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我们村兴办学校，是我们村民反对封建、进行民主革命的成果
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我们村是没有学校的，有想念书的孩子都是去上私塾，后来村里各家族都发展了，又都建了祠堂，祠堂又兼书房，这时全家族中的孩子想念书的就去祠堂书房念书了。
在推翻清封建王朝，民主革命胜利之后，我们村于中华民国二年，即1913年，全县各村普遍建立学校时，我们村才开始建立起初级小学学校，开始的校址，选在空闲着的池塘北东李家祠堂，因学生数量少，先选聘一位教员。后来学生数量增加，教员就增至两位了。
以后校址还迁到柴家祠堂、原家祠堂，后来樊家祠堂由商铺腾开以后，就较长期占用樊家祠堂。后来我们村又在大庙园增添了南房10间以后，学校就固定在现在学校的地方。“文革”中，又在南房后新盖了4排教室，连通樊家祠堂，成为一个又有规模又有气派的大校园了。
在民国年间，我们北塬五区就有了高小，县上也有了中学和师范，我们村最早上师范的就是樊育坤，最早上中学的就是柴学侃，最早上高小的就有李树耀、杨增荣、樊育毅、张发文等人。抗日战争中，高小中学失散，小学也断断续续。直到抗日战争胜利和在解放战争中，我们村又有一批学生上高小和中学了。
新中国成立后，于1951年，我们村又办了高小班，成为完全小学，上学的人多了，教员自然也就增多了。到1970年代，我们村还兴办了初级中学，曾一度还办了高中班。纵观我们村学校，可以说一直是周围村的一个中心学区。
二、在革命年代中，村办学校培养输送了一批革命人才
学校是倡导科学、追求真理的地方，经过在校内学习，又经过与社会对接思考，因而使得一批同学心系国是，投身革命。如南头巷柴学侃，在村学校中就很有思想，常有反抗落后家庭的义举，升入闻喜中学以后，更是关心国家大事，积极搞学生运动，反对卖国贼，反对军阀统治，是闻喜较早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党员之一，后到大西北延安一带工作，在解放战争中担任兰州市地下城工特派员，为解放兰州立下了特别功劳，后被叛徒告密而遭杀害。我村下北头巷李如松，也是一位聪明好学的学生之一，抗日战争中，他参加党领导的牺盟会，并参军带兵，在我村一带辗转抗日，立下了不朽的功劳，后被日寇杀害。
后在解放战争中，我们村又有一批经学校培养输送上了高小、上了中学的，如樊林峰、樊林峄、原永发、樊毓清、樊喜孝、杨杰臣、杨镇海、张发志等人，上了高小。有樊林峄，樊毓清上了中学和军校。还有后来到外地西安的杨得志上了西北革大。还有从学校培养参军的有雷春正，张官禄、李景义、张发欣等人。这些人经过党的培养和长期的锻炼，都成为了革命人才，如有的成了解放军的团长，有的成为了专署的局长，有的成为了全国知名的重点中学康杰中学的书记，有的成为了临汾地区行政干校校长，有的成为了县法院院长。
三、在建设年代中，村办学校培养输送了一批建设人才
新中国成立后，我们村上学的人数猛增，几乎覆盖了所有男女学龄儿童，给国家培养输送了一大批建设人才。
综观我村60年来，上大学的人达62名，上硕士研究生的人6名，上博士研究生的人2名，上中专、高中的更是数以百计。先后当军人的有61名，其中团级以上的有五名；当干部的有70名，其中县级以上有十名；当教员的有22名，其中当教授的有2名；获高级技术职称的有25名。外出搞其他工作的更是数以百计。
四、我们村学校教育引领我们村民走上人类文明进步的光明大道
百年来，我们村学校培养的人数难以准确计算，最少约有三五千人，但可以这样说，我村百岁以内的人，或者更为准确的是60岁以下的人，都是进过我们村学校接受国民义务教育的。他们通过这座神圣的殿堂，开启了自己的心灵，点燃了自己智慧的火花，从而走上了人类文明进步的光明大道。
五、办好学校，头等村事
由于我们村民都认为学校是我们村民接受精神文化的摇篮，是圣洁之地，是神圣之坛，因此都把办学当成神圣的事业，所以从校址校舍的选择建设上，百年来都是选最好的。在建国前我们无论选在祠堂，还是在大庙增建的校舍，都是全县一流的。建国后我们办高小，后来又办初中、高中的新扩建的校舍，也是有规模和气派的。在改革开放走教育强国之路，全民大办学校的又一新浪潮中，我们村干部率领村内村外村民积极捐款、献力，又率先建起了13间2层约600平米的现代化的教学楼。在近年来并校建设中心校的改革中，我们村又建成了和原来同样规模的教学楼，但硬件更现代化了，更前卫了。
同时在对教员的选聘上，教职员生活的安排上，学生的安全上，学校环境的保护上，以及教学设施的配备上，我们村也都及时安排做好，以保障学校教学的顺利进行。
总之我们村的历届党政干部和村民都把办好学校当成头等村事来做，而且一定都要做好。正是：
学校圣坛，人才摇篮，
头等大事，自觉兴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