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文革”，意识形态领域如冰冻雪封，中国人的思想被锁闭禁锢，人们的思想意识和僵化的观念已经形成了思维定势，几乎都被冰冻凝固了，平常人们都不会思考或者不敢思考了。季节的变化和天气的转暖需要时间，思想的解放也需要慢慢解冻，只能一点一点地融化。但春天，毕竟要来了，寒冷的严冬就要过去了。
小楼昨夜又东风，春江水暖鸭先知，作为敏感的文艺界，那时我们虽然在感性认识上感觉到了国家正在发生巨大的变化，但缺乏理性的认识和判断，并不完全明白中国这是怎么了。现在，我终于完全明白了——祖国的命运与个人的命运，血肉相连，密不可分，这真的不是一句可以忽视的纯粹的文学描写和修辞性质的语言。
十三 齐啸云先生二三事
一
1976年的唐山大地震震撼了全中国，那几个月和以后的几年里，预防地震成了人们日常的功课。预报地震的各种土办法被广泛采用，搞得人人都变成了地震专家。我们的宿舍里天天倒立着酒瓶子预测地震。夜里上厕所，不小心踢倒了瓶子，酒瓶子在水泥地上弹跳滚动，深更半夜“霹雳浜朗”发出的响声分外响亮，立刻就引起一阵恐慌和虚惊。你还没有反应过来，有人就已经窜到了楼下，矫健的身手如同超人一般。也是特别好笑十分有趣的记忆。
二
冬天，毛主席逝世的悲伤慢慢远去，打倒“四人帮”的热闹也渐渐消褪。一切又都恢复了平静。大家还得过日子，剧团还得学戏演出。就决定把天津京剧院二团排演的现代戏《芦花淀》学回来上演。这出戏是描写白洋淀里抗日游击队雁翎队的故事而一出新编的现代京剧。后来誉满华夏的京剧女花脸齐啸云先生联系了这件事情。齐先生曾经在天津工作过。这时候在我们剧团当教员。去天津，就是齐先生带队，并且是我们学习这出戏的执行导演。不知为何，齐先生很欣赏我。作为执行导演，她分配了我一个游击队副队长的角色，是这出戏的二三号主角。这个阶段，我的嗓子似乎好了一些，齐老师便有意培养我走花脸行当的路子，我在戏里扮演的这个角色就是个架子花脸行当，有几句唱腔，唱的是夸耀雁翎队的“大抬杆儿”，就是一种打野鸭子的火枪，那唱词是什么“大抬杆，敌胆丧”“游击队，逞英豪”云云。我唱得倒也还不坏，有点花脸的意思和铜锤腔调了。没想到引起几位学花脸行当的师弟的嫉妒，好像我要抢他们的饭碗似的。言语之中就不免带出了冷枪夹棒的讽刺。我倒也没有过于在乎。
三
去天津，我是小分队的领队。到天津后住在八里台的一家旅社里。也是天天预防地震。大街小巷到处是临时搭建的防震棚。后来李瑞环当市长的时候为拆除这些临时建筑费了不少力气。学戏的过程在今天已经记忆模糊了，似乎没什么好说的。学会了，回来演就是了。倒是在天津吃“狗不理”包子，喝茅台酒给人留下深刻印象。那时候，口袋里积攒了几个钱，休息的时候去劝业场那一带找到“狗不理”包子店，放开了肚子吃饱再说。地震，闹得人们的观念都变了，能享一天的福就先享受一天。那时候，天津的大小饭馆里永远都是食客如云，“狗不理”的店堂拥挤得水泄不通，每张桌子前都有人在等待，走了一批又来一批。等到了别的食客空出桌子，我们就一拥而上，饱餐一顿。
“狗不理”的茅台酒9毛钱一两，一次准许你打二两，用一个瓷酒壶送上桌。酒足饭饱后，穿上军大衣就在街上游来荡去。乘坐公交电车与当地的一位大嫂发生口角，我们说她是兔子冒充大耳朵驴，这大嫂火冒三丈，破口大骂，骂得我们莫名其妙。后来才知道，说天津人是兔子，那是最难听的话。从此知道了语言有着地域的差异性。
戏学完了返回途中路过北京住了两天，让我们也看看北京城。天安门广场南边正在修建毛主席纪念堂，那一片地方当时是个工地，板壁围起来什么也看不见，工地上到处是水泥沙子搅拌机。我想不起来从哪里听说过，外地进京人员可以参加修建纪念堂的义务劳动，就掏出工作证和刚刚发的党费证给那看传达的老师傅看，说我们想参加义务劳动。不料老汉不屑一顾，恶声恶气地说，去去去，一边去，少跟这儿添乱。这一鼻子灰闹得我真是没趣，让我知道了什么是宰相门下七品官。于是，从正义路绕了个大圈去了天安门，瞧见城楼的时候简直大失所望，原来这城楼并不是想象中的那样壮丽辉煌，也没有万丈光芒，甚至土苍苍的有种破败气象。进了故宫才知道自己孤陋寡闻没见过世面。皇家的金枝玉叶翡翠琉璃珍宝玉玺真让人大开眼界。那时候，故宫的珍宝展览十分开放，可以近距离地观赏，而且全是真东西，只要你别登上皇帝的龙椅宝座，太和殿里你也可以进去溜达溜达。绝不像后来我去故宫重温旧梦，不但不许进大殿参观，许多的好东西也都收了起来，远远地瞧见摆在那里的玉玺，一看就知道是仿制的赝品。你只能望梅止渴，而决不会让你大饱眼福。
路过前门大街看见亨德利眼镜铺子张贴着配隐形眼镜的告示，就走进去咨询。师傅说四十元钱配一副，而且有职业要求，比如，演员就可以。那时候我的眼睛已经有点近视，却不愿意也不能戴眼镜。这隐形眼镜不是正合适吗？就掏出剧团工作证证明了自己的身份，花了四十元钱配了一副。那时候，我一个月的工资42元零几毛，敢于花这么多钱配一副隐形眼镜，相当于今天配一副眼镜花一个月的工资两千多元，也真够奢侈的了。隐形眼镜有个加工的过程，不是立等可取，就写好了地址让眼镜店给寄回来。一个月以后，包裹到了，就把眼镜戴起来。结果并不理想。那时候，工艺和材料都不过关，那隐形眼镜也不知道是一块玻璃还是个硬塑料片，戴进眼睛里磨得泪水直流，新鲜了几次之后便扔在了一旁。
——这胡拉横扯地说到哪里去了。还是言归正传说说齐先生。
齐啸云先生二三事
2003年3月30日早晨，中国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齐啸云先生在北京寓所驾鹤仙逝，享年73岁。她那气贯长虹的声腔艺术从此成为绝响，令人扼腕叹息。
3月30日原本是一个平常的日子，然而对我来说，由于齐先生的去世，这一天便有了不寻常的意义。齐啸云先生曾经在兰州市青年京剧团工作十多年，我曾经是她钟爱的弟子之一，与先生有过十多年的师生之谊。先生去世后，我一直想写篇文章纪念她老人家，却一直无从下笔。值先生仙逝四周年之际，谨备薄文一纸，心香九瓣，敬献于先生明堂案前，以感恩先生多年前对我的提携教诲。
（一）
已经是三十年前的事情了。
那是1976年冬天，毛主席逝世带来的巨大悲痛和粉碎“四人帮”激起的无比兴奋都慢慢消褪渐渐淡化了，一切又都恢复了平静。即便是天塌地陷，山无崚，江水为竭，人们还得过日子，剧团还得演出。我们这个靠学演“样板戏”起家，缺乏独立创作能力的青年京剧团就决定把天津京剧团创作演出的现代戏《芦花淀》学回来上演。这出戏是描写白洋淀抗日游击队“雁翎队”故事的一出新编现代京剧，从编导技巧和天津京剧团的表演艺术水平以及剧场效果来说，这台戏比当时的几个京剧样板戏一点也不差，甚至还略胜一筹。我们学演这出戏，不但能够吸引观众，还能在学习演出的过程中提高表演技艺，是一举两得的好事情。齐啸云先生当时正在我们剧团当教员，便联系了这件事情。
齐先生曾经在天津生活多年，与天津京剧团许多艺术家都有着良好的私人关系。去天津学戏，就是齐先生带队，同时她还担任我们学演这出戏的执行导演，但那时候批判“导演中心论”，不许使用“执行导演”这个概念，只能称作“执排”，也就是这个剧目排练活动的组织者执行者。
这一年，我刚满21岁。此前一段时间里，我因为青春期“倒仓”，嗓子不大好，一直学的是“武生”戏路子。可到了这个阶段，我似乎是渡过了这个令所有艺人都望而生畏的“倒仓”变声期，从沙哑却又尖锐的“小公鸡”嗓音转化成浑厚的男中音了。嗓子好了一些，齐老师便有意培养我走“花脸”行当的戏路子。作为执行导演，齐先生在这个戏的演员选择和角色分配上就有了一定的发言权，她向剧团“革委会”建议分配我扮演剧中抗日游击队副队长“志刚”，建议启用过去从没有扮演过主角的凤子师妹扮演一号女主角游击队长“荷华”，得到了革委会批准。当时被许多老师认为没有发展前途的凤子师妹在齐先生的教导下主攻“青衣”，在这部戏里脱颖而出，后来扮演了“杨开慧”、“江水英”、“兰嫂”（《南天柱》）、“白娘子”等主要角色，也是光彩照人。
我扮演的这个角色是这出戏排名二三号的男主角，“戏路子”靠近“架子花脸”行当。不但有武打戏，还有几段唱腔，唱的是夸耀雁翎队的“大抬杆儿”，就是打野鸭子的一种大个儿的土造火枪，游击队用来抗日打鬼子。那唱词唱什么“大抬杆儿，敌胆丧”、“游击队，逞英豪”云云。在排练过程中，齐先生不但手把手地辅导我做那些舞台调度，身段动作，喜怒表情，还一句一句“抠”我台词，教我唱腔，我唱得也还不算太差，有点“花脸”意思和“铜锤”音色了。看上去，齐先生对我的表现也还满意。
我扮演的这个角色接近“花脸”行当，舞台形象和角色体魄就需要魁梧壮实一些，我就自作主张把一件“胖袄”穿在服装里面，自以为体形就合乎角色要求了。齐先生却对我说，你的体形已经够壮实了，再穿上一件“胖袄”，上身就显得过于臃肿，下身却打着绑腿穿双草鞋，那就有点不合比例，不好看，还是别穿了吧。我照照镜子仔细端详，才发现齐先生说得很对，从此，便不再穿那件“胖袄”了。老师对学生而言，确实是一面镜子。那个角色在最后一场戏里有段武打戏，道具是渔船上使用的一双大铁锚。戏里，“游击队长”双手挥舞一对“铁锚”与鬼子兵搏斗，打得几个“鬼子兵”丢盔弃甲，狼狈不堪。但是，做道具的孙师傅最初把那对“铁锚”制作得十分沉重，表演时很不顺手。齐先生就与孙师傅一起研究，后来发明了用海绵包裹铁丝刷上颜色做成“铁锚”的办法，我表演起来就轻松多了。那挥舞“铁锚”打斗的技巧，大概是从京剧传统戏《八大锤》里借鉴的，齐先生就手把手地教我练习《八大锤》里的基本功，却从来也没有提过什么“八大锤”。十几年后，我才在电视里看到了《八大锤》这出戏，一下子就明白了当年“铁锚”的老祖宗原来是在这里。
齐老师还偷偷地把“轱辘椅子”这独门绝活教授给了我们。所谓“轱辘椅子”，就是坐在一把老式的太师椅上，用一种特有的韵律晃动身体舞动臂膀，做出舞台上表演的身架来。练好了“轱辘椅子”，演员在台上举手投足就会有一种稳如泰山而又行云流水般的韵味。据说这是金少山先生或者是裘盛戎先生亲传给她的独门绝活①。齐先生演示的时候，那种君临天下、威风凛凛、大气磅礴、充满霸气之美的神韵简直难以言说。传授给我们的时候却是神秘兮兮，小心翼翼，生怕别人看见。并且嘱咐我们几个学生不要张扬，她不在场的情况下，绝不可随意练习。当时我们并不理解先生为何要搞得这样神秘莫测，以为这“轱辘椅子”当中确实存在着某种超自然的神秘力量，因此，也就“谨遵师嘱”，法不传六耳。
现在我猜想，先生之所以如此，一方面是怕我们练坏了“范儿”，弄成“四不像”；另一方面，恐怕也是畏惧在那样严酷的政治历史背景下给她自己招来麻烦和祸端。那是什么年头，提一句“金少山”、“裘盛戎”这些“反动学术权威”、“戏霸”的名字都犯忌，更别说练习这“帝王将相封建余孽”的“轱辘椅子”了。当年在我们剧团，齐先生就是因为不小心说了几句“师爷”“金少山”这样的话语，就被“革委会”的领导训斥，并且在团里掀起了一次批判“师傅”、“师爷”这种“封建主义”称呼的活动。那时候决不允许形成所谓“师徒”关系，更不许谈什么“京剧流派”，“个人艺术风格”，因为当时只有一种流派，那就是“革命样板戏”，只有一种风格，那就是“样板团”风格。师生关系上也不许称呼“师傅”，只能叫“老师”，也没有什么“徒弟”的说法，而只有“学生”。同学之间也不许说什么“师兄师弟”而只能叫同学。不小心说了几句“师爷”，就让齐先生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有点灰溜溜的。为唱戏，先生这一生吃的苦头还少吗？
（二）
齐啸云先生原名齐润霖，出身望族，祖父曾在南方做过清朝的官吏，父亲齐协民在民国时期曾作过报纸主编。受民族革命和民主主义思想影响，齐协民早年常撰写文章鼓吹民主革命。后来，他厌倦了“城头变幻大王旗”的乱世风云，便在天津英租界购置了房产，“躲进小楼成一统”，并在客厅挂出“托意在经济，忘形向友朋”的手书对联，以丝竹管弦吹拉弹唱而求“独善其身”。京剧，成为齐协民的精神寄托。于是，在兵荒马乱的年代里，这里曾经是一个宁静的港湾。梅兰芳、尚小云、张君秋、钱宝森、郝寿臣、裘盛戎、马连良、李少春、袁世海等京剧名角和国画大师齐白石都曾经是齐家座上客。闲来谈谈戏曲，吊吊嗓子，成为齐家常事。浓郁的家庭文化氛围使得齐啸云先生从小耳濡目染，进而乐此不疲。她三岁时就能登台清唱“秋胡戏妻”，六岁就与马连良先生同台演出过《三娘教子》，并且得到郝寿臣、钱宝森等京剧名家戏剧大师的真传，与京剧结下了终生的不解之缘。
齐先生少年时代虽然痴迷于京剧，却并没有进入京剧科班学戏并以此为职业。十四岁时她进入北京一所美国教会中学读书，不但掌握了一口流利的英语，而且文采斐然。抗战胜利后，她还不到二十岁，便在天津《中华日报》发表杂文《奸商遗嘱》，讽刺国民党接收大员贪污腐败，遭到国民党天津警备司令部通缉，便躲进美国驻天津领事馆避难。为了生计，就在领事馆的图书馆作资料员工作，以求一日三餐有所着落。不料这一脚踏进美国领事馆，就应了“一失足成千古恨”那句老话，成为她一生都付不清的沉重债务。
天津临近解放时，领事馆的人差不多都跑了，齐先生还老老实实地守在那里。没想到有一天一个国民党伤兵无聊之极，把一颗手榴弹扔进了齐先生的房间，齐先生傻乎乎地捡起那颗手榴弹又给扔了回去，但为时已晚，手榴弹在半路上爆炸，本来后果不堪设想，没想到飞出的弹片仅仅划破了她的额头，真是万幸。齐先生被送进医院后，天津就解放了。解放初期她在大学“审干”运动中如实向组织说明了进入领事馆的情况，这在当时就称为“如实向组织交待自己的历史问题”，却没有料到从此被列入“特嫌”人员名单。这口“特嫌”黑锅，先生居然在不知内情的情况下一直背到“文革”结束之后。1987年清理干部档案，一页“特嫌，内部控制使用”的发黄纸片，才使得先生恍然大悟自己何以一生命途多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