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清王朝，“辫子”代表的是一种臣服，服饰更是较少变化，封建统治者要求人们着装统一，以此来造成君臣、官民、士庶之间“衣服有制，宫室有度，人徒有数，丧祭械用，皆有等宜”的行为规范，服饰中体现出的是等级的高下、地位的尊卑。随着民国建立，以衣冠“昭名分，辨等威”的规制被抛弃，单调、古板的服饰变得多姿多彩起来。虽然辛亥革命后，为实践人们所追求的自由平等原则，仿效西方各国服饰，民国政府颁布了《服制条例》，规定了男女礼服式样，要求官吏士庶一律遵行。但事实上，人们服饰的式样品种远远超出了条例规定的范围，“西装东装，汉装满装，应有尽有，庞杂至不可名状”，人们尽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自由选择。衣服鞋帽，发型头饰，不再单是政治意味的反映，而是不同审美情趣的体现。
辛亥革命之后，人们的服饰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用“西服”来代替长袍马褂，蔚然成风。1911年12月27日，孙中山会见各省代表时指出：“从前改换朝代，必改正朔，易服色，现在推倒专制政体，改建共和，与从前换朝代不同，必须学习西洋，与世界文明各国从同……”1912年6月22日《申报》登出民国新服制草案：“国务院现已将民国服制议定，大别为三：（一）西式礼服，（二）公服，（三）常服。礼服纯仿美制；公服专以中国货料仿西式制用；礼帽也是西式的。”辛亥革命后，人们深知中国传统服饰那种“明等级、决尊卑”的政治作用，他们在讨论民国新服制时，理所当然地要表达自己要求“民主”、“自由”、“平等”的愿望。不打破在服饰上存在的象征清王朝统治秩序的封建等级观念及制度，资产阶级共和国这块招牌就是形同虚设，中国人民至少在服饰上没有解放。孙中山解职临时大总统时对南京参议院议员们说：“又凡政治、法律、风俗、民智种种之事业均须改良进步，始能与世界各国竞争。”在他看来，作为风俗之一的服饰的改良进步也是中国跻身于世界强国之林的必要条件之一。
辛亥革命时期，江西服饰从南到北，从东到西也都呈现出新的因素，新旧庞杂，也可谓是“异彩纷呈”。如在赣南的赣县，民国《赣县新志稿》记载，“乡人多朴素，不尚华美。褐衣布屦，城乡无异。唯近年欧风渐被，而有御西装革履者矣。清道光间，窄衣小袖。同治后，改尚宽大，袖口八寸，宽衣博带，不便工作。光绪初，袖口缩至六寸，短衣仅过胯下。自是日见窄狭，其末叶袖才四寸，短衣略足盖脐。民国八年后，窄衣大袖。十七年后，袖口复尚小。曩皆右纫，自光绪三十年后，短衣始缝对襟云。妇女服装，初尚宽博，比来时俗演变，裸臂、长衣、高跟、革履，不唯为市街所习见，乡村间亦有之”。
在赣中的安义县，也是“奇装异服，恬不为怪”。“士民服饰，在昔束发裹中，峨冠博带。自满清入主中原，变异汉族发辫，胡服垂二百余年。民国纪元始，将发辫剪除，唯国家对服装礼制迄未规定，以致中装西服，光怪陆离，殊欠雅观。至于妇女服装，在清时上衣下裤而围以裙。迨民国十六年后，渐去髻截发，冬季则改御长袍。夏季则短衫窄袖露肘，短胯腰裙露腿，奇装异服，恬不为怪。然乡间妇女服御仍多朴素，笫天脚、截发之风大开，亦妇女解放之一端耳。”
而在江西的崇义县，新潮时装流行县城。据民国《崇义县志》（稿本）记载，“邑人向称朴素，衣服不尚华丽，衣料多用蓝、白、青各色土布。近年来稍有采用蓝、青匹头洋布者。衣服式样，乡人尚沿用老式长衣或短衣，唯一般号称公务员者多穿中山装。冬天则穿大衣，大衣布料过去都用棉质，近年购用呢质者渐多。乡间普通多穿及股短窄衣裳，间亦尚有老年妇人，仍穿长与膝齐大边大袖之老式衣服，至西装革履之男装，及短袖旗袍摩登之女装，城市稍布……”
江西的分宜为赣西上游，东西南北，风土不同，嗜好亦异，辛亥革命时期在服饰上的变化更是非常之明显。“自建邑以来，素称地瘠，无甚豪富。谈到生活，身体衣服除军装制服外，四民普通衣棉布，色尚青兰。暑天着夏布，葛纱罕见；寒天穿棉袍，裘皮甚少。自交通便利后，士商渐趋奢华时髦，青年竞尚西装，帽戴博士，身披大衣，鞋着革履，袜用丝织。女子自解放天脚，亦着旗袍、皮履。唯乡曲农工尚属守旧。英谚曰：以时世装自炫者，裁缝匠之玩物。可谓善谑之诙谐。”
这种新潮的服饰及其观念一时还是难以得到普遍认同，江西社会甚至有人感叹：“习俗之美，尤为近古。晚近风气渐移，贩夫走卒，裘马辉煌；故家士族，反致落后。潮流所趋，时势使然，矫而正之，是在有牧民之责者。”总之，由于变革的急促推进，城市生活中新的观念体系并没有取得绝对优势的地位，服饰新观念的权威性往往受到惯性作用下的传统观念的抵制。这种以政治权威丧失开始的变革，也造成了传统服饰观念权威体系的解构，城市生活观念、服饰体系的架构出现了真空状态。表现在市民的穿着打扮等生活方式上则是一种新旧杂陈的格局，以江西宜春的一个婚礼场面为例，“自民国以来，政体虽变，而新郎之戴顶履靴者，仍属有之，然亦有喜学时髦者大礼服戴大礼帽以示特别开通者。最可笑者，新郎高冠峨峨，履声橐橐，在前视之，固俨然一新人物也。讵知背后豚尾犹存，红丝辫线，堕落及地”。而四个陪宾“有西装者，有便服者，有仍服满清时礼服者，形形色色，无奇不有”。
长期的单调服饰压抑一经消解，整个社会迸发出的个性追求是全面的，虽然人们在打破旧式礼俗框架的同时，同样有所继承，使整个社会呈现出一种中西并存、新旧杂陈的纷乱局面，但人们更多的趋向于从自我意愿出发，创造适应其个性发展的生活空间，使得以往缺乏个性的凝固社会呈现出一种充满生机的、改天换地的风貌，独立个性的现代化的人已呼之欲出。
4.其他社会习俗的趋新
一是丧礼、祭祀形式的变化。中国人很看重生死，尤其是死，所以丧礼的变迁背后是人们观念的流变。在江西的赣县，丧礼也日趋简化。“丧主以下，不衣丧服，布素而已。近年来，亦有仿欧俗臂缠黑纱者矣。”在江西的上犹，则是“先日出止帖，谢绝众客者，略为省便易行……入民国后，城厢附近改于发引日致奠。所请通学客，亦由丧主之意，送殡给纸花一朵，送钱树、赠福帛……”不但丧礼的繁文缛节大为简略，而且观念也有所变化。如江西的德兴人钱仁夫诗云：“肯信人间好风水，山头不在在心头。”
安义县，“除冬至各族祭祖外，不僭用牲，唯冬至祭祖，在昔与祭者，自主祭至执事者皆整肃衣冠，或有不具靴者，人皆非笑之。自辛亥光复后，礼制、服制均无规定，每逢大祭衣必履错杂，不复整肃，鞠躬叩首，随意率行，礼制不存焉咨废”。
二是公共卫生。从前不讲卫生，而且迷信一些并不十分科学的治病方法。如民国《江西分宜县志》记载，“唯范武子用张湛六物方以治病，华佗传吴普五禽之戏以舒体，原本孔子《乡党篇》、庄子《养性篇》。此外，知傩神逐疫而已”。民国时期，“则分个人、公共卫生。个人尚运动以及衣服清洁、饮食精细、通空气、厅房多开窗户、避烟煤污秽、洒扫粪除。使彼苍蝇不入，消于无形。若臭虫，近用新法治，皆从科学化，故自学校三育始。公共，在道路上，古有五达谓康，六达谓庄，虽尚平坦，奈人无公德心何？迩来，城市设警察，立清道夫，置垃圾桶。乡曲自治为首。现注重民众教育，农夫、妇女教以识字，开启锢闭，使知卫生之法，而传染断绝矣！唯幼儿端午以雄黄涂额、耳，烧艾火以防腹疾，并以艾蒲煎热汤浴澡，尤戒以襟袖拭涕夷，便宜溺不许随地而遗，较胜于服芝麻、诵金刚耳。从此，身体康强，精神丕振，庶免外人笑为病夫国”。
三是“中西合璧”的住宅建筑与饮食。在住宅建筑上，江西省的分宜县，圣宫庙宇、民房仍依旧制，但“迩来，机关公团渐次改建西式楼房。”在江西的宜春，则是“晚近风俗稍靡，城市门面，多尚绮丽，建造房屋，亦颇仿照西式”。江西的安义也是“间创西式楼房”。
此外，饮食方面，在江西的万载，“宴客，旧率从简；遇庆事，姻党毕集。近日用海菜，而旧姻尽疏矣。辛亥以后，日趋奢靡。大桥、改江等处多有茶叶，香味亦佳，而反以外来为贵，窃以为乡土之观念薄矣”。在江西的宜春，宴请宾客之时，则是“颇多豪侈、珍贵名品，常登于俎豆，其名有一品馈、三点水、鱼翅、海参、燕窝等目”，饮食的豪华与西化可见一斑。
辛亥革命时期，江西社会移风易俗，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社会习俗的变革，并为日后旧习俗的彻底变革奠定了基础。正是在这一基础上，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才在婚姻生活和其他一些领域中掀起了更大的波澜，这是不争的事实。但是统治中国社会已经几千年的旧观念、旧礼教毕竟根深蒂固，也是十分顽固的。因此，不可能经过一两次革命就期望发生根本的变化。人的现代化，是整个社会走向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方面，如果没有从心理、思想和行为方式上实现由传统人到现代人的转变，使之具备人的现代人格、现代品质，就不可能成功地从一个落后国家跨入自身拥有持续发展能力的现代化国家的行列。具有现代性的社会角色的形成，是一个国家民族走向现代化的重要标志。
人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也就是同阻碍其发展的各种因素相抗争，摆脱某种自然力量、社会力量的束缚，谋求人的全面发展的过程。就相对封闭的江西近代社会而言，阻碍人的现代化的因素多种多样，其中之一就是传统社会长期积淀下来的各种恶风陋俗，这些“旧染污俗’，代表了历史沉积中的丑陋一面，表现为一种无意识的顽固力量，顽强地支配着人们的观念和行为，阻碍着人的现代化。对这些恶风陋习的批判和洗涤也就成为近现代历史上江西走向现代化所面临的重要任务。在这方面，辛亥革命作出的贡献是巨大的，这一时期的移风易俗变革，使觉醒的江西人民开始摆脱封建束缚对人性的压抑，意味着中国人的现代化发展有了一个合乎理性的新起点，初步具备了现代人的基本特征。现代性的国民的塑造，不仅在革“身”，更重在革“心”，从中国人走向现代化的进程来看，具有鲜明现代性的独立人格是在辛亥革命后才开始显现的，而其时的移风易俗变革所发挥的作用不容忽视。
辛亥革命时期，移风易俗变革在江西社会的近代化进程中有所影响。但在大的急促的社会改变后，还特别需要有人们的心理和态度的长久支持来巩固社会的改变。资产阶级革命派也希望通过对封建陋俗的剪除，把现代性深入到大多数国民性格中去，巩固新的社会秩序，并进而使现代的态度、舆论、行为成为革命发展的巨大推动力。虽然一系列移风易俗的变革使中国人的外在形象与内在心理均发生了较为明显的变化，但他们所希冀的现代性并没有成为居支配地位的人格特征，江西终究并没有完成由传统到现代的彻底转换，这是由多种因素造成的。
首先，就发起这场变革的资产阶级革命派而言，阶级与时代的局限使他们不可能找到产生这些恶风陋俗的社会根源，因此，看似轰轰烈烈的移风易俗变革，却极少能触及人们封建思想的精神支柱——孔孟之道。在过于厚重的封建旧礼俗面前，所有这些变革都显得过于无力，“倡改革者，如主张节约，奖励优生及改革婚丧诸类，社会上屡见不鲜，然而却多未有实效者”。大多数人并没有从心理上和态度上获得个人现代性，“在他们徒有其表的现代化外衣里面，包裹着一颗与传统思想血液一脉相通的心”。即便是激烈抨击封建旧俗的革命者自身，也少有能从中彻底解脱者。
其次，和辛亥革命的政治影响一样，移风易俗对人的现代化的影响局限于沿海大城市及其周边区域，对于生活在边远内地江西的众多民众，特别是广大农民而言，其影响微乎其微。相沿成习的传统民俗氛围窒息了中国乡村社会任何变动的可能，相对于已经初具现代意识的沿海城市居民而言，其心态一如既往：循规守矩，保守固执，远未踏出走向现代化的第一步。
最后，人的现代化，不是一个突变的过程，而是一个逐步渐进的过程，如果说现代工业社会的建成和民主共和的实现，尚需几代人努力的话，那么现代人的成长，需十几代几十代人，才能完成这一身份转换。辛亥革命时期的移风易俗变革应该是这一漫长历程的开端，起着加速发展的重要作用，它部分地实现了江西传统形象的转变与新的价值观念的内化，促进了适应新社会要求的社会角色的形成，“现代性”有了一定的萌芽。虽然这一进程时有反复，江西人民身上所体现出的现代性与传统性也长期复杂地交织在一起，但其大势不可逆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