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江西执政党的国民党通过了议会的选举上台。尽管这次选举的过程，选情错综复杂，也曾遭到共和党的挑战，但国民党在江西仍然是大获全胜，众议员35人（具体的成员情况见下表），国民党27人，占到77%，如果加上后来选出全为国民党的10名参议员，那么国民党籍占江西全部国会议员的82%。省议会议员140人，国民党赢得104席，占到74%，这对于国民党人主持的都督府行政工作，非常有利。
可以看出，35名省议员构成情况是，国民党党员达29人，占82.8%；有传统功名的占26.7%（全国达51%左右）；留日的14人，新式学堂教育的5人，两者共占48.9%；平均年龄是33.2岁，较全国平均数36.5年轻不少，正所谓“属于青年才俊型的人物”。
第二，议会的选举不乏乱象，但毕竟迈出了第一步。选举的方式仍沿袭了咨议局的复选法，以县为初选区，合数州县为复选区，江西有81个县分为6个复选区。1912年12月初进行初选，一个月后进行复选。由于选民资格放宽，人数激增，竞争的情况较清末更加激烈。选举过程中，尔虞我诈、纠纷层出不穷。当筹办选务开始，有关选民人数的查报，就有很多浮夸、假报现象，与国民党相争的共和党就声称，江西选民册“多者报二十余万，少仅千余，均不符人口实数”，担任选举总监的李烈钧不得不电令各选区确实核实。同一情形发生在永丰县，选民总数前后更正三次，相差15000人，初选人数不得不临时调查，县知事也给予了记过处分。为了防止选举人数的浮夸与蒙混，玉山县知县甚至主张由筹办处派员亲自赴各地调查，照所报选举册，按名令其纳捐一元，作为享有选举权的代价。当时纠察选举弊端最力的是共和党的张益芳，德化选区乡董张敦绵有贿买选票之嫌，张因此率众以强力阻止选票汇总，引起国民党江西交通部的强烈不满。接着张益芳又控告选举人张于浔年龄不实，但筹备国会事务局裁定不是确有其事。3月份张益芳又控诉办理选务当局托词推延。更加引人注意的是，万载县知县蔡安邦，选举舞弊，为共和党依法揭发，蔡知县竟恼羞成怒，派兵持械捣毁党部。
第三，议会初具民主与监督的功效。江西省临时议会终于于1912年2月1日正式开幕。议员128人，其中由原咨议局转过来的旧议员48人，而新议员80人，“均系游学外洋及富有知识道德之人”，给人的印象虽然像是一批“新绅士”取代了旧士绅，但也不乏新的气象。如议长刘景烈在答词中明白提出：“临时议会，宣扬民意，指导行政，是谓地方监督机关。”显然，议会的角色较清末的咨询，已更进一步了。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李烈钧督赣时期，由于李是倡导地方分权的，且为了对付中央集权，李烈钧极力主张“扩张民权论”，这在很大程度上，让议会体现出了很强的监督功能。江西议会的强硬态度，国务院甚至指责其是“无官无法之国”。勇于对付强悍的袁世凯的江西都督李烈钧，既没有像广东都督胡汉民那样兵临议会，也没有像安徽都督柏文蔚那样赴议会如赴战场。在1913年2月24日的议会开幕式中，李烈钧就明确指出：“民国以民权为本，立法监督行政，不应以行政干涉立法，省议会之范围非地方自治会，故应一方维持国家，一方发达地方。”并就议会本身提出了五大具体问题：一是省议会沿袭咨议局章程之不当；二是议会为国会后盾，不仅止于自治范围；三是地方官制宜早制定；四是解散国会之权不属于大总统；五是军民分治问题。李烈钧在赣省议会成立大会上的祝词如下：
赣省议会成立祝词
1913年3月
诸父老兄弟，欢聚一堂，不胜庆幸。光复以来已年余矣，至今日正式议会成立，其荣幸真有不可言喻者。前清之咨议局，为专制政体之议会，临时省议会为仓猝召集；唯此正式议会成立，为我中华民国第第一次之异数。是以鄙人与此胜会，不胜愉快。鄙人欢迎无量，故期望亦无穷。回赣以来，现象迭更，困难倍极，一切措置，毫无成效，殊深抱歉。其不得已之苦衷，当为诸父老兄弟所共谅。现在省官制尚未决定，省议会拟照前清咨议局仿行，此中牴牾之点甚多。盖国体已更，情形迥别，所幸总统命令有前咨议章程，与国体不合者，一律删除。总之当以民权为根本，则民国之真精神自能发达。其中牴牾之处，千万不可错误，致滋谬妄，宜由议会讨论，根据立法机关详细解决。鄙人为行政长官，立法监督行政、不能以行政监督立法，此天下之公论，非有所阿好也。唯鄙人对于贵议会，实有国民一分子之感情，故不觉言之长耳。省议会之范围，非地方自治会也，则其责任所负荷，一方面维持国家，一方面而发达地方。若徒视为地方之自治机关，则所见未免太隘。且国会之召集在即，国会之后盾必以省议会为中坚，立法机关方能完备。然则省议会为国家、地方因应之机关，其责任不綦重俟！现时有最大问题两三件，请与诸君一商榷之。国会召集固以宪法为前提，巩固民国、发达民权、限制总统、监督政府，必以宪法为根本。近时云南蔡督有电一通，提议总统有解散国会权，国务员不必由国会通过，两条件足资研究。据临时约法为根据，则蔡电甚为不合。法兰西民主国也，其总统有此特权，而美利坚无之，各有理由，自问不便解决。唯民国以人民为主体，未免稍有侵害，想议院自有主张。至于大总统问题，当不外于扶植民国、发达民权为宗主。国会议员，具世界之眼光，识国家之趋势，自必确有把握，无俟赘言。其次则省官制问题，军民分治，鄙人初不赞成，以时机未熟故也。数月后秩序己复，故特电请中央实行军民分治，遂有汪瑞闿之任命。汪之为人颇有才干，前来赣时，鄙人亦表欢迎。惟汪因前清反对革命，致遭指摘，拒汪风潮日亟，窃恐变生不侧，贻害地方，只得听其告病而去。淮民政长之简任与民选究宜解决。前者废省改道，仿普鲁士州制，颇为缚束，有碍发达，似多不合。一变而为虚三级制，近于等级制度，亦多不合。此种问题，解决颇属不易。就现状而观，何所适从，真是毫无把握。中央坚持集权，人民趋向分权，终必俟国会成立，始能解决。本省近事则以中央电催欢迎汪民政长问题，亟待回答。今幸省会成立不日，可以移文通告，汪为病请假，病愈即可来赣。欢迎巩属多事，鄙人以个人资格，尚可欢迎，议会主张，则非鄙人所能干预。闻汪确已自请辞退，将来民政长一席，汪即不来，亦当另有其人。究竟简任、民选，此吾赣之权利，即吾赣之义务也。诸公责任，自当注意，更无待鄙人之晓晓矣。其要旨必以维特现状，顾全地方为亟务。而世界大势，国本重要，尤不可缓。日内王铁珊先生亦可到省，即为此事而来，一切尚可再行研究。乡人因气薄不能多谈，诸公如有卓见伟论，不妨请来发表，曷胜企仰之至。
——录自民国二年三月三日上海《民立报》
李烈钧主张扩展民权，尊重议会，也赢得了议会的信任与支持。反对汪瑞闿、赵从蕃出任江西民政长案，取消九江镇守使案，是议会在李烈钧的支持下极力反对袁世凯中央集权的成功“演出”。1912年12月21日，袁世凯任命为江西省民政长的汪瑞闿抵赣，遭到十六公团和军警所发起的“拒汪保赣会”的强烈抵制，汪只好落荒而逃。1913年3月11日，袁世凯再次任命赵从蕃为江西民政长，赣议会仍然不予承认，并指出：“地方官制未经参议院通过，民政长一职，在法律上无委署之依据，况正式国会成立在即，此项官制当俟决议践行，若于约法有效时期骤事变更，无论改委何人，赣民抵死不能承认。”
更难得的是，江西省议会并没有盲从李烈钧及其政府，而是颇能坚守民主政治议会的制衡地位。1913年5月，李私用高等顾问官彭程万代理民政长，并即设署发文，俨然正式官署。议会以其违反约法，不能承认。一方面封还行政公署名义公文，一方面坚持督府立刻取消彭代民政长职署。虽经李烈钧派人四处向议员们说情，但终究无效。李烈钧也不得不复文：“未便过拂尊意。”即刻取消行政公署。
就中国政治走向现代化的历程看，民国初年只是中国政治参与的萌芽时期。从传统走向现代，本非一蹴而就之事，涉及制度的移植、观念的更新更是困难重重，辛亥革命以来的近代江西，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萌芽、政党政治与议会民主的尝试就是一个实例。近十年的艰难与曲折，带给我们许多值得深思的问题。
第一，革命在很大程度上是对传统的彻底否定，传统政治架构中的士绅逐渐退隐，“新绅士”逐步取代。在江西，这批“新绅士”更是不乏激情与冲劲，但这并不表示“新绅士”就更能代表民意，这从第三届省议员被江西人视为“卖省民贼”可知。政治转型中传统与现代的纠结更是错综复杂。
第二，民初江西省民主政治转型的经验显示：行政部门的认同与配合往往是其成败的关键。一般而言，江西政治发展较为良好，都是得到了地方主政者的首肯，与议会都有推行民主政治的共识与诚意，至少不会横加摧残。民初中国民主政治的发展与军阀政治伴行，这是民主政治发展的不幸。国人特别是知识分子也以民初议会政治的失败为鉴，认为中国不宜行议会政治，“以党领政”的观念愈加抬头。
第三，政治转型中“文化堕距”。一般认为，物质文化部分最容易发生变化，非物质文化尤其是意识形态的变化较为迟缓，因为非物质文化形成后，一般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和独立性，物质方面的变化往往比新的思想和价值标准更容易被人们接受。文化发展不平衡造成的失调，常常会打乱社会原有的生活秩序，使人们感到不适。新旧观念的对立会给社会带来动荡，严重时甚至会导致社会的解组。在社会变迁过程中，如何处理好“文化堕距”现象，减少冲突，从而保证社会的平稳过渡，是人们普遍关心的一个问题，也是社会学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导致“文化堕距”的原因，既有经济和技术方面的因素，也有政治方面的因素。这种“文化堕距”现象产生的直接原因便是由于民初中国社会发展的不平衡，导致现代政治生活中国民所应具备的政治参与意识、政治情感与政治态度的缺失。历经几千年封建专制统治之后，民初中国基层社会的众多民众，大都缺乏政治责任感和政治积极性，没有政治参与的热情。即使是辛亥革命期间，国民的政治行为基本上不出历史上各时期的群众造反和起义，并没有在革命后转化为持久的政治积极性。从政治文化的角度来看，当时的绝大多数国民基本上属于村民文化的范畴，即对政治不闻不问。
综上所述，辛亥革命之后的江西，国家与社会关系难以走上正轨，政党政治的异化以及议会民主的形式化，为专制权威的“回潮”埋下了伏笔，进而成为北洋军阀的政治装饰品和争权夺利的“合法性”符号。于是，在黩武主义的军绅政权统治下，中国社会进入了一个既无君权又无民权、既无王朝又无支配性政党的权威真空时代。近代以来所揭示的“政治转型”中的悖论、传统与现代的纠结，对我们迈向21世纪政治现代化的今天具有较强的借鉴意义。
二、顺势而进：近代江西经济的转型
辛亥革命的政治影响，对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尽管辛亥革命没有完成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务，没有从根本上扫清资本主义的发展障碍，但是民主共和国体制的建立毕竟使资产阶级的社会地位和政治地位有所提高，他们力图实现振兴实业、发展民族资本主义的迫切愿望。在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倡导下，1912年到1915年间曾出现一个实业救国的热潮。如孙中山在辞去临时大总统后，便一身兼任全国铁路督办、中华民国铁道协会会长、上海中华实业联合会会长、中华实业银行名誉董事等职务，与黄兴等其他革命领袖一起，广泛宣传实业救国思想，积极从事各种实业活动。
据统计，1912—1919年，新建厂矿600多家，到1920年，新增资本总额1.6万亿元，这八年的投资，相当于1912年以前50年间投资额的总和。1913年，中国使用蒸汽动力为4.3万马力，1918年增加近1倍，为8.2万马力，同时期全部机械动力也增加31倍多。民族资本占工农业总值，1913年为11％，1918年为18％，这一水平一直维持到1949年。辛亥革命后，中国社会出现了两个最显著的变化：一是政治倒退、军阀混战，出现了近代史上的政治最黑暗时期；一是中国的民族工业得到了明显的发展，尤其是1914年到20年代初，被称为民族工业发展的“黄金时期”。关于这一“黄金时期”的到来，史学界常常强调第一次世界大战使西方国家放松对中国的控制，减少对中国商品倾销和资本输出的因素，忽视了辛亥革命对中国民族经济的影响。
我们不可忽视，作为腹地的江西也是顺势而进，辛亥革命给江西的经济转型带来了一些新的气象，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商业的发展与商人地位的提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