监狱中黄君珏经受了严峻的考验。但因她父亲当时任国民党立法委员，所以，监狱看守们也不敢过分干涉她。黄君珏利用这一有利条件，让亲戚送来英文版的马列主义书籍，在狱中刻苦学习英文。曾与她在同一监狱关过的王羲同志说：“黄君珏同志对我像大姐姐对小妹妹一样，她教我许多应付敌人的方法，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在白色恐怖下，她和狱中难友们一道热切期待着胜利曙光的来临。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八路军武汉办事处出面将她保释出狱。在党的安排下，黄君珏回到长沙开展抗日救亡工作，领导筹办了一所妇女难民工厂，并且担任经理之职。在她的领导下，这家难民工厂开办得有声有色，不仅成为许多流亡妇女的避难所，而且有力地支援了我党的抗日救亡工作。
新闻战士业绩斐然
1938年，黄君珏和爱人王默磬奉命一起到山东做部队政治工作。第二年，组织上又安排他们来到华北太行敌后抗日根据地参加战地文化工作。由于她文化程度高，担任了太行文化教育出版社编辑，负责编写抗日的革命书籍。太行文化教育出版社很快与《新华日报·华北版》、新华社华北总分社合并，黄君珏担任了经理部秘书兼总会计师，协助负责报社经营工作。1942年，华北新华书店成立，她又兼任书店的审计室主任。
敌后新闻工作的条件异常艰苦，处于敌人军事、经济的包围、封锁之中，为了安全，社址变换频繁。根据地经济文化落后，交通闭塞，物资匮乏。但报社全体人员以抗日救国的崇高思想团结一致，艰苦奋斗，用自己的智慧和血汗，把抗日的新闻传向四面八方。
在艰苦的战争环境下，黄君珏和她的战友们战斗在革命的最前沿，他们既要做好报社的日常工作，担负起宣传抗日、鼓舞士气的重任，又要随时紧握钢枪，准备与敌人做殊死搏斗。出身官宦之家的黄君珏来到敌后革命根据地后，很快就和当地同志打成一片，她穿起军装，腰挎手枪，成了一名英姿飒爽的女新闻战士。
黄君珏在大学里学习的专业是经济学，在经济理论方面颇有造诣，她曾亲自起草制订了新华日报华北分社及华北新华书店政务管理制度和经济核算办法，还常挤出时间给同志们讲经济学方面的课程，并为《新华日报·华北版》撰写稿件。由于她工作有方，使报社的经营管理建立了一整套较为规范的制度，她也因此深得报社领导和同志的信赖。她还担任了报社管委会秘书兼总审计师，协助管委会领导负责报社的行政及经营管理活动。她是经济管理方面的专门人才，报社一切经济开支都要经过她审核后才能投付使用。她每天的工作都相当繁忙，然而大家却听不到她有任何怨言，她总是以积极乐观的态度面对着自己的生活和工作。
1940年8月7日的《新华日报·华北版》上发表了黄君珏所写的《关于抗日货币政策的实施问题》一文，文章从三个方面论述了敌后抗日根据地货币金融政策实施的问题，并得出结论说：“抗日货币政策有着不少的要点：第一，抗日货币政策代表着职业的要求，它是我们战胜日寇的武器之一。第二，执行货币政策的是抗日民主政权，不是少数人或某一阶段的独裁政府，它真正代表全体人民的利益。”文章最后提出：“我们应当在光荣的成绩上更发挥它，巩固它，使它成为我们最灵活和锐利的经济武器。”
这是一篇经济学方面的论文，从这篇3000多字的文章中可以看出，黄君珏对敌后抗日根据地的经济建设很有研究，而她在经济理论上的敏锐眼光和透彻分析力也可见一斑。
革命伉丽情深意笃
1937年，抗战爆发不久，黄君珏与志同道合的战友王默磬结为伉俪。
王默磬自幼丧父，在师友的帮助下完成学业，曾以教书为生。1932年，他在上海与黄君珏相识，在她的引导下走上革命道路。他们曾经一起在上海从事党的地下情报工作，一起在国民党的监狱中经受严峻的考验；抗战爆发后，他们又共赴敌后抗日根据地，同在太行山区从事战地文化政治工作，当时王默磬是《新华日报·华北版》电务科的负责人。结婚以后，他们两人感情笃深、相濡以沫，在事业上比翼齐飞，被边区同志誉为“战地模范夫妇”。
在王默磬的眼里，黄君珏是个处事明达、待人温柔的好妻子，两人又有着共同的革命理想，相处最是融洽。1942年初，怀孕已久的黄君珏，拖着沉重的身子仍坚持工作。正过春节时，日寇又对我根据地进行“扫荡”，王默磬因另有任务需先行出发，只好把怀孕的妻子托给同志们照顾。随军撤退途中，黄君珏生下一子，在董玉磬同志的帮助下，黄君珏携子隐蔽于一老乡家中，3天后才返回部队驻地。为了不影响工作，她毅然将刚出生3天的儿子寄养在老乡家中，自己顾不得休息，又投入了新的战斗。3个月后，她就牺牲了。
黄君珏英勇牺牲后，王默磬在写给岳父黄友郢的信中表达了对失去这位革命伴侣的巨大悲痛心情，他这样写道：“其时婿不知悲伤，不感创痛，跌坐呆凝，与君珏双手相握，不知所往，但觉君珏亦正握我手，渐握渐紧，至不可脱！”失去挚爱妻子欲哭无泪的悲痛，浸透了字里行间。
喋血太行魂归青山
1942年5月，日寇对我太行根据地辽县（今改名为左权县）麻田、南崖堡、管陶村一带，发动残酷的“5月大扫荡”。3万多敌人在不到20平方里的狭小区域内，实行所谓“铁壁合围”战术，并用数架飞机配合做“梳篦式”的“扫荡”，妄图消灭我八路军总部和新华日报社。黄君珏和新华日报华北分馆的同志在转移途中，与敌遭遇，经过战斗后就化整为零，分散隐蔽。24日后，敌人搜山日益频繁，形势更加严重，她带领十几个男女同志潜伏在庄子岭一带，白天在山上隐蔽，夜里设法下山寻找食物。当时枪支弹药十分缺乏，他们又是文化战士，一般没有武器。黄君珏虽有一支手枪，却仅有3发子弹，形势对我新闻战士十分不利。
6月2日清晨，百余名日伪军包围了庄子岭一带，黄君珏指挥同志们分散隐蔽与敌周旋。由于敌众我寡，又缺少武器，有的同志已壮烈牺牲，有的利用树木和草丛，滚下山崖，逃出包围圈。战斗持续到下午5点多钟，敌人终于登上道土帽山顶，发现了黄君珏等3人藏身的山洞。由于黄君珏等人坚决抵抗，敌人始终无法冲进洞中。气急败坏的敌寇从后山爬上山顶，用绳索将柴草吊至洞口，点火焚烧，企图用烟熏死洞中的战士。听着洞外敌人的怪叫，黄君珏同志知道最后的时刻到了，她挺身冲出洞口，在场的敌人都惊呆了，黄君珏同志趁机开枪，连毙两敌后，高呼口号，纵身跳下万丈悬崖……
当时，她的丈夫王默磬及几个重伤号隐蔽的山洞，与黄君珏牺牲的现场相距不过二三百米，仅隔一道山谷，敌人的暴行和黄君珏英勇战斗牺牲的情景均历历在目。他心急如焚，无奈自己身负重伤，流血过多，无法救援。该战役中幸免于难的程庆丰同志回忆说：“黄主任曾对我说：‘我有一支枪、3发子弹，起码打死两个敌人，宁死也不当俘虏’……”黄君珏以她英勇无畏的壮举，实践了自己的诺言。
英名永存光照千秋
英雄壮举，气吞山河。风云为之变色，草木为之含悲。
黄君珏牲牺时，她的儿子尚在襁褓之中，为纪念他的母亲，王默磬为他改名为黄继佑（现在北京工作），希望他长大以后，继承母志，为国争光。
在给岳父黄友郢的信中，王默磬写道：“吾岳有不朽之女儿，婿获贞烈之妻，概属民族无上之光荣。”
黄君珏以身殉国、英勇牺牲的事迹，在当地广为传颂。《新华日报·华北版》、华北新华书店于7月8日在驻地举行追悼大会，负责主持工作的副社长陈克寒同志号召全体同志：“向牺牲的烈士们学习，向死难烈士学习坚强的党性和不怕牺牲、临畏不惧、视死如归的斗争意志和品格。”
1942年“九·一八”纪念日，八路军总部为黄君珏和在这次反“扫荡”中牺牲的左权、何云等烈士举行了公葬，召开了追悼大会。
同年11月4日，重庆《新华日报》刊登了《新中国的女战士黄君珏喋血太行》一文，并且配发了《为祖国流血，悼黄君珏女士殉国》的短评，文章说：“黄君珏女士的殉国，正如左权、何云等同志一样，发扬了我大中华民族的正气，表现了中华民族优秀儿女在民族解放斗争中的英雄气概。中华民族有这样坚贞不屈英勇赴难的儿女，日本强盗永远征服不了中国。”
198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颁发了黄君珏革命烈士证明书，上写：“黄君珏同志在山西辽县庄子岭反扫荡战争中跳崖壮烈牺牲，经批准为革命烈士。”
今天，在山西左权县麻田村竖立着一座太行新闻烈士纪念碑，碑上镌刻着黄君珏等烈士的英名和生平事迹。
黄君珏-我国抗日战争中英勇牺牲的优秀女新闻工作者，她那英勇奋斗、光辉灿烂的一生，将永垂青史！
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时，黄君珏同志的事迹已载入《永远的丰碑》。
（湘潭史志办公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