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南昌的学习结束后，途经上海返回兰州。在上海住了两三天，旅社的名字至今还记得，叫风光大旅社，坐落在延安东路与西藏路交界处的西南角上，右转弯向南的路东就是著名的“大世界”。旅社是那种典型的上海旅社，三五层的楼房，木制的地板，挂着蚊帐，院子里满地都是水，营业室的板壁上挂着一块黑板，上面写着几点几点叫哪个房间的客人起床，几点赶火车的字样，真是敬业。还有部电话机子，日夜有人值守，一大早就有人呼叫，“三八两，听电唔”，意思是传呼382号房间的客人来接电话。这种上海语言后来成了我们的口头禅，逗乐子就说“三八两听电唔”。现在想来，其实是一种不自觉的夜郎自大的语言歧视。到南京路外滩去开眼界，黄浦江上的大轮船从来都没有见过，高大的体积让人目瞪口呆，海轮激起江水波涛，浩浩荡荡，哗哗作响。高耸入云的国际饭店让人仰天长叹，石头垒起的高楼大厦阔气得没法子说。上小学的时候读过系列丛书《黄浦江的故事》，读来的故事在心里留下各种幻想，今天一知半解的就在眼前，让人兴奋不已。到豫园城隍庙，居然见到了像个洋娃娃的蓝眼珠子混血儿，眼睛大得让人吃惊，长长的眼睫毛令人震撼。到南京路和人民公园附近去采购东西，处处都可以闻到一种特别的香气，暖暖的甜甜的软软的酥酥的，搞得人心里不由地发痒，昏昏欲睡。当然睡觉是不可能的，却不知这是一种什么感觉。后来才明白那香气就是南京路上特有的香风，《霓虹灯下的哨兵》抵制的就是这股上百年积累沉淀起来的香气。多少年过去了，才搞明白那就是奶油和糖与脂粉香水混合在一起的香味，那时候大概只有上海出这种味道，醺得人春心荡漾，春情无限。花花绿绿的糖果色彩纷呈，酒芯巧克力是第一次见到，大白兔奶糖在柜台里堆成了山，散发着诱人的香气。几颗酒心巧克力吃下去，居然有了几分醉意，晕晕乎乎地走在南京路上，飘飘欲仙，大概今天的白粉妹妹吸了海洛因吃了摇头丸的感觉就是如此吧，可是那时候毒品早已经绝迹了。天下还有如此令人陶醉的地方，哎呀呀，令人惊叹不已。一顿早餐只要五分钱。两分钱一碗豆浆，三分钱一根油条。油炸的食品大部分都是米粉做的，汤圆在糕团店的橱窗里码放得整整齐齐，看得人垂涎欲滴，那就来它几两尝尝。三大碗馄炖，十几屉小笼肉包子和豆沙包子摆满桌子，风卷残云一口气吃下去。看得上海人目瞪口呆，这是哪里来的野人哪，这么能吃。真好吃啊，上海这地方比起兰州来真是天堂了。不能不留影，可是没有照相机，照相机在那个时代是极其奢侈的东西，几乎没有谁拥有这个玩意。只能登上人民公园的摄影点，买票照相。专业的照相师傅端起照相机对准我的时候，我是既高兴又紧张，脸色都变了。填写了邮寄照片的信封，照完了像，成了令人惦记的心病，天天都在盼着那封寄照片的信。一个月后信寄来了，拿出照片一看，自己都不认识自己了，照片上的人高兴得脸都扭曲了。南昌之行是我懂事后第一次出远门，所到之处的所见所闻，一切都是那样的新鲜。当时，兰州最高的大楼不过四层，就是永昌路的百货大楼，已经高得很了。在上海见到真正的摩天大楼，真是开眼。当时的国际饭店就是上海最高的大楼了，还有外白渡桥边的上海大厦，看起来是那样的巍峨高大，一下子使得我的眼界开阔了许多。在上海不过两三天，却留下了终生的记忆。后来，无数次去上海，都没有那次的震撼了。回到了兰州，看到一切都是如此的局促狭小，破烂不堪，灰头土脸，真是让人不可忍受了。但兰州是我们的家，你别无选择。
这一节本来是要写如何学习演出《平原作战》这出戏，却写成了一篇旅行见闻录，那也没有办法，谁让我的记忆中只留下了这些令人永远难忘的深刻记忆呢。学习戏剧的意义已经过去了，我的记忆中留下的只是对我的人生起到启蒙作用的东西和印象。1972年的秋天到南昌去，对我一生中究竟起到了怎样的启蒙开化作用，虽然难以说明无法界定，但是绝对是有意义的。后来的旅行已经不计其数，但是好像没有哪一次可以与这一次相比。
三十三年后，我应邀参加南昌市政府举办的《2005全国名家笔会》，再一次来到南昌，居然有那么多的感慨，激情澎湃地写下了《思绪纷纭滕王阁》这篇随笔。那就把它放在这里作为一篇附录吧。
附录：思绪纷纭滕王阁
一
往事如烟，如梦如幻。
走近滕王阁，我该从何说起呢？
屈指算来，已经是三十多年前的事情了。
三十三年前我刚满十七岁，被选调到市“革命样板戏学习班”京剧队做学员已经两年多了。那是1972年的深秋季节，“文革”阴霾依然笼罩神州大地，中华民族备受煎熬。我中学的大部分同学都做了“插队知青”下放农村插队劳动去了，我却从中学宣传队直接抽调到“学习班”学演“样板戏”成了所谓的“革命文艺战士”。虽然那时我还没有拿到初中毕业证书，却因为个人具有一些文艺特长而走上了一条与这一代绝大多数人全然不同的生活道路。第一次公差出远门到江南，目的地居然就是滕王阁的所在地南昌。此行目的是要将一部叫做《平原作战》的现代京剧学回来上演。
在此之前，我们这批孩子们已经学演了《红灯记》和《智取威虎山》两部“样板戏”。可以想见，一些十四五岁，最小的只有十一岁的娃娃们凭着学校宣传队里积累的一点表演技艺学演样板戏，演出水平和戏剧技巧确乎是不怎么高明的，但在那个文艺生活十分匮乏的年代，这种“娃娃戏”看上去却也有趣，似乎也起到了一些为当时人们枯燥乏味的文化生活增添一点聊胜于无的乐趣的作用。也许，在当时的政治背景下，成立这个“学习班”的当权者们考虑更多的，恐怕是学演“样板戏”的政治意义。然而，政治，却是我们这些小孩子不可能了解和理解的。我们只是感到好玩儿，并且为不必下乡插队反而能够挣到一份薪水而感到高兴。
1972年，是毛泽东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发表30周年。当时，为数不多的几个“样板团”在“八个样板戏”之外，又创作演出了几部新编的现代戏剧，诸如京剧《杜鹃山》《平原作战》，舞剧《红嫂》之类。那时，林彪在温都尔汗折戟沉沙的“9·13”事件已经过去一年多了。由周恩来总理把握方向的“批林整风”运动在一定程度上冲击了“左倾”路线，文艺政策有所调整，多年乌云密布的文艺界有了一点生机，文艺工作的天空露出了一抹亮色。各地的文艺团体借着纪念《讲话》30周年的背景和机会也创作演出了一些新节目，有些节目开始突破“样板戏”的“三突出”创作原则。但是不久之后，由极左派们掀起的批判晋剧《三上桃峰》的恶浪又把各地的创作热情给扼杀了，文艺界又回到过去那种万马齐喑，百花凋零的冬天，重又充满一片肃杀气氛，各地的文艺创作重新陷入了沉寂萧条。于是，在那个时期，向几个“样板团”学习演出“钦定”的新剧目就显得比较保险一些了。那几年，不管你走到何处，到处都是“柯湘”在慷慨激昂“家住安源”，“赵勇刚”在说“红豆黑豆”。但是，原创剧目的样板团似乎不愿意接待我们这个不伦不类的样板戏学习班，倒是已经向样板团学习演出了《平原作战》的江西省京剧团愿意将这出戏传授给我们。于是，跋涉五千里，我们来到了南昌。
二
然而，对于今天的我和现在写作的这篇文章来说，当年学习这部戏剧的过程已经无关紧要，重要的是那次去南昌成为我这一生“行万里路”所迈开的第一步，也是我一生中留下深刻记忆的一个重要的时间坐标。在此之前，我还没有坐过那么长时间的火车，也从未到过这么远的地方。但是，三十三年前的南昌之行对我来说，却只是一次“糊涂之旅”“懵懂之行”，虽然眼花缭乱目不暇接地见到了许许多多的江南景物，除了感到十分新鲜之外，却并没有得到文化意义上的任何启迪。那时，我正处于“童子何知”的年龄，却没有人告诉我，在这座城市的赣江边上，曾经有座位列江南三大名楼之首的滕王阁，也不知道世界上有篇文章题为《滕王阁序》，更不可能知道滕王阁作为一座建筑物，早已在军阀混战的战火中化为一堆废墟。
在我小学四年级时，“文革”就开始了，此后名义上虽然进了中学，但在中学的几年中，我几乎没有认真地上过一节课，读完过一册课本，大部分时间不是参加劳动就是在学校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唱歌跳舞演节目，文化水平其实一直停留在小学四年级时所达到的程度上，只能说是刚刚脱盲，几乎没有什么文化修养和知识底蕴可谈，因而，即便是出门远行，也没有具备观察生活现象，发现生活意义的能力。对于一个年仅十七岁仅有小学四年级文化程度的少年来说，我也根本不可能懂得探寻一座城市的历史渊源和文化内涵，寻访这座城市的名胜古迹，接受历史文化积淀的熏陶和启迪，才是出门远行的意义之所在，只是对五分钱就可以买一大堆的南昌盛产的一种青皮橘子很感兴趣。
所以，十七岁时与滕王阁遗址废墟以及王勃的《滕王阁序》失之交臂，正应了那句饱含着哲理的名言：我来了，我竟然什么也没看见，我又转身走了。
在那样的历史背景和秋风萧瑟的季节里来到南昌，这座城市留给我的印象便是阴冷潮湿，遍地苔藓。即便是闻名遐迩的“八一”起义纪念馆江西大旅社，也是大门紧闭，门可罗雀，一片萧条。那时候，领导了“八一”起义的贺龙元帅在铁窗里忍受了糖尿病的痛苦和狱卒的折磨之后，已经在三年前含冤去世；周恩来总理正在心力憔悴地应付着极左分子们掀起的新一轮挑战；朱德元帅在几乎被打成“军阀”“黑司令”之后，也深居简出，却难以安心颐养天年。“八一”起义纪念馆自然也是闭门谢客不允许任何人参观。巧的是，接待我们的江西省京剧团与作为纪念馆的江西大旅社同属一个文化系统，想必两家单位的负责人相互有着来往，便走后门疏通了一下，破例打开了旅社锈迹斑斑的铁锁，允许我们这些特殊的客人探头探脑地瞧瞧，却也只是让我们看到了一些陈旧的桌椅板凳和一些空空荡荡的房间。那时我们看到的“八一”纪念馆，绝不像今天这样陈列着许许多多的文物展品，有着如此丰富的历史资料，已经成为一个开展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的重要场所。那时，纪念馆所有的历史文物和历史资料统统被撤掉锁进了仓库，只有这座徒有四壁的建筑物在秋风萧瑟中忍受着极左阴霾的煎熬。甚至，连它的模样好像都面目全非了，正门上面那个标志性的彩色玻璃气窗似乎也被捣毁了。我们只能在这座建筑物的侧面合影留念，从而留下一张模糊不清的黑白照片。
革命圣地都遭此厄运，更不必说“滕王”阁这种洋溢着王公贵族之气的“封建主义残余”了。
历史，在那个时期搁浅了。
三
说来惭愧，我第一次看到《滕王阁序》这篇文章并接触到王勃的故事时，已经二十多岁了。当时，“文革”虽然已经接近强弩之末，但尚未完全结束，自然也还谈不到被彻底否定。因而，在我们那个专门学演“样板戏”的地方文艺团体，假如你要读一点《滕王阁序》之类的古文，研究研究历史典故，依然要偷偷摸摸遮遮掩掩。那时候，极左的政治气候仍然十分严酷，传统古装戏依然是禁区便是例证。“文革”结束后不久，这种严酷的政治气候仍然延续了一段不算短暂的时间。但是，已经衰落的“样板戏”却开始失去了大批的观众。作为一个政治地位高于艺术水准的地方文艺团体，我们这个曾经红极一时的样板戏学习班虽然后来改称青年京剧团，也不免日见衰败了。作为“文革”时期普及样板戏的政治工具，我们这批青年演员作为一个整体，曾经倍受当权者青睐，毋庸讳言曾经做过那个时代的宠儿。我们从艺第一年每月就挣上了26元，第二年38元，到第三年就是42.64元的工资了。每月供应口粮的定量是38斤，饭量小的孩子根本吃不完这么多的粮食，就换成粮票再去换鸡蛋吃。而当时我们的中学同学却都在农村忍受着饥饿的煎熬，挣不够工分连口粮都吃不上，有时还要家里补贴。更不必说学习班还时不时地发练功用的衣服球鞋绒衣绒裤和统一的服装。相比之下，我们的待遇真是不错的了，说是“时代宠儿”似乎也并不很过份。虽然我们的工作性质很单纯，整日只是练功排戏演出，距离政治漩涡的中心还差着十万八千里，但是，国家大趋势的改变还是使得当年颇有点社会地位的所谓“革命文艺战士”们的境遇日见式微，接着便一落千丈。当人们听到样板戏的旋律敢于表达自己的厌恶情绪，传统古装戏重返舞台的时候，我们那批当年的小孩子都长大成人，已经是青年演员了。面对这种境况，有许多人实际上都陷入了苦闷彷徨，四顾茫然。如果说我当时就看清了国家政治形势的变化必然影响到个人命运和发展前途，那不免有些自吹自擂，自抬身价，绝对不可能有这样清醒的政治头脑。但若要说我那时已经下意识地感觉到“样板戏”这碗饭吃不下去了，对继续粉墨登场做一个梨园弟子也渐渐失去兴趣，那倒也不是谎话虚言。于是，便开始有意无意地寻找人生新的出路。高考恢复的时候，复习功课读书考大学似乎成为一个不错的选择。但是，从小学四年级起步，想迈过大学的门槛，谈何容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