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巧动作：顺风旗。上面是常民子，下面的是我，摄于1974年。
那时候我还不到20岁，腹部的肌肉已经锻炼得十分发达，形成了“六块瓦”。瞧胳膊上这健壮的肌肉，与体操王子李宁李小双可有一比。
一 我的命中贵人
一
算命先生指点迷津，常常对问卦的人说“你就要遇到贵人了”云云。我当然不信这一套，从来也没有上过卦摊儿让瞎子给指点迷津——有谚语说：“倒霉上卦摊儿”嘛。然而我却觉得“马科长”——我不能开玩笑，我必须恭恭敬敬地称他为“先生”或者“马老”——先生的的确确是我命运发生第一次转折的紧要关头所遇到的一位极其重要的“命中贵人”，我是不能忘记他的。
离休以前，马佥先生在市文化局艺术科科长的职位上工作了许多年，人们习惯地称呼他“马科长”，我曾有幸与他共事多年。离休以后，“马科长”渐渐被人们尊称为“马老”，我也渐渐懂得一些事情了，我这才想明白了当年的“马科长”对一座城市文化建设的意义和对一些青年人的成长所起到的重要作用。二十多年以前，在我命运转折的紧要关头，我遇到了“马科长”，并且有幸得到他的赏识提携和教诲，从而为我的生命历程开辟了一片崭新的天地，给了我一个充满光明的前途和全新的人生旅程，更是令我终生难忘。现在每每想起他的容貌体态和言谈举止，我就有一种想起了父亲的感觉，思绪便有一种浓得化不开的感念情结在胸臆间回旋荡漾。
对于一座城市来说，“科长”这样的职位成千上万，似乎不值一提，也似乎没有什么丰功伟绩可以炫耀。“科长”们位卑言轻，既不可能载入史志典籍，一般也不大会在历史上留下深刻的印记。然而，当这个词汇前面有了“艺术”这样一个定语时，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二十世纪七十到八十年代的二十多年里，“艺术科马科长”的鼎鼎大名在兰州文艺界几乎没人不知，无人不晓。我们这些青年演员一旦听说“马科长”来了，就知道我们排练的新戏和某项活动“有戏”了。所谓“有戏”是戏曲界的术语，意思是很有希望，如果节目被“枪毙”了，没有希望了，那就是“没戏”。那时候不论排出什么节目，都要经过一个审查的程序，不经审查的节目，是不许上演的。艺术科科长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陪同文化局领导和更上一级的领导来剧团审查节目，审查完节目之后，常常是“马科长”做总结性的点评，他或者是三言两语，或者是长篇大论，或者对剧本的修改和导演的处理提出意见，或者对演员的表演作一番点评，他的意见往往一言中的，点铁成金，对于提高一部剧作的思想质量和艺术质量有着画龙点睛的重要意义。而那些个看起来由他陪同前来而实际上是陪着他来的官员们却经常是离题万里地说一些我们不爱听的外行话——多数是些伪政治性的废话，我们称之为“凉壶”或者“棒槌”——当然，这指的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
二十年前是公元1983年，我在市青年京剧团摸爬滚打，刀枪剑戟跟头把式地做着一个京剧武生演员成名成家的黄粱美梦，然而那个时期的兰州戏曲界却进入了一种彷徨徘徊无所措手足的不景气阶段，京剧样板戏和克隆样板戏的新编现代戏已经演到白送票都没有人来看的绝境，我们那批青年演员缺乏传统戏的基础，复排的传统古装戏又不够精彩不受欢迎，演出的古装戏既无绝活又无名角儿，观众不喜欢看，剧团处于两难境地。而那时的我也恰恰到了人生的青年迷茫期，一方面志向远大自命不凡，另一方面却悲观失望无所适从，独立寒秋在人生的三岔路口长吁短叹，寻找着人生的意义和前进的方向。——我开始练功夫是1970年，那年我刚好满16岁，初中刚刚毕业，这个时候才进戏班子踢腿下腰练功夫，对于成为一个出色的京剧武生演员来说，年龄无疑是偏大了一些。
虽然到1983年的时候我已经经过了13年的刻苦磨练，也掌握了基本的武功，在我们那个剧团里还算是一个不错的武生演员，曾经扮演了京剧《红灯记》里的交通员，《智取威虎山》里的罗长江，《平原作战》的李虎，《沙家浜》里的沙四龙，《铁流战士》里的索南，《龙江颂》里的阿宝，《磐石湾》里的海根，《芦花淀》里的游击队长志刚，《南天柱》里的李建，以及《蝶恋花》里的坡生，《三打陶三春》里的高怀亮等等角色。但是，由于缺乏扎实的基本功，要想使自己的功夫达到一个理想的境界，成为一个“大武生名角儿”，却无论如何是“没戏”了。缺乏童子功的京剧武生肯定是练不出什么出色的名堂的。继续踢腿下腰摸爬滚打，则受到年龄的限制，只能成就个半瓶子醋，做一辈子演员，显然就是死路一条。而我们那个靠学演样板戏起家的京剧团那时候也已经开始拉帮结派勾心斗角闹得乌烟瘴气——我得赶紧找补一句，以免得罪了我的其他师长和师弟们：这种情况的出现不能责怪任何人，只能诅咒那时“文革”遗风依然阴魂不散——我也“沦落”到在复排的传统古装戏里做个“龙套”打个“三旗儿四旗儿”拉拉大幕搬搬布景的地步，心情苦闷得不得了，只好躲在书本里寻找出路，企图在文学写作上抓住一根救命的稻草，于是不再掺和争角色抢戏演的无谓争斗，却拼命找书读，把全部的精力都投入到夜大学中文系的学业当中去，躲避着剧团当时的勾心斗角和乌烟瘴气。那个年代，文学是许多青年寄托理想改变命运的一条可以利用的出路，“文学青年”不用说就是充满迷茫而又不甘堕落的一代青年人的另一个称呼，虽然他们当中的绝大多数人后来并没有成为作家，却大部分成了有用的人。就在我的人生要么十分危险地继续沦落下去成为废物，要么另辟蹊径另寻出路成为一个有用的人的这个紧要三关的危机关头，那时还是艺术科副科长的马佥先生注意到了我。说来也奇怪，我们那个京剧团居然在那个时候排演了一出反映挽救失足青少年主题的话剧《姑娘，跟我走》，我在那出话剧里扮演了一个教师角色，“戏份儿”还不算少。先生在审查节目时称赞了我的表演，说我的表演路子对了，看来书没有白读，文学修养使我比较深地理解了所扮演的角色，人物形象和人物性格基调掌握得不错，念白的逻辑重音掌握得不错，表演得不错。这使得我对先生产生了感激之情。在一个青年人正处于迷茫徘徊无所适从的阶段，得到先生的鼓励所产生的精神效应绝不是一句话所能够说明白的。先生还询问了我们在兰大夜大学学习的情况，鼓励我们坚持把学业完成。却没有想到，不久之后在先生的建议之下，文化局就将我和师弟亦茗借调到局艺术科去帮助工作，这是1983年年底的事情。几个月后过了1984年的春节，文化局为我们办理了正式的调动手续。从此，我的生活道路和命运就发生了根本的转折，完成了人生的第一次蜕变。若干年后，我们那个京剧团终于无法维持，无戏可演走到了尽头，在机构改革中被解散并且被撤销了建制，留下来的师弟师妹们大都改行到地方戏曲剧团去打杂，不少人都提前办理了“内退”手续，每个月领着一点基本的退休工资另寻出路。假如我们正视现实，不要避讳什么的话，我想说，我的一些师弟师妹们无疑是做了京剧“样板戏”的牺牲品，他们把全部的青春年华都留在了样板戏的锣鼓点中，却得到了一个梦幻般的理想破灭结局，这样说，我觉得一点都不为过。我对自己没有成为样板戏的牺牲品感到庆幸的时候，我不能不想起当年先生将我调离那个令人百感交集的剧团到文化局工作的决策对我一生的重要作用。先生离休后，我曾问过他，当时为什么要把我们调到艺术科去呢？先生说，那时候局里没有几个大学生，而你们正好在读夜大学，另外我看你们两个政治上不糊涂，好读书学习，我没有看错。的确，后来，师弟亦茗走上了省文化厅艺术处处长的职位，我也一帆风顺地一路走来做到今天的职位上，怎么能不感念先生当年将我们识拔于“江湖草莽”之中呢？我们虽不敢妄称自己是“千里马”，但是说先生是一位慧眼识才的“伯乐”，并非溢美之词。
到局艺术科之后，先生就成了我直接的上司，虽然先生当时的职务不过是个副科长，却因为艺术上的深厚造诣而在文艺界享有极高的声望，当然，瞧不上他的也不乏其人，其人不说也罢。而我却在他的教诲之下，学到了不少的看家本事，使我受益终生。1983年我调到艺术科时已近而立之年，年龄可说是不小了，却因为一出校门就进了剧团埋头练功，除了舞台上的那点儿事情，基本上不谙世事，不懂世故，对党政机关的工作特点和运行秩序更是一窍不通。先生从拨打电话和接听电话开始，手把手地将我培养成了一个合格的机关干部，为我后来到更高层次的党政机关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八十年代初期打电话是一项十分麻烦的事情，不但拨号拨得手指头疼，而且线路常常中断听不清楚，哪里有今天几乎人人都玩着一部手机的潇洒。刚刚到科里工作，常要用电话通知局里的各种工作要求，相同的话语要不厌其烦地向十几个下属单位重复十几次，刚开始的时候我每次都说的不一样，虽然意思相同，却说得满头大汗，语无伦次。先生教我：把要说的话写下来，接通电话后照着写好的稿子读一遍，然后让对方记录下来再重复一遍，即清楚又省事儿，绝不会让对方产生歧义。先生还教我写请柬，那时候文化局常常要邀请各方面的人士参加观看演出的活动，又没有现代化的打印设备，请柬一般都是手写的，我是科里的小干事，任务自然就落到我的头上。第一次写请柬，我把兹订于某月某日在某处举办某项活动的“兹订于”写成了“兹定于”，先生给我说文解字，说上级对下级的通知可以用“定于”，但是请柬就应该用“订于”，以示尊重被邀请者，“订于”是双方约定，有商量的口气，暗含着征求对方意见的意思，而“定于”则是上级已经决定了，那么下级就必须执行，没有商量的余地。没想到打电话写请柬都有这么微妙的讲究。就是从这里起步，我一步步成长了起来。到科里不久，我的儿子出生了，我也还继续在读夜大学，不用说照顾婴儿完成作业必然要影响到工作的正常秩序，尽管我在剧团练出了一副强壮的身板，却也不免在上班时丢盹打瞌睡，大学的作业做不完就在上班时趴在办公桌上继续做，这显然是不符合机关工作要求的。然而先生作为我的顶头上司和我的前辈老师，却从来没有对我吹胡子瞪眼地教训过一次，即使我做得不周到，也从不指责一句，每次都是耐心地解说，亲切地教诲，而且在安排工作时尽量考虑到给我们留出读书做作业的时间。所以我现在看见一些人刚刚提了个副科长就趾高气扬地教训同事，就不由得感到可笑，就庆幸自己年轻时遇到了那么严格却又那么慈祥的顶头上司。
先生是资深艺术家，也是建国前参加革命的老同志。五十年代的朝鲜战争爆发后不久，先生就随部队跨过鸭绿江在志愿军文工团当演员和创作员，而且在文工团做过很长时间的导演工作，有一部电影叫做《三八线上》，就是先生参与创作的作品。1958年，先生随最后一批回国的志愿军部队返回祖国，据说他们是乘坐在志愿军回国的最后一列军车的最后一节车厢里回到祖国的。先生后来曾经在北京人民艺术剧院进修，跟着大导演焦菊隐参与过老舍的话剧《茶馆》的排练工作。先生当时担任导演干部进修班的班长，后来在中国演艺界叱咤风云的许多大导演当时都是先生的同学。1985年夏天，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以原班人马在“文革”后第一次复排公演话剧《茶馆》，戏票相当紧张，供不应求，在售票窗口根本买不到，当时我正好陪着文化局领导和先生到北京参加一个演出活动，先生通过“人艺”当年的老朋友搞到几张入场券，带着我观看了演出，令人大开眼界。那天观看演出时我就坐在先生旁边，而且在幕间休息时请人为我们拍了一张合影照片，那张照片现在我依然保存得很好。看完演出，回到宾馆，先生就兴致勃勃地给我讲起了当年话剧《茶馆》的诞生过程。说《茶馆》当初不是这个样子的，现在的《茶馆》只是老舍先生当初剧本的一幕，原来的剧本长得很，人物也不少，是焦菊隐先生和老舍先生商量后修改的剧本。这说明，高明的导演在一部剧作的成功中起着怎样的重要作用。先生说这话十几年以后，老舍先生的公子舒乙先生才在整理老舍遗作的时候发现了《茶馆》的剧本原作手稿，原作剧名是《秦氏四兄弟》，后来发表在《十月》杂志，并且作为一种研究成果探讨。由于曾经听马佥先生讲过这个故事，所以我专门找来多年不看的《十月》杂志研究了一番，与先生说的是一模一样。先生好像是在“文革”期间从部队转业到兰州文艺界来工作的。在“文革”结束后不久，兰州文艺界也开始创作自己的节目，先生作为文化局艺术科长，主要工作是管理剧团的创作和演出活动，先生“抓戏”，一抓一个准，只要是先生参与指导的新创作剧目，没有不成功的，而他看不上的剧本，最后就都销声匿迹了。那时候兰州出现的一批产生了较大影响的新创作剧目，无不凝结着先生的心血，然而先生只是分享一点成功的喜悦，却从没有因此而得到过任何实际的利益，所谓“无私奉献”“幕后英雄”也不过如此了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