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八块砖头，竖着立起来摆在地上，砖头的数量与参加游戏的人等同，每一块砖头都代表着一个称呼，摆在中间的是老爷，老爷旁边一左一右是衙役，老爷后面是打手，打手后面是巡按也叫加减官，老爷前边是强盗，还有鼻子，耳朵，头发，左脚右脚等等，根据参加游戏的人数确定各种名称。
离这些砖头大约十米远，画一条线。参加游戏的人每人都有一片扁圆形的石头片，大小像一个烧饼，也叫做宝。先从这些砖头摆放的地方将宝向那条线投出，离线最近的那块宝的主人取得最先投掷的资格，其他依此类推，确定出手的先后顺序。
然后全部在线上站立，远远地将宝投出，目标首先是老爷和打手加减官，打中了哪块砖头，就将砖头平放并且将自己的宝放在那块砖头上，别人继续投掷，可以将你的宝打下来，他就获得这块砖头代表的称呼，当然这很不容易打中。
等到砖头全部都被打倒，便对号入座。强盗坐在中间，打手坐在强盗后边，衙役一左一右抓住强盗的胳膊，头发揪住强盗的头发，鼻子揪住强盗的鼻子，耳朵揪住强盗的耳朵。老爷下令，打，打手抡起拳头在强盗的背上有节奏地捶打，一面还要念念有词，一五一十地干打干，精沟子娃娃跳得欢，请问老爷免不免，老爷说，不免！于是继续打一回，巡按则背着双手来回巡视。又打了一回，老爷便说，上刑法，揪左耳朵五下，耳朵就一二三四五地揪几下强盗的左耳朵。老爷又说，揪头发三下，头发就一二三揪强盗的头发三下。但是加减官要说话，加减官说揪耳朵五下改成揪三下，那就只能揪三下，加减官说增加三下，那就得揪八下，加减官说免了，那就不许用刑了，强盗简直如蒙大赦。但是强盗往往没有那么好的运气，总是被折磨得奄奄一息，最后直打得强盗要吐血了——当然这是文学描写和夸张的说法，当打手的小孩子没有那么残忍也没有那么大力气——老爷才说，免了！于是游戏重新来过。碰巧了老爷和强盗是亲哥俩或者关系特铁，老爷就会说，免了，强盗便逃过惩罚，别人也不会有意见。
最倒霉的当然是打中了强盗。玩这游戏最重要的是别打中代表强盗的那块砖头，但是强盗一定是摆在最容易打中的位置上，手气不好或者准头太差就会打中强盗，或者别的砖头都被打中了，你也就只能当强盗，只好被打手一五一十地干打干了，你也只好认倒霉，下一回你争取打中老爷或者打手加减官，你就有了惩罚别人的权力。要是上一回的老爷或者打手这回不慎打中代表强盗的那块砖头，他就成了强盗，你更是可以连说几次不免，让他也吃吃苦头，这也算是皇帝轮流坐，明年到我家吧。
成年以后我们剧团到乡下去演出，一帮小伙子空闲时间到河边去溜达，忽然童心大发玩起了这游戏，结果打得强盗嗷嗷直叫唤，最后强盗和打手翻了脸，直闹得面红耳赤，不欢而散。想想也是，一群练了十多年武功血气方刚的青年京剧演员，一身的牛腱子肉，端的是精铁胳膊洋灰腿，出手不慎就会伤人，擂起拳头打人的背，没打得“强盗”吐血真是客气。
远去的童年是永远也不可能找回了。
剁刀子
雨后，土地湿润但不泥泞。在潮湿的土地上画一个方框，两个人玩。猜宝吃决定先后，赢了的先出手。用一把小刀刷地剁出去，剁在方框中，根据刀锋的走向画一条线，这条线与边框构成的面积就是你的地盘。对手再来，将小刀再剁下来，画出属于他的地盘，但是不准剁在线上，刀子剁在地上力度不够角度不准，没有插进土里立不住也不算数。剁来剁去，土地被切割得七零八落，一塌糊涂，再没有地方下刀子了，那就另找一块土地再来。
挑竹枝
这个游戏题目是我生造的，让人想到《竹枝词》这样的优雅词牌，其实与词牌没有关系。竹枝就是冰棍棒，两个人或者三五个人每人出一把数量相等的冰棍棒，猜宝吃决定出手的先后。一大把竹子的冰棍棒攥在手中，立在地上或者课桌上，一松手，冰棍棒散开落下，先挑出互相不挨着的，就归你了。然后用一根竹棒挑起交错叠摞在一起的其他的竹棒，不可触动剩下的，触动了就换对手从头来。
每人都有一根一头磨尖了的冰棍棒，也叫做宝，用来挑竹枝，宝尖细的头儿能插进乱七八糟堆在一起的冰棍棒的缝隙里，不容易触动别的冰棍棒。讲究的还在宝上缠上电丝子，就是极细的塑料绳，各种颜色都有。后来这塑料绳被用来编织茶杯套子，我说的所谓茶杯其实就是一种水果罐头瓶子，做成了杯子形状，盖子可以旋紧，不漏水，便于携带，有一阵子很是时髦，几乎人手一个。前几天看电视新闻联播，无意中发现主席台上摆着这么一个杯子，有位领导同志到现在还用这种杯子，那塑料绳子编的网套已经陈旧，却熟悉极了，少说也是三十多年前的物件，保留到现在还在使用，真是奇迹了。
放学后一路走着东张西望，前头有人吸吸溜溜吃冰棍，那就得跟着。那人吃完了一扬手，你就赶紧上前去拣起那根极其难得的宝物，在水龙头上哗哗地洗干净了，你的宝窟又多了一根筹码。
冰棍棒其实是废物和垃圾，可是童年的我们就是珍爱废物垃圾，小孩子的所谓宝物大多数其实都是些垃圾废物，但是就是这些垃圾废物陪伴着我们度过了多彩而快乐的童年，不是吗？
骑马打仗
小时候（特指我小时候），如果你是男孩子，个头又不很高，还比较聪明伶俐，那么你必有一匹马，这匹马必是和你关系特铁，但是学习成绩不大好的同学。他一般是个胖子，长得人高马大，脑子反应虽然稍显迟钝，但是体力必定很好，把你背在背上跑来跑去并不显得吃力。你平时帮他做作业，考试帮他打小抄递条子，他也特服你，你们俩就是最好的好朋友，一高一矮一胖一瘦绝对是黄金搭档，没事他就背着你玩儿骑马打仗。
放学了，却并不着急回家，一群孩子都上了马，在操场的一角展开混战，老师夹着作业本子经过，有时也师道尊严地教训两句，却从没有严令禁止过这种游戏，你的马跑得更欢了，马奔跑着冲撞着别人的马，你在马上发起攻击拉扯对手，将对手搞得人仰马翻，你的马还会高兴得跳蹦子尥蹶子。你的好朋友一旦做了你的战马，那这战马便绝对是忠诚的，双手牢牢托住你的屁股和大腿，无论如何也要保住你不被对手拉下马，一旦你被拉下马，他比你还要着急，你被拉下马他老觉得的是自己的问题，他不会怪罪你骑术不好，反而赶紧蹲下来让你重新上马。有一匹好马驮着你战胜对手是你的自豪，有一个特铁的好朋友便是你童年的福气。
几十年后见到你的马——不是香港人说的马仔——你心里的温暖会让你热血涌动。
飞刀华
有部电影叫《飞刀华》，说的是一个杂技演员的故事，电影里的那个杂技演员擅长飞刀，一甩手几把刀子飞出去，当当当就钉在门板上，门板那儿还站着个蒙着眼睛的女人，那刀子却像长了眼睛，不会伤着女人。飞刀华还自报家门：江湖人称飞刀华，说着，几把飞刀嗖嗖嗖就飞了出去。看了这电影，人人血脉贲张，忽拉拉全校的男生人手几把飞刀，校园里各式各样的小刀子飞来飞去，门板树干都是目标，一时间天下大乱，险象环生。电影局紧急下令停止放映这部影片。学校下令搜查清剿刀子，其实都是些锯条铁片磨成的小刀和放在铁轨上让火车压出来的大点儿的洋铁钉子，学生们腰里别着正规的匕首藏刀满大街晃悠那是后来才出现的事情。乱七八糟的小刀子被没收了，恰巧学校门前铺柏油马路，挖一点沥青，团成蛋儿，糊在4号铅丝上，就是过去盖楼搭脚手架捆椽子的铁丝，用老虎钳子剪成三寸来长的小铁棍，一头磨尖了，另一端窝个圈，把破旧的红领巾撕成条拴在圈子上，甩手剁出去，指哪打哪。沥青团成的蛋儿糊在铁棍的尖端，构成重心靠前的力学关系，甩出去百发百中，当的一声就钉在门板树干上。也不知道怎么就懂了“镖”这个词，一人做好几个，插在腰带上，随身带着，但是绝不敢向人剁去，只是把所有遇到的门板和树干剁了个稀巴烂，一边剁还一边说，江湖人称飞——刀——华，照——镖！这话说完没多久，“文革”也就开始了，我的童年也就基本结束了。
这篇随笔的跋
三百年后，有位研究儿童心理学的博士忽然对古代的儿童游戏产生兴趣，决定研究一番。他在一家古旧书店的仓库里随手拿起一本旧杂志，发现其中有一篇文章描写了十几种儿童游戏，描写得十分详细，几乎可以当说明书读了。再看，这篇文章写于21世纪初，算了一下杂志出版的时间和作者当时的年龄，推算出文中描写的这些游戏曾经流行于20世纪六十年代，觉得倒还有点参考价值，但是作者附在文章后面的《跋》里却说，“时间过去了四十多年，我们小时候玩的那些游戏，有的现在几乎已经绝迹了，我已经不能准确地记忆童年的游戏究竟是怎样的玩法，以上描述的有些游戏规则可能不十分准确，或许只是我的想当然，但是，童年那些土苍苍的游戏的确给了我们无尽的欢乐。我的童年和我们这一代人的童年虽然经常处于食物匮乏状态，从不知道生日蛋糕为何物，更没有变形金刚和电子游戏机，至于电脑和网吧那更是不可能想象得到的，但是，我们的童年依然充满了欢乐。我回忆我的童年游戏，记忆里全是快乐的情景。而现在城市里的孩子进出麦当劳肯德基如履平地，电脑游戏更新换代易如反掌，却常常满腹委屈心理健康出现问题，甚至不惜杀人劫财以筹集游戏享乐所需的资金，这游戏成本未免过于高昂了。社会在有些方面无疑是在大踏步地前进，而在有些方面却无疑是在迅速地倒退着，比如，儿童游戏，满街的游戏房里传出的是什么声音，已经从拳打脚踢的《街头霸王》上升到机枪扫射的《神风敢死队》了，那你怎么能够指望小孩子学好呢。我们小时候也打架，却从来也不敢也不知道下毒手，所谓毒手不过是碰巧打出同学的鼻血来，一旦打出鼻血，战争立刻就停止了，旁观者会说，嗷哟，鼻血都出来了。胜利的一方其实是很没有面子的，对同学下毒手是要遭到谴责的，很长时间都会抬不起头。瞧瞧现在，报纸上报道某地四个少年因为敲诈勒索钱财勒死了同学，居然在法庭上露出微笑，真是令人不寒而栗。我清楚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活法，但是如此残忍的活法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博士想，作者都说自己记不清楚曾经经历过的事情了，只记得快乐的感觉，那么要研究三百多年前的事情岂不是很玄乎了，好在作者写下了变形金刚这样的概念，博士知道这是20世纪九十年代风靡一时的儿童玩具，在他的计算机里有大量的照片和影视资料可供研究参考。博士就想，不如研究20世纪九十年代的儿童游戏，研究成果也许来的更快一些。看来，六十年代和九十年代的确是两代人。于是，博士将那本旧杂志扔进故纸堆，一身轻松地离开了。
六 “少共国际师”
一
1966年春夏之季，我的小学四年级第二学期开学后，我们觉得日子有些异样。“三家村”，邓拓、吴晗、廖沫沙，海瑞罢官，燕山夜话等等词汇进入了我们的生活。虽然还在正常上课，但是更多的事情是在班主任何琪老师的指导下，看着报纸照猫画虎半通不通地写起了大批判稿，还到广播电台去演讲，稀里糊涂地数落“三家村”的不是；在全校的批判大会上发言，讲《燕山夜话》的坏话；那年，上海江南造船厂自力更生制造出了一台万吨水压机，我们就画一个万吨水压机，把一些蛇身人面的形象画在水压机的锻锤下，张贴在黑板报上，据说这就是革命。为了革命形势的发展，全校学生每人都置办了一杆木头的红缨枪。何琪老师指定我和一位女同学一起挥舞着红缨枪登台表演对口词节目：“红缨枪，五尺长，飘动的红缨似烈火，锋利的枪头闪光芒……”这位女同学的父亲是省军区副参谋长，与她一起表演对口词，使我得到了一个绰号“红缨枪”，别班的同学见到我就指指点点说“红缨枪”，就像电影《人生》里那群孩子蹦蹦跳跳地呼喊“高家林，刘巧珍”的那个场面一样，让我这辈子都忘不了这两句词。没想到十几年后，电影《闪闪的红星》上映，小学里又是一片如林的红缨枪，好像当年的我们和大革命时期的赤卫队又回来了。
想不起为了什么缘故，我与教珠算课的汪老师发生了矛盾冲突，故意在她的课上捣乱。我造了一把火枪，用汽车上的输油铜管做枪管，用橡皮筋和自行车辐条做发火装置，剥开鞭炮取出黄色的火药装在枪管里，又从体育室找到一颗教练手榴弹，在珠算课正在进行时突然跳到课桌上，大吼一声“不许动，我是李向阳！”然后扣动火枪的扳机，轰的一声惊天动地，真像是手榴弹爆炸了。汪老师惊得目瞪口呆，同学们兴奋得哇哇大叫，搞得课堂秩序大乱。此一举恶作剧故意捣蛋，横刀立马我就成了坏学生。
正当班主任何老师酝酿要彻掉我的班长和中队长职务之时，“文革”爆发了。
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