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们打天下、建国家并随之进行一系列除旧布新的举措之后，我们国家在政治上一片政昌民和，经济上一派欣欣向荣。但由于我国当时的经济结构是公私五种经济成分并举，在运行中也显现了一些矛盾，处在这些问题的面前，是继续坚持新民主主义阶段的路线政策，对一些问题作适度的调整，进一步发展繁荣新民主主义阶段的中国经济，还是要改变新民主主义的阶段政策，紧接着就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和革命。我们终于是走了后者的道路，在3年恢复时期中，我们就又踏上了社会主义革命的征程。
一、首先实行了粮食统购统销的政策
在1953年，全国实行了粮食统购统销政策，并雷厉风行地进行了粮食统购运动，农村除了农业税按价折合征收粮食以外，还要收购余粮，农民不能自由销售粮食，只能卖给国家粮食部门。市场实行粮食管制，不能随便交易，需要吃粮者，只能由国家粮食部门销售供应。
当时我们村1953年一年就征收粮食80000斤。统购所谓卖给国家余粮60000斤，实际是上级定下需求任务，采用硬性法治必须完成，否则可以惩治。尤其我们是小麦产区，国家需要细粮，小麦征购过头，为完成征购又形成缺粮，国家可以返还粗粮。此后，我们村每年征购粮食都在10万至15万斤左右，有时还可返还数万斤粗粮，以补村民口粮。
据说当时这是从苏联学来的办法，这样作了以后，确实稳定了市场，缓解了由不法奸商的捣乱而造成的粮食市场的一些紧张问题，但也造成了一些粮食销售和需求方面的不便和紧张问题。由于出现缺少口粮，因此而粜粮和籴粮而受惩罚的事件也屡见不鲜。
后来紧接着国家还实行了油脂、油料的统购统销、棉花棉布、成衣、成袜等棉织品的统购统销，甚至还对肉食、副食品也统一管制。
这些制度，前后延续了30多年，一直到改革开放，生产发展了，物资丰富了，这些制度逐渐因失去作用才废止了。
二、三级跳一步跳到四个村合并的联丰高级农业社
在土地改革以后，为了防止农村出现两极分化，在1951年我们党就号召在全国一些地方试行走合作化道路，先搞临时农业互助组和长期农业互助组，在1952年又开始试办农业初级合作社。我们当时是后进村，合作化进展艰难，1954年才办起了协星等4个互助组，1955年初南窑巷才办起了一个37户的初级社，名为南窑巷农业初级合作社，一直到1955年下半年全国批判合作化道路的“小脚女人”现象之后，才于1955年冬一股风似的都才办起了初级社，全村当时有四个初级社，农民已全部入社。
当时初级社的标志特点就是土地作股入社，四成分红，但入股还要拿出股份基金，其它牲畜、大农具都作价入社，作的价都算股份基金，农业社并不出现金收买。
当时入社时是冬季，农田小麦都已经由入社前的各户播种上了，规定次年第一季的小麦仍是谁种谁收。可是到了此年的年底和1956年的开初，全国又刮起了高级合作化的飓风，各地都又要办高级合作社了。于是在1956年元月，我们村就又奉命跟风联村办了大型高级合作社，即和上庄、大张、阳隅4个村，办起了名为“联丰高级农业社”。高级社当时的特点就是取消土地分红，全部按劳分配即按工分分配。原来承诺的第一季小麦谁种谁收自然不予兑现了。
4个村在一起办社，题中之义就是4个村要统一标准，主要的生产资料的土地、大牲畜、大农县，要统一按人口平均计算，以村为单位抽肥补瘦，当时，就从我们村抽出去大牲畜好骡子两匹给了外村。
4个村的收入要统一计算，统一分配，人们只管生产，管不着分配，自己劳动的成果，也不知能分到多少，只能等待4个村的统一命令，长退短补。
这样一来，1956年的夏收，小麦大批霉烂出芽，夏耕拖延，夏荒严重。这样到1956年冬--至1957年春，全国各地闹退社、闹粮荒的事件不断发生。我们村当时也有不少人提意见，后来下北头李××等人因提出分社要求还遭受批判。
上述就是我们村三级跳，即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一跳就跳到了4个村的联合的高级社的历史。
三、公社化又一步跳到50个村的北垣人民公社
在经过1957年全国的反右派运动和农村开展的大辩论大批判反社会主义分子运动以后，1958年夏秋全国又推行人民公社化运动，于是我们村又入编成为了全北垣50个村的北垣人民公社组成的村庄之一了，我们联丰社成为了北垣公社的小张村管理区。
变成人民公社就是要一大二公，大兵团作业，全公社统一分配，这样各生产队、各村、各管理区的粮食、产品、实物、财物就出现了难以控制的混乱状态，明分配、暗隐瞒普遍出现，从而也大大影响了社员的生产积极性。
四、大跃进，敢想敢干，一切大办
进入人民公社，就实行大跃进，要敢想敢干，一切大办，敢教日月换新天。首先是生产组织军事化、分级编制为大队、小队，男女社员，轮流联队联村大兵团大连队作业；各队各村都要大办食堂，吃饭是大锅饭，家家禁止开伙起灶。当时我们村就是编为四个连队，办了四个集体食堂。一队在柴孟群院，二队在杨宝童院，三队在李来云院，四队在杨石玉院。从此带来很多问题，吃不饱，吃不好，老人小孩不方便，病人更是没法办，社员敢怒不敢言。当时曾号召，产量要高产，所谓放卫星，地要深翻五尺，要密植小麦下种50至100斤，小麦产量要达双千斤。有的地方还传说一亩红薯产到百万斤，人们真感到这哪是人间之事呢？这样作造成的效果，已带来了严重的混乱，社员根本没有什么生产积极性。
一切大干，全县大修吕庄水库，我们村派去劳力80名左右，长达3年之久，共计出工5万多工日，占我村壮劳力的近一半。这些人都还是自带粮食和生活费用，自带工具，我们村贴资达数万元。同时还抽调劳力大修公路，我村也派出用工数千个。公社还修万头猪场，也要派人去，这些小宗用工都还很多很多。同时还互相调动劳力，搞大兵团作战、平大块地，搞水土保持。所以群众反映，一大二公，人都抽光，种地人少，庄稼不长。
在这样一大二公、刮平调共产风的影响下，基层干部又不得不奉命强行办事，因此各地农民情绪波动很大，党群干群关系紧张。当此，毛主席曾亲自署名给农村干部发布了公开信，中央也采取一系列措施，解决农村问题，但由于问题太多，农业生产仍然很不景气，为时不到一年，全国就出现了建国历史上的3年自然灾害时期了。我们村也因此收成大大减少，分配也大大减少了，粮食根本不够吃。
五、全民大炼钢铁，家家砸锅卖铁
在进入人民公社，一切大办的同时，国家为了超英赶美，发动全民大炼钢铁。1958年9月间，全县又组织大军赴250公里外的吕梁山上的蒲县深山曹村峪，在山野安营扎寨，土法大炼钢铁。我们村抽去强壮精明的男劳力近百人，自带给养，自备工具，自己挖煤炼焦，自己挖矿石炼铁，在当地一些稍懂烧炼的人的指导下，就点火自己创造性的炼起生铁来，前后百天，直到数九寒天我们才撤回来。当时只炼出来些矿石烧结的像铁似的铁石圪垯，就算是我们的生产成果。事后这些东西怎样处置，谁也不知道，有的人说还可以正规回炉炼成品，有的人说那些东西以后就放在那里，当作石块扔掉了。
同时，留在家里的人以及机关学校等单位的人，还分别到南山、稷王山等地到处炼钢铁。
在全民大炼钢铁的同时，为了完成全国1958年钢铁翻番的生产任务，全国大收所谓废钢废铁。各级各村都派有任务，我们村就分派要完成数吨废铁收购任务，群众根本无法完成。恰好此时又正号召大办食堂，所以就家家砸锅卖铁，这样一举两得，也促进办起了食堂，也完成了钢铁收购任务。如此还完不成任务，家家就又撬下箱柜上的荷叶、锁子等所有的小金属都来充数完成任务。
为了完成任务，不得已，我们村把村中阁上的用于警戒通知事项的大铁钟和庙内的一口大铁钟都打碎当任务去卖掉。还把娱乐的锣钹也都打烂卖掉。
六、割资本主义尾巴，实行纯而又纯的社会主义
加入了人民公社，似乎就是走上了通往共产主义的金色大桥，就是要一大二公。为了实现纯而又纯的社会主义，我们村把在高级社就已经将按规定留的自留地，减而又减，压而又压，由原定平均土地的10%压至5%-2%，只让留一定的小量的菜地，后来索性也全部收回还美其名曰是割资本主义尾巴，是实现纯粹的社会主义。这样一来给社员的生活一度更是造成了困境。
七、又调整回到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生产体制
如上所述，公社化以后，又实行大跃进，一切大办，又大炼钢铁，又割资本主义尾巴，因而生产下降，缺粮严重，各地陆续出现粮荒。当此危急之时，中央紧急火速出新政，发指示，定条例，首先把人民公社一大二公，调整回到人民公社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生产体制。我们村一下由大管理区调回到全村又成8个生产小队为核算单位，每个队约是20多户，就是现在全村居民组的基本格局。
同时又分足自留地，按每人平均土地的10%，每人就是二分多地。又加分猪饲料地每人约5%，这是以坡沟边角的小块土地为主，这样每人分到的耕地就达15%，公共食堂一律撤销。
社员要务农种地，一般不准再抽调大批劳力外出，不能再刮共产风、平调风、强迫命令风，让农民休养生息。
中央的一系列政策，效果甚灵，我们村社员在不到一年时间，就又扭转了困境，生产又有了一定的恢复和发展。
八、又搞政治运动，强化人民公社
刚刚走向正规的农业生产，刚刚度过了3年的自然灾害，人民生活才有所好转，中央又提出要突出搞阶级斗争，认为此前发生的问题都不是政策上、体制上或者工作上的问题，而主要是没有搞好阶级斗争的问题，所以更是要狠抓阶级斗争。因此，从1963年起，在农村又搞小四清，1964年、1965年又搞大四清，从1966年起又连续10年搞“文化大革命”。
所谓小四清，就是清财、清物、清帐、清库，以反对多吃、多占、贪污、盗窃为主。我们村当时也清出了一些问题，邪气总有所收敛。
所谓大四清就是清经济、清思想、清政治、清组织。当时是全国统一行动、全省统一组织大兵团，异地组成工作队来搞。我们村1965年开始的大四清，就是由省委、省军区、中央总参组织的，并从蒲县、隰县和大专院校抽调的人员来搞的，队长是隰县副县长贾某，指导员刘某，副队长芦某等，带领40多人，先后经10个多月，才告结束。
大四清的大致进程是：扎根串联，发动群众，揭发问题，核实处理，同时重新划定家庭成份，重新组织阶级队伍，最后整顿党团组织，建党建政。
我们村通过四清，最后抓了一个贪污分子，双千号，即原永良，原大队主任，共产党员，复员军人，定案贪污粮食1000斤，人民币1000元，为双千号，而且生活腐化堕落，予以开除党籍，并戴坏分子帽子。
通过复议阶级成份，其结果是：
复议前265户，其中贫下中农122户，占46%，中农135户，富农7户，地主1户。
复议后267户，其中贫下中农174户，占67%，中农85户，富农7户，地主1户。
通过四清运动清理：全村解放后死亡和打死的阶级敌人18人，当时敌对阶级的子女所谓的社会基础还有30人，四清前的专政对象有24人，最后戴帽的还有7人。
至于“文化大革命”，在农村更是没有章法，可是在外头大局势的影响下，我们村也曾组织了多个战斗队，也组织了三结合的革委会。也和全国一样发生了文化大革命是一场浩劫的问题。
九、农业生产下降，人民生活困窘
在人民公社期间，由于某些特殊的因素，集体的地是长不过自留地的，自留地的收入几乎占家庭收入的一半以上，这是一个无可辩驳的事实，其中蕴含着深沉的道理。有的地方把自留地几年一倒换，劣地换成自留地又变好了，原来的自留地肥地变成集体地又变成了劣地。曾经割资本主义尾巴，收回过自留地，一度发生大饥荒。所以领导意识到家庭的能力，对农户采取了某些宽容的方针，又重新分配自留地，才度过了粮荒。上述这个人人皆知的现象，事实上已明白无误地告诉人们一个再简单不过的道理，自留地的庄稼普遍比集体地的庄稼长得好，就是：农业劳动不仅仅是体力的付出，也是心灵和智慧的付出。农户被编入集体的行列，其劳作大部出于被动，即便有主动肯干者，也不会因此而有更多的报酬。这就说明，人民公社制度，不仅没有提高生产力，而且摧毁了家庭的独立地位和能力。而即使如此，当时的舆论控制下，还宣传我们国家是自1966年至1976年连续11年获得了大丰收。实际是在人民公社建立以后的20年间，农村的劳动生产率一直是下降趋势。1952年，中国CDP总量占世界CDP的比例为5.2%，1978年下降为5%。1948年中国人均CDP排世界第40位，到了1978年中国人均CDP排倒数第二位。
当时，我们村的情况是：小麦亩产100斤左右，最高年亩产122斤，最低亩产80斤，棉花最高产30斤，一般20多斤。一般年景，每人每年分小麦不到200斤，加之秋粮300多斤，一斤棉花、半斤油、每个劳动日分红3角至六角钱，而且多数年景还比这个水平更低，社员生活十分困难。
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讲了两个必然，资本主义必败，社会主义必胜。但他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又极言说，历史是个自然的历史过程，“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们所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存在的物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这说明主观主义不顾生产力发展水平，不顾历史客观事实，强调一大二公，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犯急性病，搞穷过渡，给党的理论和实践以及社会主义事业，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损失。虽也在政策上、体制上，乃至阶级斗争上等多方面都采取过多种措施，终都没有解决根本问题，也根本否定不了马克思所说的上述“两个决不会的”。
当然，我们从原本搞合作化，对农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来防止两极分化，这个目的却是实现了。这是有利的一面，但影响生产力提高和生产的发展，这弊的一方面确实也是严峻的，权衡利弊，弊大于利，面对现实如何去突破性地解决和前进，确实也得引起我们深深地思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