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实话，在一个活动方案策划文本的开头，啰里啰唆地写下这么一大篇与现场的实际操作并无多少关系的文字，确实也没有多大的必要。如此罗嗦，真是出于对当时面临形势的无奈。最初，各方面的意见并不统一，各路豪杰都在会议上发表高见，真可谓议论纷纷，各执己见，异彩纷呈。不少人对选择中山桥和水车博览园这两个场地举行仪式的可行性都持怀疑态度。“想当然”地认为这两个场地面积太小，容纳人数有限，聚集的群众太少，场面不够宏大，异想天开地以为调几万人来广场参加集会才够热闹。所以，最初我做方案落笔时，如何说服各方面首先把场地确认下来，成为颇费思量的事情。要唱大戏了却搞不清楚舞台何在，岂不荒唐。会议上各路人马七嘴八舌，所有的意见都是“众人拾柴火焰高”的一部分，虽然心血来潮文不对题的意见不少，你却绝不可以当面反驳，一定要十分谦虚地表示尊重。然而“隔行如隔山”这句话不见得是真理，但“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却真的只是一种自我宽慰。否则，当年刘皇叔基业草创，手下“臭皮将”虽然达不到将校如云的满意程度，钉马掌割皮子的“臭皮匠”恐怕早已经成千上万，皇叔也就不必三顾茅庐请孔明出山了。马谡抢着去守街亭，想立头功也是马谡真实而善意的想法，但是，最后玩成了“失、空、斩”，弄得诸葛亮自贬三级，就是马谡的不对了。我这样说，不免有点自傲的嫌疑，这在艺术创造中一定要霸气十足，目空一切，旁若无人，专心致志，坚信“我就是最好的”，却是康斯坦丁·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在100年前就说过的至理名言。倘若我提出的在黄河边搞活动的理由不够充分，决策者一念之差，派个马谡去守街亭，就完全有可能使得在黄河岸边举行仪式的构思夭折，也就不会有后来被实践证明了的那些精彩场面。
我之所以在前言部分大段引用市委书记的原话，其实是就为了给持反对意见的朋友们看的。您瞧，书记都说了要在黄河岸边举办文化活动，其他人就不要七嘴八舌了，好吧——这其实就是拉大旗作虎皮的一种招数。想必，引用书记的这些话，对统一思想，力排众议，保证我们的设计思路得到认可，从而保证仪式活动能够在黄河岸边举行，无疑起了很大作用。后来，我每次参加会议，都在解释方案构思时，特意提示书记的原话，有时还使用朗读性的语言念一念，瞒天过海地让人觉得好像市委书记曾经给我面授过什么机宜似的，其实，书记的这几句话是我从报纸上抄来的。因为工作岗位的关系，我已经养成了关注领导同志在讲话中对宣传文化工作都做了些什么指示的习惯，这习惯，又一次帮了我的忙。
《前言》一出来就好办了。于是，我就知道下面该干些什么了：
“本方案部署了上午起跑仪式和晚间庆典活动的全部程序，提出了活动主题定位和重要的关键环节，描述了会场氛围，渲染了各项活动的思想内涵，并为电视直播和新闻宣传提供了精彩的活动场面以及丰富准确的报道理念、概念等关键素材。
本方案共分四个部分：
一、上午起跑仪式
二、晚间庆典活动
三、任务分工和实施要求
四、工作进度安排
……”
——指导思想一旦确定，框架结构一旦在脑子里形成，文字便跳跃着往下延续。几乎没有起身，一口气就写到了这个方案文本的最后一行。
钢琴王子理查德·克莱德曼常常优雅地弹出最后几个音符，双手弹离琴键时，那姿态真是美极了，也帅极了。那天夜里，我很有弹性地弹跳着十个手指，激情澎湃地在电脑键盘上弹出了最后几个字符，模仿理查德扬起了双手。那一刻，我的姿态是否也很帅呢？只有天知道。双手弹离电脑键盘，我长长地吐出一口气——大功告成，这才发现，窗外，已经是黎明时分了。我满怀激情地对我的笔记本电脑说，你这玩意儿真是太妙了，倘若是过去用笔和稿纸操作，那绝对是不可逾越的困难和无法完成的任务。
星期天上午又做了一点修改整理的润色工作，将方案文本材料打印出来装订好，就等着下午上会了。
24日下午，会议如期举行。总导演中东做了“导演阐释”，讲解了这个方案的策划思路和活动程序。我补充解释了一些无法见诸于文字的策划背景和文本构思情况。比如，我们之所以提出将起跑仪式放在中山桥，结束仪式放在水车博览园，就是为了解读黄河文化的内涵，突出兰州的地方文化特色，突出兰州的城市景观特点。虽然我们提交的这个方案构思得到大多数与会人员的理解和好评，却也不免有高人对在黄河岸边搞活动的策划意见不以为然，仍然坚持要在东方红广场举行仪式。眼看着“广场派”的意见似乎要占上风，我真的有些急眼了，我甚至还十分激动十分情绪化地冒着“天下之大不韪”，说了一些不该在大庭广众之下说的话。比如我说，“东方红广场”是“文革”时期建成的政治性广场，现在周围高楼林立，没有任何的地方文化特色。而主席台原本是“老人家塑像”的底座，“文革”结束后，“塑像”消失了，留下这个不伦不类的“主席台”，高度宽度长度都显得莫名其妙。加上两大块草坪占满了广场面积，几乎没有群众活动的立足之地。广场四通八达面临9条路口，自发而来的市民必然从四面八方涌向广场，现场秩序维护工作的压力也是难以承受的。早在1990年，我协调组织社火进城，就遇到过群众拥挤，阻塞道路，活动被迫取消的事情。因此，在那里举行火炬起跑仪式或者晚间庆典活动，显然很不合适，所以我对在“东方红广场”举行火炬仪式的平庸构思提出强烈质疑和坚决的否定意见。
令人欣慰的是，作为会议最高决策者，周丽宁副市长原则上认可了我们的这个方案。她在会议总结讲话时指示我斟酌一下大家的意见，将方案文稿再修改整理一下，准备给省上领导汇报。王秘书长则指示，方案立即打印30份，次日上午八点半之前送到政府文教处高处长手中。
我没想到，前天早晨一个电话把我从梦中惊醒，今天下午的这次会议却将我推入了一个更加美妙的梦境。2月26日接到高处长电话通知，27日星期三上午去省政府汇报火炬策划方案。王秘书长指示由我来汇报讲解方案策划情况。我想，这应该是导演阐释的事情，让我出头露面恐怕不合适吧，“编剧”怎么好意思粉墨登场跑到前台来呢。秘书长却说，中东去北京联系太平鼓在“鸟巢”表演的事宜，不在家，只能是你来说了。
我撰稿的文本我当然胸有成竹，一清二楚。汇报之后，郝远副省长对这个策划方案大加赞赏，甚至当面夸奖了我几句，说“你很有才华”“工作不错，比较到位”“这么短短的两天就搞出这么一个本子”“结构流畅，主题鲜明，质量很高，理念清晰”“为什么不直接说黄河祝福北京呢”“我看基本可以了”。论文答辩通过省长考核批准，我心里又一次乐得屁颠屁颠的如沐春风，却不免十分谦逊故作矜持地说：“谢谢省长，您夸奖了。”
我知道，在省长面前决不可得意忘形，失了分寸，没了风度。
同时听汇报的领导同志还有省文化厅副厅长王兰玲女士，她是火炬传递省组委会委员，负责火炬传递文化活动方面的协调指导工作。兰玲早年被誉为甘肃文学界“四大才女”之一，是文艺工作的“内行”，审读剧本评论作品更是她的本职工作，不但经验丰富，熟悉门道，而且眼光犀利，常常直击要害。作为省政府文化官员，她对文艺作品的品头论足往往举足轻重，曾经影响过许多决策者。然而，审查这种文化活动的方案文本，是既不能“掐秒表”，更不能“拿尺子量”，只有高明与平庸之分，精彩与寡淡的区别，却谈不上哪一种策划意见就绝对正确，另一种观点想法就绝对是错的。萝卜青菜各有所爱，唐装西装都可登大雅之堂，就看谁说了算，你还真不能定论在“东方红广场”举行仪式就绝对不行，肯定砸锅。此时王副厅长的表态无疑至关重要。据说她对上一次递交的那个移花接木的草率方案颇不以为然，发言时不留情面很不客气。
上世纪九十年代我在市委宣传部当文教处长的时候，兰玲是省委宣传部文艺处长，恰好也是我的上级领导，不但工作上多有往来而且我也尊她一声“大师姐”。这一回发言时高度评价“这个方案很流畅，主题定位做黄河文化很准确，是对的……”起初我看她正襟危坐，不露声色，不禁暗自思忖，生怕“大师姐”也在鸡蛋里看见了骨头，犀利的眼光直捣你的软肋，提出几条合情合理难以辩驳的否定性意见来，对她来说轻车熟路易如反掌，那我就绕不出这个弯子没准也会砸锅。但这一次她语气平和，评价中肯，夸奖了“这个方案比较完整”之后只提出“增加甘肃特色文化元素”一条意见便高抬贵手批准放行。王副厅长投我一票绝对是出于公心，但我仍然敬佩文化厅长的判断力。大家出来一起在江湖上混饭吃，“大师姐”理应关照“尕师弟”，窃以为“大师姐”还是有所关照的。
市长力挺，厅长点头，省长颔首，选择的天平已经倾斜在黄河岸边。原以为，我这就算是交差了，这就可以冲杯咖啡，点支香烟，高枕无忧地端起紫砂茶壶等着大戏开演了。却无论如何也想不到，自从3月24日，希腊最高女祭司玛利亚·娜芙普利在雅典赫拉神庙前奥林匹亚古遗址采集圣火火种，点燃罗雪娟举起的第一支祥云火炬之后，北京奥运火炬传递的道路上充满了风风雨雨，面临的形势也愈来愈严峻。“藏独”闹事捣乱，“东突”爆炸劫机，邪教磨刀霍霍，火炬在法兰西的传递场面惊心动魄，令人义愤填膺不免高度紧张。火炬传递活动的“安保形势”陡然升级，我也必须随着形势的变化而不断大幅度地修改方案策划文本。
伴随着突如其来的5·12大地震，我的祖国更是经受了一场慷慨悲歌的空前磨难，中华民族经历了一次前所未有的考验和锤炼。奥运火炬传递的道路，也经历了料想不到的坎坷和崎岖。我自己，也在参与兰州火炬传递策划筹备的过程中，留下了难以磨灭的记忆。以往，我交出稿件之后就没事情了，常常悠哉游哉地等着享受成功的喜悦。这次却完全不同，在长达几乎半年的时间里，我做梦都在修改方案文本，反反复复的修改不计其数，已经不能用“第几稿”这样的概念来注明了，就连打印纸，都耗费了几乎整整一箱。然而，反复修改的最终结果，却是又回到了周副市长、王副厅长和郝副省长最初审查通过的基本构思和原则框架上。
尽管在2月27日，郝远副省长第一次审查这个方案时，距离北京奥组委在雅典采集火种并点燃火炬尚有整整一个月，距离火炬到达兰州几乎也还有小半年时间，谁都不可能有先见之明，确实也没有人能够预料到后来会发生什么，但是，多米诺骨牌的连锁反应决定于第一张牌的摆放位置，那么，郝副省长在这天早晨做出的睿智选择无疑是绝对正确的。仅就火炬传递安保工作的重要性后来上升到“一票否决”的高度来说，最初的选择都令人庆幸。郝副省长一锤定音的中山桥“将军柱广场”虽然面积有限，不够宽阔，却正好为警卫工作提供了有利条件，使得警方能够十分严密地部署力量，达到绝对安全的水平。至于水车博览园，更是一个封闭式的园林场所，一旦加以控制，便可以确保万无一失。两个场地的背面都是滔滔黄河，自然形成天堑。在战略部署上，安保工作便“天作之合”地避免了“兵力分散”的难堪局面。且不说在黄河岸边举行仪式的文化内涵鲜明，地方特色突出，更不必说这两个场地的画面被摄入电视镜头十分出彩的“镜头感”，以及艺术氛围营造的锦上添花和更加显得独具特色的城市宣传效果了。
七
5月4日火炬进入祖国大陆传递，第一站是海南三亚，我随市组委会观摩团前往三亚，在凤凰岛上亲眼见证了火炬传递活动，心里更有底了。我无意褒贬三亚仪式的策划和现场组织工作，但我对仪式上那支夕阳红的合唱队占尽了风光实在是不敢恭维。倘若调动一个少年童声合唱团来助阵，阳光少年青春亮丽的金属嗓音和那充满童趣的天真笑颜，不是比徐娘已老的拿腔捏调、搔首弄姿更妙吗。当然，对一帮乱哄哄的摄像记者几乎挡住了成龙大哥的去路，我也很不以为然。
果然，在后来的7月31日晚间中央电视台《奥运来了》节目里，成龙大哥接受白岩松访谈时，很委婉、很客气、很巧妙地表达了对三亚火炬传递策划组织工作的遗憾。成龙大哥说，本来，策划得万无一失，要动用直升飞机，动员全体“成家班”来做特技，调动操纵“阿帕奇”的飞行员驾驶直升机。他将担任最后一棒火炬手，悬在飞机下面交接火炬，“倒数第二棒也可以”，即使“就算死掉了”也值得……
——这话说远了，我只是想说，最初，我们对兰州火炬起跑和晚间庆典这两个仪式的策划构思也是很精彩的。5·12大地震的发生，几乎改变了一切。仪式只保留了“规定程序”和几处“核心唱段”，大部分艺术铺垫和氛围烘托都只能割爱了。在最初的策划方案里，北岸“接炬点”还有一个庄严热烈欢腾的盛大仪式。我们设计了一个独具特色的“入城式”，当圣火使者走过中山桥时，排放在白塔山照壁上端的礼炮轰鸣29响，羊皮筏子与数十艘游艇在河面上百舸争流，很可能会有上千人中流击水，横渡黄河。第一棒火炬手出发时，天空将升腾起绚烂的“日观焰火”，一万朵花雨从天而降，场面极其壮观。晚间庆典仪式更是五彩缤纷，多姿多彩，精彩的歌舞表演突出展示甘肃文化特色，此地从未见过的高科技焰火也将上演，圣火将飞越黄河点燃激情，等等。
——当然，在5·12之后，一切从简，这是理所当然的，更是不可质疑的。
于是，我在5月15日为兰州“烛光祈福”活动特意创作的长篇朗诵诗《汶川·抗震九歌》当中写到：“啊，我的朋友，让我的心绪稍稍平静一点吧。啊，我的朋友，让我的笔锋暂时停顿一下吧。让我们把目光转向那簇正在中华大地上传递的火焰吧。一个地名，就在此刻跳上我的笔端——江西龙岩。在火焰的热烈中，有一分钟的默哀——默哀在灾难中遇难的同胞。在圣火的庆典中，有一分钟的悼念——悼念在灾难中逝去的生命。在传递的仪式中，有百亿万元的募捐——捐助亲同手足的汶川。这一刻，火焰放射着眷恋。这一刻，火炬燃烧着信念。那么，奥运的火炬，就一定能够在中华大地不断递传。那么，民族的火焰，就一定会在这片土地上继续盛燃……”
此刻，2008年7月7日早晨8∶00，中央电视台CCTV-5奥运频道的镜头切换到《与圣火同行》栏目，18秒的片头片花闪过之后，主持人华北说出了第一句台词：观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看中央电视台奥运频道为您带来的《与圣火同行》……
一切，都不可逆转。一切，都将成为事实。一切，都再无思考的余地。一切，也再无回旋的可能。闸门打开了，激流将一泻千里，覆水绝对难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