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说，俄罗斯尽管体制变革，莫斯科大多数商场店铺，仍沿袭了当年社会主义国营单位的作息制度和工作节奏。每周休息两天，周五就是周末，人们都准备到郊外别墅过星期日，已无心工作。周一却是一周刚开始，工作且磨磨拖拖开展不了。一般商场上午十时才开门，中午要关门挂板开饭，下午五点关门下班，冬日天短，三四点天就黑了。商场留给伊蕾可去交涉业务的时间这样少，安德烈偏又常常迟到半点四十分；莫说伊蕾，便是我作为一个闲散的访问客人也急得肠子打结。
而且，一件事不顺利，安先生会说：按照我们俄罗斯人的习惯，一件事不顺利今天就不应做第二件。一件事如果顺利呢？安先生还会说：按照我们俄罗斯人的习惯，一天有一件事很顺利，也不应该再做第二件。这样一位翻译有如此多的习惯，公司还工作不工作？
安德烈是不是嫌工资低？有可能。像他这样水准的汉学家，如果全脱产，工资至少三百美元；据他讲，他教出的学生为某中国公司服务月薪都是三百呢！但他不肯全脱产，不甘心舍弃自己多年心血努力才取得的教授地位。依我判断。安先生迟到误工不全然是工资问题，多半倒是多年社会主义大锅饭惯出来的懒散习惯作怪。莫斯科人的不守时，是在全世界出了名的啊！
换一个角度，公司不兴另雇一名全脱产的翻译吗？道理上讲完全可以，但安德烈对公司业务已非常熟悉，人也可靠老实，别无其他毛病，语言能力又格外强，舍了他着实可惜。换个人，也许会有别的毛病而尤其怕他带有什么背景，反为不美。翻译家哄老板甚至把持业务反而“炒”了老板的例子也不是没有。人真是太具体了，事情也真是太具体了。安德烈每当迟到一次，下一天的工作则绝对卖力。看他在商场经理室门外小心翼翼敲门的不安样儿，你能体察出一个高级知识分子经商当雇佣的羞怯；看他在地铁上从不落座谨让老人儿童，以及对伊蕾言必称“小姐”抢提货物帮穿外套的风度，你又能见出一位高级知识分子的文明素养。辞退他，于心不忍。
何况，安德烈先生又那样迷恋中国文化，达到爱之弥深弥坚的地步。吃茶要吃中国茉莉花茶，用饭要逼着老婆使筷子；三岁的孩子开始教说汉语，过节要吃饺子；过罢元旦还特别要庆贺春节，知道他属龙而老说属马——格外声明奥丽亚还是一匹蓝马。他问我中国有无红马蓝马之说？我依自己的理解，以为那多半来源于六十甲子轮回十天干十二地支，八卦配了五行，五行乃金木水火土，所谓蓝马大约五行属水……安德烈连连点头，不知真的明白没有。
伊蕾只是到莫斯科经商的中国文人中的一人，安德烈也只是为中国公司当翻译的俄国文学家中的一人。而“十世修得同船渡”，他们走到了一起，同舟共济，不能不说因了某种宿缘。这份宿缘使他们无形中为中俄两大民族友好往来的长河中加注了那么几滴水珠。
安德烈这样一位高级知识分子，只是在兼职做翻译又领到一份工资的情况下，家中才购置了进口录像机和双筒洗衣机。尽管只是个例，却也多少反映出了俄国知识分子的近况。比上不足，比下有余。既然又能得到一份工资，安先生对这份兼职工作也还相当满意。看来伊蕾对这位翻译官，要相对长期地使用下去了。
文绉绉的安先生却是好酒量，一两的盅儿兜底一口饮干；嘴里连称二锅头“好厉害”，举杯又是兜底一盅。
大众境况
前几年我有机会出访考察了一回泰国和香港，地理上算“南下”，制度上讲那里算资本主义。这回我出访莫斯科，可以说是“北上”，这里曾是社会主义，后来又被称作修正主义、社会帝国主义，眼下也算资本主义了吧。我想，一国尚可两制，世界呈现多元格局又何足为奇。而无论南下还是北上，我都比较注意那里人民大众的生活境况。这也许和我骨子里的民本思想或曰平民立场有关，老百姓们生活得好，总归是一件开心事儿。
当国际列车驰下蒙古高原，一进入俄罗斯国界，窗外视野满目皆是森林。松树、云杉、白桦，森林过去还是森林，数千公里铁路沿线略无断绝只看到森林森林！林间偶尔闪现一些童话般的木屋，造型多样色彩各异；偶尔现出几块开垦过的土地，土色黑得冒油。比之于我们不堪重负疲劳数千载的黄土地，俄罗斯广袤的黑土地，似乎轻而易举就足以养育她的人民。
首都莫斯科城市建设格局极其疏朗。建筑群与建筑群之间，到处是草坪和树林，绿化面积巨大。因而空气清新，污染极低，因而居民随处都有享受阳光和草木气息的地方。
某日，我陪伊蕾去使馆办事，使馆区楼群前边的树林和草坪构成的绿地竟一眼望不到边。深秋初冬时节，落叶满地，白桦树白色的枝干上悬挂着残叶最后的金黄，脚下半枯的草丛散发出宜人的成熟气息。孩子们追逐欢笑，尚在襁褓中的幼儿或者在大自然的气息里酣睡，或者转动眼珠好奇地审视我们这些肤色不同的外国人。老人们或在林间随意摆置的长凳上无所事事地享受清闲，或者牵了狗漫无目的地散步消磨时光。带了爱犬一起散步的以老太太居多，巨如牛犊和小若狸猫的狗们跑前跑后，忠实地护卫在主人身边。他们自在，他们安详，风景怡悦着他们，他们点缀了风景——人与自然和谐交融的一幅油画。
莫斯科的公共交通设施也极其发达便利。马路宽阔，公共汽车、电车和有轨电车四通八达。相当数量的市民有属于自己的小轿车，自行车则几乎见不到，只有楼群间的空场和草地上有孩子们蹬了玩具车在嬉闹。而莫斯科尤其以地铁的规模驰名世界。十几条地铁线路纵横交错，如一只巨网在地下将这座城市的各个部分编织为一个有机整体。列车风驰电掣大约每45秒一趟，通往地表的电梯速度也很快，不亚于人们快步行进。众多的地铁站都由大理石或不锈钢建造，其建筑式样和站内雕塑也绝不雷同，艺术品位之高使地铁站成为这座城市一大建筑景观。
以一个外国游客的角度而言，莫斯科的交通至少有两点可议之处。一是出租车管理不善，出租非出租，都可以搭人，而且乱收费；二是地铁客运量极大其中外国客人不少，报站名却只使用俄语一种语言。我归国时绕行满洲里坐的是俄方国际列车，俄国列车员竟不会讲简单的中文。包括俄国近年大批倒爷来中国购货，在北京雅宝路大市场横冲直撞也一味讲俄语。中国商贩为做生意反倒一个个都能讲一口俄语。对于语言上的这种民族沙文主义，中国人和西方人都一律感到不快。——那年我去泰国，游览景点解说词都要用三种语言分别讲述：先是泰语，次是英语，最后是华语。在这个旅游业极其发达的国度，全世界的游客包括中国游客俱感满意。
不知是由于怕请客花钱，还是民族习俗方面的原因，中国公司的老板们雇佣了俄国翻译，翻译们多数也从不请老板到他们家去走走坐坐看看。包括安德烈，伊蕾从暗示到直言，说明张石山只是想去看看他的家居状况，不吃饭，安先生竟是始终未肯发出邀请。不过，由于中国公司多数租用民宅，对莫斯科人的住房状况我也有个大致的印象了。而多半先要“安居”然后才能“乐业”，居住状况不能不是衡量人们一般生活水准的重要指标之一。
伊蕾开办的公司租用的是一座七层楼上的一套两居室单元房。住处离地铁站不远，距使馆区也只一站汽车路程。楼房入口有双层楼门，开门有暗码控制。上楼有电梯，乘客自行操纵。也有步行梯道，梯阶宽阔，楼梯口的大厅也极宏敞。
从街道到楼内通道都格外宽敞来看，幅员辽阔人口密度不是很高至少构成了某种建筑思想的基石。
居室内布局也还合理。洗澡间和厕所分开，24小时集中供应热水。厨房宽大，电冰箱又粗又笨，四只火口的燃气灶气量充足。想当年，赫鲁晓夫和肯尼迪有所谓名噪一时的“厨房辩论”。我想，这样宽大的地方足以容纳辩论双方，赫鲁晓夫也自信这样规格的厨房，能骄傲地展示给他的辩论对手吧。
房租据说极便宜，但伊蕾她们租用要每月250美金，相当昂贵。但就是这样一个行情，所谓京城白居不易，何况咱们的女诗人住在异国京城。室内设施倒是一应俱全，房主几乎什么都不曾搬动。地毯壁毯，组合柜书架，书架里满满的书籍，博物柜里各种珍奇古玩，餐具烟具酒具茶具应有尽有。唱机下架，带有帕瓦罗蒂、多明戈等着名男高音独唱合唱的唱片；彩电一台，可收视十几个频道。可惜俄语节目听不懂，大家名副其实只能“看电视”。画面也干净，没什么过分黄色的玩艺儿。安德烈有时翻译几句，说某某电视台正在批评叶利钦动用武力。这批评不知是小骂大帮忙还是真个批评。若真敢公然批评总统，那倒是证明总统真个在改革了。房内还有电话，可以随时任意拨通国际长途。
这家房主是一对高级知识分子夫妇，据说另外租了小一些的房子去安身了。
不过，在莫斯科，但凡民宅，上述室内设备电话浴室之类一律齐全。如此，大略可以反映出人们的生活水准到底还是比较高。
相比之下，我们的首都北京近年豪华宾馆高层建筑有如雨后春笋，为刚刚改革的莫斯科所不及；但北京老式民房大杂院拥挤不堪也为莫斯科所不及。国家领导人电视讲话，要下决心改善首都人民居住状况因而获得一片彩声。
街市景观
我抵达莫斯科当天时间傍晚七时半。火车提前了十几分钟，因而接站的人还没来。我们从站台上往外走，一直走到了站外广场；没有见到出站口，这就第一次领略了开放式车站的自由。也许因为人们出入方便，没有停留的必要，候车室比较小，也相对简陋。从广场到站台，夹道欢送似的站立着两排零售香烟食品的俄国人。以老太太居多，每人手中各举着一包烟，一瓶酒、一块面包或一截香肠。却并不叫卖，只默默地站着。
据说，警察有时会干涉，这毕竟属于无照营业。但只要警察刚一出现，两列零售商会在眨眼间消失；大家散步聊天，零售物品变戏法似的踪迹全无。警察一走，队列眨眼间就又出现，人人手中又分别举着各自的物品，只是依然默不作声。当时，没有人前来接站，我们几个虽未必慌乱，心中却也忐忑不安，无心太多注意种种景观。但事后回想，那天火车赶点而不是晚点其实是一桩好事：
因为从当晚开始，莫斯科实行宵禁，晚十一时后不许随便行动。
由于全市宵禁，个别街区还戒严，我们有两天没有出去走动参观游览，只上住处附近商店采买过两次零星日用。
一次买菜买鸡蛋，闹出个小笑话。在柜台上先排队交款，我在纸条上画了个椭圆表示鸡蛋，后边乘以三十，交款因而顺利。拿到取货卡，到柜台上取货，售货员却给拎出五桶一公斤装的牛奶来。文不对题，急忙申辩，偏又言语不通。后来又给售货员画了一回图形符号，才总算使牛奶换得了鸡蛋。另一次是买烟买西红柿，买烟在个体商亭，买西红柿也是个体小贩。已是下班之后，个体小贩像是班后搞第二职业。价格闹不明白，没有关系，大把卢布递上去，货主会数出他之所得，其余的退出来。
据说，他们从也不会骗人，更不会骗外国人。假若有欺骗行为，在俄国人中首先就会受到唾弃。正如小流氓们会抢劫中国人，却从未听说小偷小摸。一般，他们也不抢女人。假如抢女人或者偷偷摸摸，那也要被人们鄙视。这中间，是否有一点民族性格的因素呢？而无论国营店铺还是个体商摊，无论收款还是找钱，无论银台会计还是一般营业员，都不会成沓儿点票额，只会一张一张数，数一张向柜台上摆放一张，嘴里呜哩嘟噜念叨不休，看上去真是笨拙。
种种感觉之余，我的强烈的又是异样的感觉，则是广大莫斯科市民对炮轰白宫事件反应平淡，甚至有些漠然。上班族匆匆赶地铁，商场内熙熙攘攘做生意，孩子们欢笑跳闹，老人们静静地遛狗。是人们厌倦了政治呢？还是白宫事件的结局在大家意料之中？抑或是广大民众穿衣吃饭问题相对紧迫，无暇关注其他？从安德烈这样的汉学家到全俄作协的作家们，都认为白宫事件是矛盾激化的必然，只是对死了数百人表示遗憾。
后来几天，听说军警和特种部队有几次较大行动。除了追捕从白宫逃出的一些持有武器者，着力捣毁黑社会组织和种种不法分子；没有居留身份的受到彻底驱逐，虽有身份但有违法行为的某些北京倒爷，集中居住的旅馆也受到了武装查抄。查出问题者一律限期押解离境。治安状况因而好转，兢兢业业做生意的中国人因而额手称庆。
考虑到俄国民众生活现状，中国公司做服装食品者居多。做食品一是运输环节不易把握，空运太贵，铁路运输经常丢货。二是检疫方面多有麻烦，货到地头来一个检验不合格就全砸在那儿了。做服装，却也只限于中低档次。在莫斯科，人们穿着相当讲究。色彩艳丽式样新潮之外，一般衣着品质高档。姑娘们多穿意大利皮靴和土耳其皮衣，由于关税原因，那儿正宗意大利货比我们国内合资企业的产品还要便宜一些。追逐新潮穿牛仔装和名牌运动鞋的也多在美元店外排着长龙购买。老年人衣冠楚楚西装革履呢子大氅，但莫斯科呢料便宜，据说是只有穷人才穿呢子。满眼看去，似乎只有不多的一些高中生穿着中国牛仔服和运动鞋，中年人有的身上裹一件中国防寒服。中国之大，难道没有上档次的服装？那里的购物者偏又不认账。做服装的中国公司，于是多半将货品批发到首都以外的地区。
平时，中国人晚间不多外出行动。考虑安全，宵禁期间就更加小心。据说也有爱看热闹者10月4日专门赶往白宫观战和拍照的，说是要当历史事件的见证人。
个别见证人便一去不复返，失踪了。到大使馆去报告查询，又落得一通训斥。那几天，我们使馆都整理材料做了随时撤离的应急准备，你要瞧热闹把自己瞧丢了，不是成心添乱吗？
也许是“又聋又哑”陷于麻木，也许是天性粗疏，国内家人朋友担心的那一段，我在莫斯科觉得格外平静。一切正常，略无紧张。我只注意我所注意的，观之在眼，得之在心。
我注意到：人们极其遵守交通规则，任何人行横道都有红绿灯显示，任何时候任何行人都没有抢红灯现象。人们包括醉汉在内都尊重警察的管理，倒不全然在于警察带枪。也许人们都明白：健全的法规是维持良好社会秩序的保证，而只有在良好社会秩序之下才有民主和自由。
在地铁上，在排队购物过程中，许多人抓紧时间读书。据说，在莫斯科人均图书量居于世界前列，受过大学教育者约占总人口五分之一。翻译安先生，工作与家务负担都极重，在地铁上总是抓紧时间读书。陪了伊蕾奔忙商务过程中，从也舍不得买一支冰淇淋解渴；但他每天都要买一份报纸，随时关注各种时事新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