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31日晚间，朱军在《艺术人生》节目里访谈“祥云火炬”的“外观设计”和“燃烧系统”设计团队，与联想集团和航天集团的设计师们谈天说地之后，还特意播放了火炬兰州传递活动的一组镜头来烘托节目氛围。我一眼就看出那是兰州的几位火炬手在奔跑，不禁拍案叫绝，兴奋不已——火炬在兰州的传递，的确是很精彩，很成功，也很圆满的。而甘肃父老乡亲也给了这位“游子”最崇高的荣誉。作为央视著名节目主持人，朱军应火炬传递甘肃省组委会邀请，担任了敦煌站起跑仪式的主持人，并且被精心安排，担任火炬兰州市传递活动最后一棒火炬手，激情澎湃地点燃了圣火盆。为了安排好朱军出镜的电视画面，我们也用了一些心思。你看，几乎所有的火炬手都是在“自然状态”中奔跑，摄入镜头的画面也都呈现“朴素自然”的状态。而朱军举起火炬迈开步伐时，现场奏响壮丽的音乐，在“燃烧吧，圣火……”的壮丽音乐烘托下，朱军跑过母亲河畔极为精彩的一段路程，热情洋溢地登上了圣火台，央视播放的电视画面，便有了庄严的“仪式感”和绚丽的美感，差不多就是一段“音效对位”“音画合一”的电视艺术片了。
另外，从策划构思来说，我们也很好地完成了省上领导同志关于“抗震救灾与火炬同行”两个主题同时展开的指示精神，虽然说不上天衣无缝，但也做到了悲喜交加的两个主题密不可分，水乳交融。火炬在兰州传递活动的主题，的确是“亦喜亦悲”的。但，“喜”不可狂欢，“悲”不能痛骨。“默哀”的程序安排在哪个环节，之后又如何“擦干眼泪”“点燃激情”，不露痕迹地转换现场情绪，继续“激情澎湃”地“传递梦想”，我们都反复斟酌，颇费思量，终于安排的十分妥帖，也很得体。在反复修改现场主持词时，我也尽量避免使用“喜笑颜开”“欢歌笑语”“欢乐的海洋”“欢腾的场面”诸如此类的我过去为这类庆典活动撰稿时常常使用的“兴高采烈”的语汇，顶多说到“激情荡漾”“热情澎湃”，就不可接着“煽情”继续升温搞得“欢天喜地”，那可就不妥了，毕竟，甘肃陇南是地震重灾区，悲喜交加的分寸是一定要把握好的。在撰写几位领导同志的现场致辞时，如何做到既要遵守奥组委的规定，将《致辞范本》有统一要求的有关火炬的主题词原原本本地说出来，又要结合甘肃实际，将抗震救灾重建家园的内容写进去，在文章结构上还要做到严丝合缝，浑然一体，我确实也费了不少心思。
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文章也不可能无休止地写下去。作为一篇随笔，这篇文章已经很长了。虽然关于火炬，关于奥运，我想说的话是这篇文章的十倍都不止，但是，这篇文章必须结束了。读者的耐心是有限的，倘若能够读到这里，那真是要感谢不尽了。文章就要结束，我忽然意识到，火炬传递在兰州这么大的事情，在文章中怎么就看见你一个人在“跳弹”。这就需要稍稍做一点解释了。这篇文章的体裁是一篇散文随笔，写作的视角是我个人的视角，我在文章中也只能说说自己亲身经历的事情。一千个观众，会有一千个哈姆雷特。管中窥豹写这篇文章，只是为了给自己的生命历程留下一点记忆而已。全景式的报告文学鸿篇巨制，全面描写火炬在兰州，那是另一篇文章的写法。或许，在深思熟虑之后，我还会另外写一篇文章，全方位立体化全景式地来记述这件百年不遇的大事情。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奥运火炬在兰州的策划组织，凝结了省市各级领导同志和参与筹备工作的成百上千人的心血智慧和汗水，我不过是做了自己应该做的事情，比较好地完成了自己所承担的任务而已。
顺便说一句，后来，我受市政府领导同志委托，撰写了题为《黄河祝福北京——2008·奥运火炬在兰州传递》的电视艺术片文学脚本和解说词，全方位立体化全景式地反映了奥运火炬在兰州的情况，了却了这个心愿。
那天，肖洁的电话采访结束后，我忽然想到，我来北京是“上级组织的决定”。将士领命出征，既然有“得令”的开头，那就必须要有“交令”的结尾，这是不成文的规矩。这就要谢幕退场，这就要鸣金收兵，决不可忘了规矩。便给下达任务的谢鹏部长打了个电话，简要汇报了一下情况，算是上缴了他用一个电话授予我的这支“令箭”。
谢部长爽朗的笑声至今依然在耳边回响：“老岳啊，反映不错。我们给你请功……这会儿，津梁市长正给大家敬酒呢，市长很高兴……”。
——我也很高兴。
跋今天，是2008年10月18日，我的54周岁生日。天命已过，耳顺在望。
虽然距离退休的年龄尚有些时日可待，但经过了五十四个春秋，“我的人生”的主要部分大概也写得差不多了。
我到文联工作已经七年了。没想到，这七年多来，作为“兰州市文联副主席兼秘书长”，我的工作状态并不像我在本书《序言》中所预料的那样“清闲”和“安逸”，除了要做许多十分琐碎非常具体的联络协调服务工作之外，每年我最少都要执笔起草二三十件大大小小的机关文件，七年来写下的上百件公文加起来最少也有三四十万字，工作实际上是很繁忙的。仅就2007年元月召开的第五次文代会几乎全部会议材料（代表名单除外）都由我执笔写成而言，我的工作量之大小，就可以略见一斑了。我体会到，这世界上没有香格里拉，没有世外桃源，在文联七年，同样有许多有趣的事情在等待着另一本书的写作，所以，这部书稿中就没有叙述这“七年之痒”的阳光和雨露，那是另外一本书的事情了。
但是，这七年多来，我依然没有放弃对文学写作的追求，我已经“追求文学”地写下了六十多篇散文随笔小说诗歌作品与五十余篇大型活动策划文案和主持词以及这部书稿了。而这些文学作品和具有文学性的文稿，包括这本书，则绝对在一百万字以上了。
这些文字，陪伴我度过了七年多时间。
每年能写十几万字，而且大部分都发表了，我很高兴我确实没有虚度这段时光。
2007年8月，作为市文联副主席和兰州市作协常务副主席，我具体负责策划并组织协调召开了《2007·兰州文学创作研讨会》，并且安排了采访我国著名文学评论家雷达先生和李建军先生的电视访谈节目。作为嘉宾，我与两位先生一起出镜接受采访。在节目录制过程中，甘肃电视台著名主持人陈立伟说我是他们的幕后英雄，说好多电视节目主持人都朗诵过我写的主持词，他还说这些主持词文采飞扬、合辙押韵，琅琅上口，读起来很带劲。我知道这是在夸我，抬举我，恭维我，心中不免有几分得意。可他又问我，这些主持词是文学作品吗？我却一时语塞，不知道如何回答，几乎出现了尴尬场面。现在我知道了，只要有用就行，管它是不是“文学”，我不过写着玩儿罢了。只要这些主持词、解说词能够为兰州文化发展营造氛围，添砖加瓦，锦上添花，能够在这座城市文明进步的历程中留下一些深深浅浅的印迹，这就足矣。至于它们是否能够被称为“文学作品”而被归纳到某种所谓的文学范畴当中去，真的无关紧要。这部书，本来就我写着玩儿的，只是用来消遣解闷的，您随便翻翻就可以了，只要您能读得下去，管他是不是什么小说诗歌散文随笔报告文学纪实作品呢。
在这部文稿的写作过程中，我不断地回想自己这几乎一生的经历，我越来越觉得自己确实与兰州文学艺术事业的发展结下了不解之缘，我经历了1970年之后至今兰州文化事业发展的全过程，在不同的层面上参与了兰州市举办的几乎全部的重要文化活动的创意策划、组织实施、协调落实工作，零距离地见证并亲历了这将近40年兰州文化的发展历史，并且收集保存了大量的原始资料。我的这部书稿，就是在这些原始资料的基础上写成的。因此我可以实事求是地说，我写下的这些事情，绝大多数故事和情节甚至细节都可以在我个人收藏的写作档案里找到原始根据。我凭借这些原始资料，基本上保证了这部书稿的纪实性和真实性。
我过去常常梦见我在寻找一柄顺手的宝剑，但恍恍惚惚地永远找不到。梦中的那些宝剑往往是木头制作的，不成样子。有时候也能看见铁剑，却常常是软剑，剑柄像钢片一样锋利，无法握在手中，即便握在手里，也像是握着一条钢卷尺，好像在挥舞宝剑，感觉却像在甩着一条钢卷尺一样的虚无缥缈莫名其妙。我常常做的另一种梦，是“误场”，这是演艺界的术语，就是说演员没有及时出场，误了上场时间。几乎每次的梦境都是我来不及化妆，用来打底色的油彩往往变成了果冻苹果酱一类的东西，无法在脸上涂抹均匀。即便是上了舞台，也恍兮乎兮弄不清自己在干什么。我常做的梦还有一个情节，就是在考场上答卷子，不是找不到笔，就是看不清卷子上写着什么，当然，在梦里也无法看清楚。
这三种梦境，几乎陪伴了我大半辈子。梦的解析说，日有所思，夜有所梦，梦里的情景是现实生活曲折的反映，我觉得很有些道理。人说“痴人说梦”，大概就是说我。
我这一生，实际上一直在寻找适合自己的一种技能，但一直没有找到，就像找不到一柄顺手的宝剑一样。而误场，就是在暗喻我来不及在人生的舞台上演出精彩的活剧，我来不及做好人生应该做的准备工作，老是“赶不上趟”。答卷子就更清楚了，我的人生考试很可能是不及格的。但是，当我写完这部书稿的时候，我觉得我自己这一生还是在不断地打磨一柄安身立命的宝剑，所以，我将这部书稿命名为《五十春秋磨一剑》。至于这柄宝剑是否锋利顺手，是不是可以一试锋芒，那就是读者诸君评头论足的事情了。
有朋友劝我，用小说笔法写这段历史比较好，不会惹出麻烦。可是为什么一定要写小说呢。三百年前，有小说吗。用不着与三百年前相比，今天的小说写法和文字风格就是和三十年前的小说相比，难道是一样的吗。小说盛行，也真不见得就是件好事情。罗贯中用一部《三国演义》把曹操弄成什么样子了，大伙儿费劲拔兮地要为曹操正名，费了多大的劲也达不到目的。曹雪芹若不是忌惮皇帝的淫威，作那部《红楼梦》也许用不着披阅十载了，结果搞得后人又是考证，又是索隐地晕头转向，非要弄清楚贾宝玉是否真的当了和尚，秦可卿究竟是谁，你说这是何苦呢。在谁都不敢说真话的时代，所以才逼得有话要说的人们采用所谓小说笔法，以曲笔反映生活，用虚构讽喻现实——鲁迅先生有篇文章里早就说过了的。有些时候，就是写小说也会被人抓住把柄，给整得死去活来，唐宋元明清的“文字狱”就不必细说了，“利用小说反党”，不也曾经是一种罪名吗？现在，身处这样一个史无前例的和谐伟大的新时代，使用我这种文体和笔法说说自己的经历，难道不也很好嘛。自己真实的经历，为什么一定要弄成虚构的小说去掩人耳目呢。实际上，掩耳盗铃一定欲盖弥彰。搞文学创作，模仿是没有出路的，别人无法代替你，你也难以模仿别人。然而，老话说得好：听人劝，吃饱饭。我还是听从了朋友的好心建议，将一部分真名实姓改写成了虚构的化名，一个字一个字地从头到尾修改一遍，真是累出了我一头汗水，要是采用小说笔法重新写一遍，那还不把我的肠子挣断。现在报刊上不是常有这样的说法吗，为保护当事人隐私，本文主人公使用了化名，就是许多新闻报道也这样说，真是无奈。
写完这部书稿，我无意中翻看了一本《书摘》杂志，刊登在2006年第8期卷首的《读稿笔记》当中有一段话引起我的注意。编辑彭程先生说：“影响巨大、导致现代西方历史学产生重大变革的法国年鉴学派，就是经由观察日常生活，而进入历史的深处。与着眼于杰出人物与惊心动魄的“事件史”研究的传统史学不同，该学派注重日常生活的习俗，认为它们才是历史中最重要、最持久的因素，蕴藏了解读一个时代、社会的奥秘的丰富而生动的信息编码。”
我的这些文字，大概正是这样的蕴藏着某种奥秘的信息编码。
我的这部文稿，也许恰恰就是这样的一种解读。
原来，这么写是有理论根据的。原来，这样做是有意义的。
美国作家威廉·福克纳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时感言：“我感到这份奖赏并非授予我个人，而是授予我的工作的——授予我一生从事的关于人类精神的呕心沥血的工作。从事这项工作，我不是为名，更不是为利，而是为了从人类的精神原料中创造出一些从前不曾有过的东西。人类永恒不是因为在万物中唯有人能够发言，而是因为人有灵魂，有同情心，有牺牲和忍耐精神。诗人和作家的特权就是把这些写出来，他们唯一的责任就是去鼓舞人的斗志，使人类记住过去的光荣——人类曾有过的勇气、荣誉、自尊、希望、同情、怜悯与牺牲精神——从而达到永恒。”我认同福克纳。
在这部文稿的写作过程中，大约是写到《海不扬波》那一章节的时候，余秋雨先生出版了他的“记忆文学”《借我一生》。读完余先生的这部四十万字巨著，我不禁气馁：我还以为自己开创了什么新的文学写作风格呢，却原来是人家早就玩儿剩下的。
那就仿着余先生的感觉玩起来吧。
那么，这本书稿最终题为《借我春秋五十年》似乎更好一点。
我将2008年10月18日这天确定为这部书稿的脱稿日期，当然后来送到出版社审读、编辑、校订的过程中，也做了一些调整润色和修修补补。当这部书稿即将付梓之时，我回过头来定睛一看，居然信马由缰随波逐流不知不觉地写下了46万多字。但我想，即使是46万字也好，460万字也罢，都不过是抽了一回“四六风”写着玩儿罢了，管它是不是“文学”呢。
真诚感谢您阅读这部书稿。作者在此抱拳作揖，鞠躬致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