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开展对敌占区同胞的宣传工作，北方局决定出版《中国人报》。中共中央北方局为《中国人报》的出版发了通知，确定《中国人报》的方针是：向敌占区人民宣传我党的政策和主张，揭破敌寇汉奸的一切欺骗宣传，介绍敌后抗日根据地，动员敌占区人民参加抗日战争，发动群众对敌斗争。
《中国人报》由报社通讯联络部的编辑科负责，林火是通联部部长，他负责审定稿件，王春、赵树理、金沙等担任编辑工作。
《中国人报》于1940年8月1日创刊，初为周刊，16开4个版。第一版社论《老实话》、《要闻》，第二版《华北新闻》，介绍各抗日根据地，第三版《国际新闻》和《评论》，第四版副刊《大家看》，为通俗化读物，内容丰富多彩，形式活泼多样，深受敌占区同胞欢迎，成为开展敌占区工作的有力宣传武器。1942年1月15日，《中国人报》改为5日刊，逢5逢10出版。
提到《中国人报》，我们忘不了赵树理同志为它付出的心血。老赵同志是山西人，同群众有着血肉不可分的联系。他具有劳动人民纯朴的气质，熟悉群众生活，掌握了丰富的群众语言。他生性幽默诙谐，讲起民间轶事来妙趣横生，且意味深长，发人深思。这些都是他能在写作和编辑工作上贯彻执行通俗化、民族化、大众化的编辑方针，赋予《中国人报》以独特的风格。《中国人报》篇幅短小，4个版不过5000字。由于他采用了多种形式、别具一格的栏目，令人读后爱不释手。评论在《老实话》、《鬼话正解》的栏目下，针对当时当事和敌伪欺骗宣传，有的放矢，讲演道理；又用小故事、小小说、小快板、小唱本、小鼓词等引人入胜的形式，生动活泼地宣传党的方针政策，介绍抗日根据地的建设成就，歌颂八路军和民兵光辉的战绩和英勇的斗争，揭露敌人的种种阴谋，控诉日寇的残暴罪行，激发敌占区同胞的抗日斗志；他还以“画瓢”的笔名，深入浅出地讲解《论持久战》。
《抗战生活》的复刊与革新
太行文化教育出版社并入报社之后，《抗战生活》（半月刊）一度中断。后经北方局决定，于1940年5月1日复刊，由报社通联部的编辑科负责，张盘石同志主编。这一综合性期刊32开本，仍为半月刊。1941年3月25日改为月刊，以《新民主主义论》为指导思想，以民族化、大众化、科学化为编辑方针，内容包括时事展望、评论、专论、学术讲座与讨论、今与古、人物介绍、生活修养、工作经验、通俗文艺、创作讲解、书报介绍等。《抗战生活》于1941年12月停刊，与《华北文艺》合并为《华北文化》，由报社编辑科与文联合编。1943年以后，转为文联的刊物。
促进敌后文艺创作
《新华日报·华北版》为繁荣文艺创作提供了园地。先后办了《新地》、《新华文艺》、《新华增刊》、《戏剧》、《敌后方木刻》等多种文艺副刊。特别值得提出的是，《新华日报·华北版》对木刻创作的发展有其不可磨灭的贡献。从《新华日报·华北版》第1号起，报头上就刊登了第一幅木刻《立敌后文化堡垒》，以庆祝《新华日报·华北版》的诞生。以后，就成为制度，配合每天的社论，有2幅木刻突出表达社论的重点。有时木刻是配合重要新闻的，如“百团大战”开始，我克天险娘子关，报头上刊出的木刻就是《娘子关头国旗飘扬》。还有插在访问记、通讯中的人头像和插图，反映抗日战士和群众英勇斗争的连环画。据不完全统计，《新华日报·华北版》刊出报头木刻达370幅，插图42幅，连环画13套。这是当时全国报纸中所绝无仅有的。在老作家的带动下，锻炼了新作家，培养了新的木刻工作者。当时，为报载木刻作出贡献的有陈铁耕、胡一川、华山、罗工柳、简平（即杨俊）、彦涵、刘韵波、邹雅和赵在青等同志。创作报头木刻最多的是在报社成长起来的青年赵在青，他的作品发表了的有75幅。正当他能够进一步发挥才华的时候，在1942年5月反“扫荡”中，被暴敌夺去了他宝贵的生命。
自力更生保证出版事业
为了适应敌后残酷的战斗环境、保证印刷书报，报纸先后在太行山上建立起大大小小的8个印刷厂，开办技工学校，培养了大批技术工人。并且发扬自力更生的精神，先后办起了造纸厂、油墨作坊、墨水作坊。在最困难的日子里，纸厂日产纸4000张，油墨作坊日产油墨10到20公斤，供应了报社用纸量和用墨量的70%-80%。在经理王显周同志的主持下，温怀仁、吴藻舟等同志经过长期努力，继后庄、源泉两个纸厂之后，办起了石壁底等4个造纸厂，改进了水轮碾纸浆机，提高了纸张的产量和质量。纸张和油墨有了保障，为敌后出版事业提供了重要的物质条件。在这些自造土纸的基础上，我们从实践中锻炼出来的干部，日后都成了自制银行钞票纸和现代化造纸厂的创业者。
从独立发行到“邮发合一”
报社的发行科、交通科，1941年已适应工作的需要，在抗战初期晋冀豫邮政系统早已瓦解之后，担负起部分的传递信件，以至小包裹的业务。当冀太联办的交通总局成立之后，为适应工作发展的要求，报纸的发行工作，全部连同发行科、交通科的大部分工作人员、整个发行网都移交给交通总局，首创了敌后邮政和报刊发行合一的制度，大大节省了人力，提高了工作效率。
可是事物的发展都有自己的规律。敌后根据地初创阶段，人才不多，物力困难，新闻、出版、发行、造纸各不同行业，都以服务于党报为主要任务，自然形成了以《新华日报·华北版》为中心的工作格局。随着根据地各项事业的发展，逐渐出现一个趋势，改变着“胡子头发一把抓”的格局，演变为更加合理的专业分工。冀太联办成立之后，有了交通总局，报纸的发行工作就移交过去。建立了工商管理局，即承担起造纸的业务。出版书籍逐渐由书店负责。发布新闻有了新华分社。这样，既有利于专业的发展，也有利于报社能以集中力量办好党报。全国解放以后，“邮发合一”逐步发展为社会主义制度下报刊发行工作最合理与最先进的制度。
三、积极推动敌后文化运动
《新华日报·华北版》为开展敌后抗日文化运动，不断发表北方局领导同志指导性的文章。如彭德怀同志在1940年“五四”纪念会上的讲演，阐述了敌后文化运动的方针与任务，李大章同志讲的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文化对策。报纸为指出文化运动的方向，每逢纪念鲁迅、高尔基、瞿秋白的日子发表社论，出纪念特刊，号召向文化战线上的先驱者学习，继承和发扬他们的革命精神和顽强战斗的作风，要求文化工作者深入实际，深入群众，为开展敌后抗日文化运动而献身。针对当时的任务，报纸及时发表社论，如《论目前文化教育工作》（1939年11月25日）、《改进社会教育》（1940年6月23日）、《纪念“五四”，整顿好我们的文风》（1942年5月4日）等文章。1940年1月25日的社论《大量吸收知识分子参加抗日战争》，阐述了敌后抗战是一件万分复杂而繁重的事，没有知识分子的参加和努力，不会圆满成功；号召知识分子踊跃参加革命队伍，到抗战各部门的工作岗位上去，为革命尽最大努力；指出必须纠正歧视和排斥知识分子的思想，大量吸收知识分子参加工作，给以一定的工作岗位，发挥他们的特长。在实际工作中教育他们，提高他们。如在1940年3月11日社论《广泛发展抗日的文化教育运动》中提出，没有抗日文化战线上的斗争与总的抗日斗争相配合，抗日也是不能胜利的。只有提高文化与理论水平，抗日思想才能得到巩固与发展。要从政治上、思想上、工作上、生活上进一步帮助文化工作者，给予他们锻炼的工作条件。敌伪在文化思想上不断猛烈进攻，敌伪宣传品随着“扫荡”，大量散发到根据地，我们必须与之展开坚决的斗争；揭穿一切欺骗宣传。1942年1月19日，针对敌伪特务会道门在黎城煽惑落后群众暴动一事，报纸发表社论《文化战线上的一个紧急任务》，指出，敌伪利用会道门进行欺骗迷信宣传，我们不能麻痹大意。文化战线上的当务之急，就是要教育群众克服落后的封建迷信思想。社论说，要从大处着眼，做好细致而具体的工作。如果不从思想上改变对天旱无雨的认识，只是用行政命令不准给龙王唱戏，反会增加群众的不满。文化工作者要到群众中去，了解群众在想些什么问题、有些什么要求，关心群众的生活，才能做好细密的思想工作。
报社积极推动和参与发展和扩大文化界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组织起来，并且派出与业务有关的干部，参加这些组织的领导工作。报上充分反映各个团体的活动，包括晋东南文化教育救国联合总会、晋冀豫区自然科学工作者学会、中国青年记者协会北方办事处及其太行分会、中苏文化友好协会太行分会、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晋东南分会、中华戏剧界抗敌协会太行分会、中华全国歌咏协会晋冀豫边区分会、美协、音协、木（刻）协、诗歌社等等。报社的代表积极参加全区性的重大文化界活动。如1941年5月举行的全区文化界、教育界千余人纪念“五四”大会，历时3天，讨论了敌后新文化运动的方针与任务，巩固与扩大以抗日为中心的文化界统一战线，提出把太行山建设成为华北新文化运动的根据地；讨论了开展敌占区文化工作；宣布了全区美术、木刻创作的评奖结果。
1942年1月16日到19日，22个团体的代表400多人，举行了晋冀豫区文化人座谈会，参加会议的还有附近敌占区的文化人士和士绅名流几十人。会议听取了一二九师政委邓小平、区党委书记李雪峰、十八集团军野战政治部宣传部长等同志的报告。何云同志代表大会主席团讲了话。会议检查了一年来的文化运动，讨论了开展敌占区工作和确定今后工作，必须深入调查研究，加强对敌斗争。会上还举办了全区出版物、木刻、绘画、对日宣传品的展览。报社负责接待从大后方来的各个文化代表团，先后有中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文艺访问团、妇女儿童考察团、中国青记华北第一支队、鲁艺木刻工作团，参与欢迎抗战建国教育团李公朴诸先生，接待来敌后的高级知识分子、名记者、名作家，广泛地进行文化界的统一战线工作的座谈。
四、倡导敌后新闻界参加政治斗争
在《新华日报·华北版》的倡导下，华北和晋冀豫新闻界带头参加全国性政治斗争。举其大者有：
1939年2月11日，华北各报通电全国反对汪精卫叛卖祖国。
1940年，晋冀豫新闻界积极参加宪政促进运动。
3月29日，成立晋冀豫新闻界促进会，发表宣言。
5月7日，发表晋冀豫区新闻界宪政促进会讨论总结提纲。
5月15日，华北新闻界通电全国，抗议成都国民党特务迫害共产党事件。
11月24日，华北新闻界通电全国，呼吁制止内战，反对投降妥协危机。
12月7日，晋冀豫各文化团体发表宣言，揭露和抗议日寇在10月“扫荡”中的残暴罪行。
1941年1月19日，华北新闻界通电全国，强烈抗议国民党反共顽固派制造“皖南事变”，围歼北移的新四军。
2月17日，晋冀豫文化界为营救马寅初先生，通电全国。
4月军6月，晋冀豫新闻界热烈参加选举晋冀豫临时参政会参议员的竞选运动，选出何云、邵红叶两同志为参议员。在竞选参议员时，何云同志提出了制订新闻政策的倡议，他认为制订新闻政策，首先应确定敌后新闻工作的任务和方针，政府建立指导和扶助新闻工作的机构，拨付经费，发展新闻事业，建立新闻教学机构，优待新闻工作者，特别是外来的中外记者。
在8月13日的晋冀鲁豫临参会上，通过了边区的《新民主主义的新闻政策》，为我国抗战期间第一个由政权机构制订的《新闻法》。
五、集中人才才尽其用
敌后人才奇缺。北方局以报社为主体，集中人才，把分散的力量捏成一个拳头。经过1939年的考验，证明了《新华日报·华北版》的领导班子是坚强的，足以胜任党给予更大任务。北方局采取了进一步的措施，充实报社的队伍，把报社建成一座敌后的文化堡垒，组成政治、思想、文化战线上的一支劲旅。
1940年春，太行文化教育出版社并入报社，调来了一批生力军，杜毓沄、张盘石、罗定枫、白浪、李克坚、刘晓希、黄君珏、王默罄、杨叙九、韩秩吾、张向凌等同志。1940年3月，《黄河日报》并入报社，增加了史纪言、魏克明、姚天珍、缪乙平、黄中坚等10多位编辑和记者。是年夏，中国青年记者学会北方办事处保留组织，撤销机构，江牧岳等近10位同志充实了通讯联络部。12月，《晋冀豫日报》并入报社，又增加了安岗、鲁兮、毛联珏、刘江等同志。报社培养的人才，像火种般撒向华北各个抗日根据地的新闻和文化战线。编委会又知人善用，按照干部的特长给予重任，做到人尽其才，才尽其用。《新华日报·华北版》培养出不少名记者、名作家以及经营管理的干部，可说是人才辈出。
1940年到1941年间，报纸的队伍日益壮大，各业俱兴。同志们斗志昂扬，洋溢着团结、友爱、进取的热情，各方面工作都取得长足的进步，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呈现出一片兴旺的景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