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对梦魂萦绕的神圣坐标，人的情感是一样的。
此刻，我就伫立在滕王阁下，不免诗兴大发，即使狗尾续貂也在所不惜。
滕王高阁临江岸，童子梦萦雁惊寒。
爽籁紫电桑榆晚，亦真亦幻半生缘。
雕梁画栋神州立，睢园绿竹映旧馆。
小路恨不阔千尺，大道已越万重山。
的确，三十多年前那个深秋我到南昌时，滕王阁作为一座建筑早已不存于世，《滕王阁序》作为一篇文章也被打入另册，锁入冷宫，没有人敢于在那个时候提起它。但是，更有意义的却是，在这个深秋，我们敬爱的小平同志正在南昌附近新建县的一家工厂里思索着中华民族的命运，踏出了一条“邓小平小道”。几个月之后，小平同志第二次复出政坛。这条小路终于通向了新的世纪，为中华民族开辟了前景广阔的康庄大道。而这些，也是许多年之后，我们才能够知道的历史。但我们，毕竟知道了。
天高地迥，宇宙无穷，悲尽兴来，盈虚有数，中华民族历经了多少磨难，但民族的文脉是不会断裂失传的。
意味深长的却是，我居然是在猪圈旁的一间小屋里第一次诵读《滕王阁序》这篇王勃在一千多年前写下的名垂千古的，流芳百世的，并将继续为亿万人所传颂的好文章。
于是，我后来在一首长篇朗诵诗中写道：波涛汹涌的九十九道险滩哪，淹不没九十九回竖起的桅杆。是的，自唐代以来的1300多年里，滕王阁曾历经了28次劫难。最后一次是在1926年，北洋军阀的大兵纵火焚毁了风雨飘摇中的阁楼。梁思成先生曾经在1942年画出图样，倡议在抗战胜利后重建滕王阁，但战乱频仍的岁月里怎可能实现他的愿望呢？20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国家百废俱兴，民族蒸蒸日上。滕王阁的重建工作也被政府提上日程。1989年重阳节，一座崭新的阁楼以前所未有的宏大规模和巍巍雄姿重新屹立在赣江岸边。如今，这座千古名楼与对岸新开辟的秋水广场遥相呼应，广场上可以喷射到100多米高的亚洲第一喷泉在夕阳辉映的秋水长天中叠现着落霞孤鹜的难言意境。
二十八次劫难毁掉的只是一座座物质的阁楼，而王勃写在人们心上的阁楼却永远不可能被湮灭。怀着崇敬之情，我走进滕王阁的最底层，瞧见展柜里陈列的那卷面干净整洁规矩得令人难以置信、书法一笔不苟、楷书字体如同机器印刷的状元科举试卷，不禁肃然起敬，那可是在考场上写下的东西啊。就对文化和学问的认真态度和崇拜之情来说，比之古人，我们的确是差远了。我们知道，只有有了“都督阎公之雅望”，才会创造王勃敢于一挥而就的文化环境和写作条件，自然也就有了“徐孺下陈蕃之榻”的千古美谈。干净整洁得如同字帖一般的状元试卷当然值得尊敬，而王勃虽然并未高居榜首当上状元，却创造了动人的诗篇，也许，这会给我这个虽然得到了文凭却没有能够在大学校园里享受过一天全日制大学生活的读书人以更多的人生启迪和做人的信心。
我自认为现在也算是个文化人了，再次来到圣地南昌瞻仰名楼，不免就生出一些非分之想。我在心里怯生生地发问：王勃老兄，这饱含天地灵气的陈蕃之榻，我可以坐一坐吗？
八
于是，2005年6月5日，时维五月，序数“芒种”这一天，作为南昌市政府举办的《崛起的南昌——全国名家笔会》请来的客人之一，我有幸躬逢胜饯，名附骥尾，下榻于滕王阁身边的凯莱国际大酒店820房间。
从窗口望出去，滕王阁近在咫尺。
伫立窗口，我长时间地凝视这座曾经让我梦魂萦绕的江南名楼。
夜色辉映下的阁楼似真似幻，神采奕奕，金碧辉煌，光彩夺目。
我想，阆苑瑶池，琼楼玉宇，仙山琼阁，神仙境界，也不过如此了吧。
一个梦一般的神话世界重新降临这“星分翼轸、地接衡庐”的南昌故郡。
一个崭新的南昌正在这“襟三江而带五湖，控蛮荆而引瓯越”的洪都新府迅速崛起。
一个全新的中国正在“爽籁发而清风生，纤歌凝而白云遏”的大地上蓬勃兴旺。
一个和谐的，“以人为本”的，可以自由思考的时代终于来临。
一个尊重个体，尊重创造，为人们提供了无限发展可能性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正在形成。
夜渐渐深了。
楼阁上的彩色灯光渐次熄灭，滕王阁的身影逐渐隐入沉沉夜幕，我也渐渐进入了梦乡。
这一夜，我睡得十分安稳。
七 奋斗与挫折
一
1973年，《平原作战》这出戏我们演了很多场，大约演了有一年多。第二年冬天的时候还下乡去演出，到榆中县水岔沟的煤矿上去演出。这是县上的一个企业，那时候不叫企业，叫单位。印象深刻。矿工都是当地农民，很少看戏，十分欢迎我们的到来。我们也是一个小分队，一个人扮演好几个角色，叫赶场，矿工们也看得津津有味。好像这次依然是我报幕，毛主席《论持久战》的语录，说什么兵民是胜利之本，有利的形势和主动的恢复，往往存在于再坚持一下的努力之中……就记住了这几句，其他的忘了，说的是游击战争的原则。那时候半懂不懂的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后来书读得多了，才明白了毛主席的意思，最困难的时候就是最需要坚持的时候，到了锅底就不可能再往下走了，再走就是上坡路，这思想很对，人生也就是同样如此，要坚持不懈。
1970年第一次去银川，学习班要建立团组织，我是领导上确定的第一批共青团团员，那一批只内定了三个人，我是其中一个。但是不知道为了什么，入团志愿书的表格都填好送回兰州审批，却没有批下来。我当时灰心得不得了，但是却没有自暴自弃继续滑下去，因为我不知道错在何处，也就不懂得滑向何处。就继续坚持好好表现，终于得到一个表现好了的评语，第二年就入了团。1975年21岁的时候居然最早一批加入了党组织，并且当了团支部书记。后来才知道当时不批准我入团是因为我和常民子关系太好了，民子曾经在我跟前议论过学习班有位负责人是“外行”，不知道怎么就让领导上知道了这件事情，我也就跟着“受了水”。常民子是文艺界世家子弟，当时被划到落后分子的行列里。学习班的领导表面上瞧不起他们，实际上却十分忌惮害怕这种文艺界的世家子弟，他们从小在艺人圈子里长大，文艺界的事情他们懂得太多了，想在他们跟前冒充内行往往露馅儿，弄得有些领导人很尴尬。所以，宁可不用他们的技艺，也不能让他们冒了尖儿，绝不能让他们掌握了剧团的话语权，那可就领导不住了。
常民子的父亲是中国著名的相声演员常宝霖先生，常民子的叔叔就是常宝华，叔伯哥哥常贵田后来也名扬全国。常宝霖老先生支援大西北到兰州来，后来的境况十分的不如人意，简直是暴殄天物，把一身本领都让环境给糟蹋了。因为民子的这种出身，知道的文艺界的事情太多，学习班的领导老师都把他们当成是控制的对象。据说他们有文艺界传统习气老毛病，这，革命的样板戏学习班是不允许的。学习班要的是全新的空气和秩序，不允许有一点点所谓的污染。说来也是，后来进团的几个文艺界世家子弟在这个团体里一直得不到重用，尽管他们的技艺都不错，嗓子扮相功夫都堪称一流，却是鸡嫌狗不爱的没有什么市场和话语权力。与现在剧团里由主要演员占据重要位置不同，我们那时候反而是主要演员夹着尾巴做人，没有地位，倒是像我这样的经常演二路角色的所谓政治上可靠的演员占据着剧团的支配地位掌握着话语权，领导上不但相信并且依靠我这样的二路演员，从而把个演员队伍管理得井井有条。绝不准主要演员翘尾巴。所以，像白云、芳子这样的主要演员虽然在戏台上大放光彩，但是在政治生活中却受到挤兑，没有他们说话的份儿。在文革批判“三名三高”的历史背景下，怎么可能又培养出现新的“三名三高”呢！所谓“三名三高”现在记得不清楚了，好像三名是名演员、名导演、名作家，三高当中有一高是高工资，其他两高想不起来了，相当于现在的高级职称，高级知识分子，主要指的是文化人，政界的那叫走资派。当时“三名三高”的先生们都没有好果子吃，大概没有几位能躲得了这场劫难，绝大多数“三名三高”都在牛棚里接受改造，受苦受难。批判“三名三高”也是为了给我们这些孩子瞧瞧，不要想着什么出名，演戏不是为了出名，是为了普及样板戏，提高样板戏，是在干革命文艺事业，不是你个人的什么事情。所以，你别以为自己扮演了主要角色就想着翘尾巴。那时候，以前曾经是主要演员的艺术家们都没有地位，都在小心翼翼地活人呢，岂能允许新的“三名三高”出现？真是笑话。这个道理我到现在才想明白。戏班子也和社会上一样，好演员都成了反动权威，都过着一种老老实实的生活，不敢乱说乱动，也不敢表示出什么不满来，却尽量地不引人注意。当年剧团里的一些龙套钗头角色反而以造反派的功劳进了革委会，有的就当了革委会主任，把持了剧团的领导权，有些人就自己来演杨子荣李玉和郭建光，勉强凑和着过一把主要角色的瘾。大演员大角色名角儿却在那里扫地撮垃圾，过着被改造的日子。当然，我说的不是我们这个学习班，我们这个学习班没有过去的恩怨，都是新人，老师们也是从各个剧团挑选来的“干净人”，没有历史污点，几位过去的“三名三高”也是人品很好，尽量地不招灾惹祸，所以，倒也与革委会和平共处相安无事。那时候我们就是走的这个路子，不培养“三名三高”，也不许出现新的大演员，大家都是平等的文艺战士，谁在政治上清楚谁就是老大。所谓政治上清楚是个什么标准呢？我到现在也说不清楚，反正我那时候挺受重视，大概是品行端正，没有坏毛病，也不掺伙拉帮结派，领导让干啥就干啥吧。不管怎么折腾，最后还是要一些人来掌握权力，管住另一些人。阶级斗争为纲，亲不亲阶级分，结果我是与谁都不远不近，不亲不疏。当时大家都特别单纯，没有那么多的心眼儿，只知道练功、学习、演出，比的是功夫，演技和“表现好”，不必考虑那么多复杂的事情。十多年后，剧团才出现了表面上看起来大家都是好朋友够哥们，其实暗地里都心怀鬼胎、勾心斗角的糟糕状况。到了那时候，剧团已经气息奄奄，日薄西山了。
八 金城拳王
一
《平原作战》在兰州剧院上演之前，要审查节目。这时候，家长已经认可了孩子们做这一行，十分关心演出活动了。那时候看演出是要检票的，没有票不能进剧场的大门。但是，正式演出时，孩子们又很难搞到票，票都被统一分配了，演员们想找一张票很难。大家就在排练的时候把自己的亲属朋友从后台领进剧场，找个空座位坐下来看戏。
那天晚上第一次彩排，许多人的亲属朋友都从后台进来，穿过舞台从侧幕条边溜进剧场。
演出已经开始了，居然还有迟到的人从侧幕条边往台下溜。审查节目的领导不高兴了，有人马上大发脾气。记得那人是革委会文化组的副组长，相当于今天的文化局副局长。这爷们在领导席上大喝一声，停下！命令停止演出。当即打开剧场观众席的场灯，然后把所有的无关人员统统赶了出去，这叫作清场，清场后这才开始正式演出。不经审查的节目不许上演，这是那时候的规矩。审查节目是革委会文化组的权力，其实就是那位仁兄的权力，别人不能染指的。节目自然是通过了审查，就按照日程表一天天演下去。
二
渐渐地也有了新的电影，什么《火红的年代》《反击》《春苗》《红雨》之类的“四人帮”片子和《创业》这样的电影。当然，那时候还没有“四人帮”这个称呼，“四人帮”是后来的事情。当时在我们演出《平原作战》的时候，他们造的孽还没有到被粉碎的那个程度。《创业》虽然不是“四人帮”片子，但是创作手法也和那时候的文艺作品差不多，逃脱不了“三突出”的框框。今天看来，当年李仁堂先生和张连文先生装腔作势的夸张表演实在是不敢恭维。但是毛主席说“此片无大错，建议通过发行”，一部电影的上映都要最高领袖批示，最高领袖的批示居然使用“建议”这种词儿，您说这算怎么回事情。
这批影片陆续上映的时候，观众人山人海几乎把剧院的房顶给掀了，大门的玻璃都挤碎了好几块。那时候，人们的脑子僵化得如同榆木疙瘩，一定要检票才可以放您入场，没有票不准进大门，检票成了一场战斗，检票员要有拼搏的精神和强壮体魄才可以胜任这项工作。然而剧院的服务员大多都是一些女人，常常被拥挤的人群冲得七零八落、七荤八素。恰巧我们这批已经练出了一身功夫的青年演员住在剧院里，剧院就请求学习班帮助检票，叫做“把门”。我们就上了，一下子就控制住了局面。身强力壮的小伙子在剧院门前组成了一道屏障，没有票的观众绝对到不了剧院前厅大门口，因而也就常常与没有票却想看电影的人们发生摩擦打起架来，看电影成了一场奋不顾身的肉搏战，与人山人海玩命冲锋的集团对抗，不啻于一场激烈战斗。
当时，社会风气还没有好转，“文革”的打砸抢遗风依然很盛，抢军帽、砸砖头的事情仍然很普遍。“上黄下蓝的白墩子，草绿军帽压边子，飞鸽车子转铃子，三簧座子颠沟子，西关十字倒链子，诧上一个彩马子”，这口诀描述了当时的风气。所谓上黄下蓝的白墩子说的是流行的服装款式，上身是黄色的军便装，下身是蓝色的裤子，穿一双白色的篮球鞋，那球鞋的底子很厚，敦敦实实的，所以叫白墩子。飞鸽牌自行车是当时最好的自行车品牌，拥有一辆飞鸽车子，相当于今日开一辆宝马或者奔驰汽车。不知道什么人设计出一种铃铛，可以旋转，叮铃铃地十分悦耳，叫“转铃子”。脚踏一双白墩子，骑着飞鸽车子，一身上黄下蓝的行头，在西关十字那一带兜圈子，倒链子，屁股在安装着三根弹簧的自行车座子上一颠一颠地“抖份”，耀武扬威，常常寻衅闹事，找着打架，骚扰女孩子，这成了一种发泄过剩精力，抬高自己身价的时髦。所谓“诧彩马子”就是骚扰女孩子，也不过是吹吹口哨，打打响指，骚扰骚扰一些看上去春心荡漾有几分姿色的女孩子而已，绝对达不到“调戏妇女”的那种程度。所谓“诧”就是惊诧，惊扰，所谓“彩马子”，“彩”就是姿色，“马子”就很清楚了，香港人把关系不牢靠的临时女友叫做“马子”。这很奇怪，那个年代，兰州人就使用“马子”这个概念，确实很奇怪。那时候，西关十字这一带的社会治安确实是不大好的。但是由于我们进驻了兰州剧院，西关十字这一带很快就成了我们的天下。我们是一个集团，全部都是十七八岁的小伙子，都练出了一身的武功，一遇到打架的事情，常常是一二十个，有时二三十个小伙子一拥而上，几乎所向披靡，打遍天下无对手。起初还是凭着健壮的身体和那点儿戏曲功夫乱打一气，很快，由于春城的到来，打架有了章法。
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