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搞好学习，那时的学生都组成了课外学习小组，有时老师开会或政治学习，就放学生半天假，这半天就是各个小组的集中活动时间。放学后集中在某一个居住条件比较好的同学家里，集体完成课外作业。我们那个小组在省军区家属大院一位女同学家里，她父亲是军区副参谋长，家里有好几间房子，都是平房，她和她姐姐住一间。我们很少见到她的姐姐，只见过参谋长一次。在她的闺房里，我们都十分的老实。从来不敢大声喧哗，也不敢胡闹，常常是规规矩矩地写作业，互相对对答案，检查作业做的是否正确，玩玩“抓子儿羊拐”，打打扑克而已。有时候，也在院子里玩耍。军区大院很大，锅炉房那里长着一株桑树，能采到养蚕的桑叶，而我们那时兴养蚕，差不多的孩子都养着几条蚕宝宝。讲究的用雪花膏的铁盒子装着自己养出的蚕宝宝，差点的就用一个药盒子，扎几个眼透气。经常的要放桑叶进去，然而，兰州这地方并没有养蚕的习惯，桑树也极其罕见，大多数孩子是用榆树叶喂养蚕的。我们这个小组班干部比较集中，加上能够采到真正的桑叶，养的蚕宝宝又大又白。我们并不知道养这几条蚕有什么用处，但一年从春季开始找到一片蚕籽，放到铁盒里揣在怀里焐着，几天或是几个星期之后，蚕就从卵中破壳而出。极小的一些黑蛾在尽心尽力的照顾下一天天长大，蜕过几次皮后，居然会吐出丝来结茧，而后又化成蚕娥破茧而出，甩下一大片蚕籽，完成一个活生生的生命历程。在这个历程中，留下了我们的青春启蒙，附着许多难忘的记忆。我十分惊奇在西北高原这样一座城市里，我们在小时候曾经选择了养蚕这样一种游戏，并且曾经锲而不舍地完成了养蚕到吐丝结茧摆籽的一次全过程。
四
有一天，我忽然对木匠的推刨发生了浓厚的兴趣。医院修理门窗，在门诊楼后搭起一个木匠做活的案子。那木匠用推刨推材料，刨花从推刨的豁口里不断涌出，使我感到特别的有意思。我就开始巴结木匠，跑前跑后地帮他清理施工的现场。那木匠渐渐地喜欢我了，就让我试试。我仿着他的姿势，居然也能推出刨花来。后来我找到一节青木的树干，那木匠就给我做了一个推刨，以后又把几件淘汰的木匠工具送给了我。等到工程结束时，我竟然凑齐了一套木匠工具，甚至有了一个木工钻。
跟着木匠做活大概有一个假期，我学会了许多木工技巧，还在那木匠的指导下亲手做成了两个小板凳和一个吃饭用的折叠桌。在寒假里，我铺开了战场，用家里包装缝纫机的货箱废木板做成了一个碗柜，一下子在院子里有了名气。我的同学龙龙的母亲见到我打的碗柜，赞不绝口，要求我将他家的一张两屉桌改造成碗柜，我满口答应下来。此后的十几天里，我每天都到他家施工。他姥姥每天都煮红薯给我们吃，那时粮食仍然很紧张，能吃到香喷喷甜丝丝的红薯简直比做神仙还要高兴。我这位同学姓很少见的“申”姓，他父亲当时是骑兵二师的副参谋长，常年驻扎在临夏，很少见到他回家，也不知是从何处搞来的红薯，那时只有煮不熟嚼不烂的红薯干而很少见到新鲜的红薯。桌子改造完了，红薯也吃了个解谗，成为我第一次用劳动挣饭吃的记录。这时，我刚刚十二岁，我记得这是1966年冬天的事情。
五
在小学三年级时，我们班上有一位同学有一副建筑模型的玩具，这玩具是一些打满了孔的红色小铁条，玩的时候把螺丝穿进铁条的孔中拧紧，可以做出各种各样的模型，比如吊车，卡车，桌子，军舰，坦克等等东西。然而拥有这副玩具的那同学手太笨，脑子也不大灵光，总是看不懂图纸，无法装配出像样的东西来，经我一指点，才能明白如何去做。后来我干脆亲自动手，逐渐取代了他的玩具主人的地位，玩这副建筑模型成了一段时间课后的一项主要活动，但我一直也没有能力自己买一套。二十多年后，我儿子能玩玩具了，我毫不犹豫就给他买了一套规格最高的这种建筑模型玩具。但他似乎并不十分感兴趣。可是在我的童年时代，这玩具却是我朝思暮想的宝贝。
六
保健院门诊部二楼上有一个会议室兼做阅览室，几个书柜装满了各种书籍。父亲作为医院的会计，正好负责管理这些书籍，我就有了随便阅读这些书籍的机会。大约是从新村小学二年级下半学期开始，有一段时间，我陆续从中借出了《茫茫的草原》《烈火金刚》《平原枪声》《红岩》《林海雪原》《苦菜花》《迎春花》《家》《春》《秋》《中国民间故事集》《野火春风斗古城》《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创业史》等等大部头的小说，半通不通地读了起来。有许多的字不认识，但根据上下文的意思可以想明白这些不认识的字说的是什么意思，起初读得很吃力，后来就顺利多了。我母亲见我读这样的大部头小说，不相信我能读得懂，以为我在装模做样，就考我，我居然能够讲出书中的故事情节，什么“何大拿”“高铁杆”的，使他们感到很吃惊。我读书的诀窍是“冲”（读去声），遇到不认识的生字就一“冲”而过，只要懂得意思就行了。就这样，把一批小说给读了一遍。
在读书过程中，我渐渐情窦初开了，《茫茫的草原》里的美丽姑娘斯琴，《林海雪原》中的白茹，《苦菜花》里特务王柬芝的美丽女儿杏莉，《烈火金刚》里林丽与丁尚武的爱情纠葛，《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中保尔和冬尼娅的初恋，无一不使我心动。十几年后，当这些小说再版，其中许多的爱情描写段落都被删去了，令我大跌眼镜。在我读书的过程里，母亲教我学会了查字典，有了这个拐杖，读小说成了我学习的另一个途径。我常常把从书里读来的故事讲给同学听，比如一个秀才把碎银子塞进一头驴的谷道，冒充会屙出银子的“宝驴”，愚弄一个地主老财的故事，就是我从那本砖头似的《中国民间故事选集》中读来的。这些故事不但我很有兴趣，而且同学们也听得云山雾罩，兴奋不已。
在我的影响下，保健院的大人们都把我作为教育孩子的榜样和教材，要求他们的孩子向我学习，以至院长做出决定，向全院的职工子弟开放阅览室，并且拨出资金专门为孩子们购置了一大批图书，由我来负责保管和借阅的工作。我又号召大家献出各自的连环画和书籍，组织了一个“红色书箱”，从而使得保健院的职工子女形成了浓厚的读书兴趣。许多年之后，这批孩子经过了“文革”仍然没有丢掉书本，一百多个孩子中有七八十个人后来都考上了大学，大部分成为有用的人才。其中，学士很多，硕士不少，当然也不乏博士、博士后，甚至博士生导师。
七
有一年的冬天，接连下了几场大雪，一个多月雪都未化，真正的冰天雪地，恰巧那个冬天我们看电影并且读《林海雪原》读得正起劲，就玩起了雪地游戏。忘了是谁先发现了踩两片竹子就可以在雪地上滑行的诀窍，很快地大家都为自己做了一副雪橇，在医院门前的马路上玩滑雪。这条马路是一条死胡同，除了胡同尽头的清洁大队的垃圾车定时进出外，几乎没有车辆往来，马路就成了天然的滑雪场，那些天，我们这群孩子们就在马路上滑来滑去。有的还用木板做成了狗拉雪橇，撬是两个蚂蝗钉，钉在一块木板上，人坐在上边，另一些人拉着跑，也很有些情趣。冬天的另一种游戏更有意思，往往在大家聚齐后便找到一面向阳的墙，一字排开在墙面下，从两头往中间拥挤，最终将中间的一位给挤出去，被挤出去的这位就赶快跑到边上再往里挤，谁能在中间坚持的时间最长，谁就是胜利者，但这胜利者的地位永远无法坚持多久就被别人取代了。等到挤得满头大汗，就开始“碰斗鸡”。将一条腿抬起，用相对的一只手把脚握住，在蹦蹦跳跳中将其他人撞倒或将其碰得人仰马翻。碰斗鸡的诀窍是上抬下砸，最厉害的招术叫“大刀”，柔韧性好的孩子，能用手抓住脚板急速踹向对方的胸部，将其踹倒。往往是分成两方，模仿着古时候的战法，先由双方的战斗力强的出场，一对一地接战，或者先由战斗力弱的初战，但不管如何，最后肯定是一片混战。直战得双方人仰马翻，乱成一团。
八
有时，出来的人比较少，我们就玩一种叫作“踢电报”的游戏，一群孩子用“猜宝吃”的办法认定一个输在全体之下的倒霉鬼，由他看守着画在空旷地带的一个圆圈里的一块石头。游戏开始时，由赢家中的一位将石头远远地抛出，大家就各自东躲西藏。那位输家就跑出去拣回那块石头放进圆圈中，不但要牢牢地看护住这块石头，而且要想办法将躲藏的其他人找出来，当找到一个，就要大声喊出：“某某，电报1，某某电报2，某某电报3……”依次类推直到全体被找到。但是躲藏者也不会一直躲藏下去，假如一直躲藏下去，这游戏就无法进行下去了，所有的躲藏者都要想办法在看守者不注意时主动出击，将圆圈里的石头踢出圈外，这样一来，看守者就失败了，他就得继续看守下去。不知何故，所有的孩子都不愿做看守者，真是奇怪。我到现在也搞不清这游戏与电报有什么关系。
玩幻灯也是那时的一种游戏。在学校看了幻灯机的构造，就想到自己可以做一个，但是无法找到凸透镜。后来发现将手电筒的聚光罩卸下，透过玻璃就可以保持画在玻璃上的图象不变形。就用一个纸盒做成幻灯机，把手电筒架起来固定住，在一些碎玻璃上用毛笔画出各种图象，当作幻灯片放映，极其受欢迎。有一段时间，我收集了大量的破玻璃，用医院里切安醅的小沙片当作玻璃刀，把破玻璃切割得大小大致相同，每天窝在家里画幻灯片。画的方法很简单，找一本连环画，把玻璃压在画儿上，照着描下来就完事大吉。放映时一片一片轮流插进纸盒做的幻灯机的放映窗前，再加以解说，真的很像回事儿。有一回放映时我把手电筒前后晃动，放映到墙上的图像恰巧是一个八一电影制片厂的五星放光芒的厂标，那图象就随着电光变化着大小，我发出声音给配上人民解放军进行曲的旋律，就像那时侯大部分电影开始时的那样，一个“八一军徽”在银幕上闪闪发光。那时侯，我的最大愿望是找到一片凸透镜好做一个幻灯机镜头。
几年后我到剧团工作了，发现这玩意儿在剧团舞台美术队的仓库里有的是，上百个投影灯都有凸透镜。我就向舞美队的师傅讨要，王师傅给了我一个缺了一角的镜片，做幻灯机是一点问题都没有的，但是我已经没有了小时候的兴趣，那个透镜就成了了却一桩心愿的东西。在放映幻灯的那个阶段，我还学着电影院的格式画了许多的电影票，分单双号，画幻灯海报，幻想有一天能成为电影放映员，就可以成天看免费的电影了，而且想看多久就看多久。没想到后来我真的具备了这个资格，在剧院住集体宿舍，想看什么片子就钻进电影院看个不亦乐乎。能把当时上映的《鲜花盛开的村庄》等一批朝鲜电影的台词从头到尾一字不落地背下来。画幻灯票好像也成了一个预言，很多年后我调到文化局艺术科工作，几乎每个星期都要将几千张电影票或戏票分出送到各个方面。1992年，兰州举办首届中国丝绸之路节，我担任了组委会票证组长，指挥着几个人不但设计了节会所需要的上百种票证，而且分发了十几万张票证，我想我小时候画幻灯票的游戏就是后来我当票证组长的童子功。游戏玩得不亦乐乎，却不能影响学习的成绩，我记得有一年的冬天我连着一个星期玩疯了，寒假作业一篇也没有做，父亲检查作业本时大发雷霆，将我的作业本一卷就给填进了火炉，作业本堵住了火炉的火口，一时没能燃烧起来，冒出乳白色的浓烟，我吓得灵魂出窍，又一把将作业本给抢救了出来，向父亲保证把落下的作业补上之后才出去玩，就用几天时间把整个假期的作业全部做完了，然后才心安理得，放心大胆，无忧无虑地出去玩耍。这件事情让我懂得了一个道理，就是不能欠债，所以我这一生从不欠债。
坐落在“西北大厦”大坡上第一新村29号的兰州市妇幼保健医院是一个专业的妇产科医院。这所医院不但为20世纪五六十年代成千上万的产妇提供了产前检查、产后保健以及“接生”时的“助产”保障服务，而且这所医院的职工们自己也是人丁兴旺。在医院大院里被称为“后院”的家属住宅区，居住着三四十户本院职工，家家都有孩子，最多的有七八个，最少的也有两三个，没有孩子或只有一个孩子的家庭只是特例，非常罕见。
这大大小小一百多个孩子的年龄大都在三四岁到十一二岁之间，大部分都是小学生，正处于精力旺盛、调皮捣蛋、上房揭瓦、不睡午觉，掏麻雀窝、堵下水道、挖老鼠洞、瞄电灯泡、钻天花板、吃打虫药、拔气门芯、学打口哨、偷食堂菜，吹避孕套，甚至爬上“产房”窗台偷看女人生孩子惨状的那个无法无天的年龄段，可谓是一支不可小瞧的“破坏”势力。然而，在我们四个“娃娃头”的带领下，这批孩子并没有做出什么惊天动地不可饶恕的“伟业”来。比如这条街上一个院落里有一户人家的“四龙一凤”就全部轮流进过监狱，这家人的母亲是个胖大婆娘，横行霸道，没人敢惹，而这家人的父亲却是个瘦干男人，也是公安局的常客。“西北新村”因为居民状况复杂也是公安局治安重点地段。
但是，“保健院”却如同一个“特区”，几乎占了半条街的医院大院有足够的空间供孩子们玩耍，医院自己还办有一所托儿所，收容着二三十个学龄前幼儿。因而这里的孩子几乎不与其他居民大院的小孩们交往。不仅衣食无忧而且在文化生活上也可以做到自给自足。于是，童年游戏便做得如火如荼波涌浪翻。玩的最多的是名为“玩打仗的”的一种游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