震川别集之二上
应制策
嘉靖庚子科乡试对策五道
【第一问】
夫阐扬帝王之烈者，必假于文以传。文者，所以赞述往古，传示来裔，著之不刊，垂之无极者也。盖帝王为可继之道，而未必其后世之能继，其所托以传者，典册纪载而已。典册纪载而不文，则不足以传，故曰：“言之无文，行之不远。”由此言之，则帝王所以衍万世无疆之休者，其创立在我，而其纂述而扬厉之者在于后人。一代之文不具，则一代之道德经制亦几乎泯矣。故古之帝王所恃以为不泯，而使其子孙世世有考焉者，托之于文也。
我国家列圣相承，代有作述，所以阐扬祖功宗德者，亦既备矣。如《一统志》《会典》之作，皆在于前朝文盛之世，以昭混一之盛、经纶之迹者。执事以下询末学，愚生概乎未之知也。至于考制度，审宪章，博闻而强识之，又非所及也。夫金匮、石室之藏，兰台、秘阁之载，草野贱人，无所得睹记。惟二书传诵于天下已久，愚生可以端拜而论乎？
荀卿子曰：“欲观圣王之迹，于其灿然者矣。”所谓灿然者，岂非圣人之制作布之天下，迪之后世者也？虞、夏、商、周之盛可考已，当时之所谓典章经制者，皆圣人之作，而又有圣人者以播扬之，故其言语文章，著于天下。大者事天飨帝，小者至于渔互虫豸，靡不纤悉，王府则有以咸正无缺，岂非其盛欤！汉以后，其德固已不逮于古，而当时文章之盛，犹仿佛于三代，故太史公八书之撰，班固诸志之述，犹足以备一家之言。至于唐之《六典》，宋之《会要》，元之《经世大典》，则其文章气势，愈趋于下。而说者谓三代之后，惟唐制为尽善，而《六典》建官之法，足以上追姬周。则其亦未可轻訾者，而比于典、谟，则有间矣。盖虞、夏、商、周有帝王之制，而又有帝王之文；汉之文可矣，而制不备；唐、宋则文与制均之未至也。若今《一统志》《会典》之作，欲以比隆于典、谟，而岂可与汉、唐、宋例论哉？然愚独恨当时儒臣奉命，不能深明圣意，究述作之至，以勒一代之巨典，而容有采缉补缀，疏略牴牾于其间。
盖《一统志》出于睿皇帝之命，而大学士李贤等为之者也。《会典》出于敬皇帝之命，而大学士李东阳等为之者也。是二者，若以为圣人之制，则何敢议？出于二臣之手，诚不能无疵者。盖祖宗之功烈过汉、唐，亦宜有比隆三代之文，不宜猥琐于末议，牵制于文词。而贤等所载沿革、郡名、人物、古迹，往往剽摘书传字句，诗人组绘之语，不足以称王者之制。而职司事例，又多务简省，一代之因革，漫不可考。夫以祖宗之土宇自古所未有，而祖宗之制述亦自古所未有，而漫以若此，则二臣之过也。
今天子中兴，迈志宪古，已尝敕所司重修《会典》，则《一统志》亦将以次而及之矣。开局秉笔，固皆一代之长材茂学，必有所见以广圣意者。愚犹以为，彰往绪，扬休烈，以绍诸无穷，当属诸一代之宗工。而其体裁，宜依仿《禹贡》《周官》之书，序山川必先其原委，于田土物贡，尤必著其详。而民风土俗，则略用《汉地里志》及后世图经之法。序官职必先其体统，于建废沿革，悉皆存其故。至于臣下论建，亦如历代书志、《通考》之类，兼存而并志之。
又窃谓修书之臣，高帝之时多延天下有文学者，如梁寅、徐一夔之徒，皆以儒士在局，今拘于科目，一不可也。苏洵修《礼书》，必欲明实录以昭来世，今动有避讳，使人无从考实，二不可也。自古为书者，多出一手，今局务既开，议论纷沓，分门著撰，文体不一，三不可也。古之文章，必先体制，今之文章驰骋浸淫极矣，而不要于古雅，体裁不明，义例不立，四不可也。明兴以来百七十年，岂无迁、固之徒，以勒成一代之典哉？愚生狂僣及此，惟执事宽之。
【第二问】
王者既以其身致天下之治，尤必思所以继其治而诒以万世之业，故天下之本，在于太子。太子之教，不可不豫也。三代尚矣，其遗法至今犹存。禹有典则，而启敬承；汤有风愆，而太甲终允德；文、武有谟训，而成、康代为有周之令主。诚以天下之大，生民之众，天命之隆替，祖宗之继坠，咸有赖于一人。故曰：“一人元良，万邦以贞。”太子之谓也。太子之教，万世之所系也。
恭惟皇天眷佑，我皇上笃生元子，正东宫之号；《螽斯》繁衍，广藩辅之封。皇子赖天能胜衣，将出阁讲读。宗社休嘉，臣庶均庆。远稽古典，近考制度，斟酌损益，以适万世之中，以裨我皇上盛德至意者，不独文学法从之臣有是心，而亦江湖之士之所同也。愚所望于今日者，固三代之事而已，汉、唐、宋其何足以云？今者六傅之设，宾客之制，崇文、崇贤府坊馆局之建，官则备矣，而非古之三公、三少之旧也。《帝范》之书，戒子之篇，元良之述，承华要略之制，教则详矣，而非古之典则之诒也。
古法之存于今者，惟周制为详，其可考者，在二戴之记，及所称明堂青史氏之记。古者胎教，王后腹之七日，而就宴室。太史持铜，御户左；太宰持升，御户右。比及三月，王后所求声音非礼乐，太师缊瑟而称不习；所求滋味非正味，太宰倚升而言曰：不敢以待王太子。太子生，有士负之礼，有择于诸母之礼，有知妃色就学之礼，有记过之史，有彻膳之宰，有诽谤之木，有敢谏之鼓。工诵箴，瞽诵诗，百工执艺事以谏。有三公、三少：保，保其身体；傅，傅之德义；师，道之教训。故成王之生，仁者养之，孝者騕之，四贤傍之，而德成也。
后世官非三代之官，而教非三代之教，始以为之法者，既无周密详悉之虑，而其为言，又无躬行心得为之本，而官僚并建，辞旨谆复，徒一时之美观耳。汉高祖、文帝之盛，所崇用者，叔孙生、晁错之徒，卒使惠以懦怯废事，景以任刻残物。武帝开置博望苑以通宾客，宾客多以异术进者，而太子后遭巫蛊之祸。唐太宗教其子者甚悉，而聚麀之耻，实以身诲之。宋时家法虽严，而其所以为教，亦不切于身心性情之实。夫汉、唐、宋所为天下计者，未尝不甚详，而根本之地如此其旷略，此宜其立国仅仅至此。
我太祖高皇帝创业垂统，洪谟远虑，莫非三代之法而万世之计。立国之初，庶务倥偬，首建大本堂，图史充牣其中，招延四方名贤，为太子讲论经理，敷陈治道。又为《昭鉴录》，使知前代太子诸王之善可为法，而恶可为鉴。而成祖文皇帝又为《文华宝鉴》，盖为学而不知先代之故，则不足以有所感发而惩创。成祖之书，一本太祖之意，虽一事之善恶，皆在所录者。固以身为天下之所系，善恶起于几微，而治忽之端在于此，尤不可以不严也。
今日欲举三代之典，继祖宗之志，亦宜有可言者矣。愚敢条其所当急者：其一曰选宫僚。昔太祖不设专官，而以分卿兼领，以防后世离间之患。夫衔虽列于朝班，职则专于训导，不宜徒取文学，而用道德可为师表者。家丞庶子，皆宜选用吉士，以备其职。二曰慎与处。太子虽有宫官，而其所常与处者，则保姆、内侍、小黄门之属。女子小人，导以非心，尤宜防虑。择其淳德谨厚者，而使之渐涵灌渍于德义而不知。三曰礼师傅。夫尊卑之分悬隔，则官属不得尽其忠。昔懿文太子之于宋濂，仁宗、宣宗之于杨士奇，其相亲礼，往复辨论，如家人父子。盖太子有子道臣道，不宜阔略相师友之礼，以成乖隔之患。其四曰明实学。世儒率谓，天子之学与韦布不同。文华进讲，不过采摭经中数条，以备故事，夫岂所以深探圣奥？必先专一经，以次而及其余。五曰辨仪等。盖富贵之极，惟其所欲，故《周官》有王后、世子会不会之文，所以樽节，使之不过。今宜饮食衣服悉有制度，又使太子、诸王礼秩必异，所以防微杜渐，固万年之基。盖天下之事莫大于此者，执事幸采而闻之于上。
【第三问】
三代之乐，不传于世，见于遗经，廑有可考者。君子追寻缺轶于千百载之下，因其辞以求其意，得其意而后足以会其辞。然必其有以深探古人之心，而会本末源流于一，而后可以斟酌古今，拟议制度，以为复古之渐，而未易言也。
当天下无事之时，世之君子辄言曰兴礼乐。夫礼乐岂易兴哉？自汉以至于今数千百年，明君良臣，相与咨嗟太息，讲求掇拾，卒无有复三代之旧者，而儒者又从而卑其说，以为礼以养人为本，少有过差，是过而养人也。盖谓随世可以制作，而不必尽合于三代，而不知三代之礼乐舍焉，则天下无所谓礼乐者。盖三代之制，皆非一世之事，自其初累世相因以为治，而驯至于大备，虽代有变革，而不过进退损益于其间。故异世而不可不袭者礼也，其所不相袭者礼之末也；殊时而不可不沿者乐也，其所不相沿者乐之末也。夫以三代之圣人，皆因于累世之故，故其乐易举而可行。至于后世荡然矣，又无圣人者以起之，而欲稽考于既废之后，岂不难哉。
乐之所从来久矣，黄帝使伶伦断大夏之竹，两节而吹之，以为黄钟之宫；制十二筒以听凤鸣，比黄钟之宫而生之，以为律本，故后世皆宗黄帝之乐。《周礼》大司乐以乐舞教国子，舞《云门》《大卷》《大咸》《大韶》《大瀋》《大武》之舞。分乐而序之，奏《黄钟》，歌《大吕》，舞《云门》，以祀天神；奏《太簇》，歌《应钟》，舞《咸池》，以祀地祇；奏《姑洗》，歌《南吕》，舞《大韶》，以祀四望；奏《蕤宾》，歌《函钟》，舞《大夏》，以祭山川；奏《夷则》，歌《小吕》，舞《大瀋》，以享先妣；奏《无射》，歌《夹钟》，舞《大武》，以享先祖。以九变而致天神、地示、人鬼，固《九韶》《六英》《六列》之遗也。黄帝之《清角》《英》《招》，其本声固在于此，世人自莫能察，而徒知求太古之音于洞庭之野，而不知周家之盛，固已备六代之乐，而《周官》岂其伪书哉。
说者谓其所序“《圜钟》为宫，《黄钟》为角，《太簇》为徵，《姑洗》为羽”，此律之相吹者也。“《函钟》为宫，《太簇》为角，《姑洗》为徵，《南吕》为羽”，此律之相生者也。“《黄钟》为宫，《大吕》为角，《大簇》为徵，《应钟》为羽”，此律之相合者也。乐之变数，皆用其宫之本数。《黄钟》在子，子数九，故九变而终。《夹钟》在卯，卯数六，故六变而毕。《林钟》在未，未数八，故八变而止。其究以感天神、地示、人鬼焉者，非如昔人天社虚危类求之说也。至和之气，寓诸器而托诸声，感应自然之理，无所不通，分天地人者，所从言之异也。《虞书》《商颂》，推之固有合焉者矣。文中子曰：“化至九变，王道其明乎？故乐至九变而淳气洽矣。凤凰何为而藏乎？”盖圣人之制，随时不同，而非截然为数代之乐。成周兼而用之，以六代之乐配十二调，每乐二调，以一阴一阳相对而为之合，其感动神示，自有不容已者。故曰：天之与人有以相通，如影之象形，响之应声。为善者天报之以福，为恶者天降之以殃，其自然者也。他书所载师文、师开之鼓琴，师涓之写濮上元声，其感薄阴阳，通于物类，要其理有不可诬者。
惜乎周衰，王者不作，天地之气不应，而淫过凶嫚之声，竞以相夸。浸淫于后世，先王之制，遂不可考。汉之制氏，仅能得其铿锵鼓舞，而不能言其义。其后河间献王所得雅乐，天子但令太常以时存肄，不令奏郊庙。其郊庙及所奏御，皆俗乐****。西汉一代文章之盛，名卿才士辈出，而卒莫有能兴礼乐者，而亡国新声，代变日增。自此以往，岂复可冀耶？前世号知乐者，如荀勖、阮咸、张文收、万宝常、王朴诸人，卒亦未有以见之于用；而牛弘、何妥、郑译、李照、阮逸、范镇、司马光之徒，纷纷莫决。而士大夫之议，常与工师之说相悖，固有所谓订正虽详而铿锵不协韵，辨析可听而考击不成声，伥伥焉如瞽无目，而以手模指索状物之形，难矣。此无他，先王之制既废，后之人虽欲罄心思而测度摹拟于千百载之上，不可得也。故乐者，汉以前有司掌之，无不知其义；汉以后儒者求之，而卒莫得其数。有传与无传之异，又无先王以制之也。
虽然，乐者千世一理而已矣，不以有传而存，不以无传而亡，其始在于人心，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情动于中而发于声，声成文，谓之音。比音而乐之，及干戚羽旄，谓之乐。千古之人心不亡，则千古之人皆可以制乐。而世之论乐者，不求夫乐之本，而区区于乐之数。夫其数可知也，其义难知也。知其义，而本末一以贯之矣。后之人不察，而殚精于壁羡尺度之间，较量于累黍多寡之际，致疑于钟律洪杀之节，纷纭于五声十二律变宫变徵之异。夫乐诚不可以舍器数，而没于气数之中，则其力愈劳而其数愈失，盍亦反其本矣。太史公曰：“神使气，气就形，细若气，微若声，圣人因神而存之，虽妙必效。”庄周曰：“奏之以天，征之以人，行之以礼义，建之以人情”，“天机不张而五官皆备，此之谓乐，无言而心悦”者也。古者百姓太和，万物咸若声律身度。五音，天音也。八声，天化也。七始，天统也。秋养耆老而冬食孤子，勃然《招乐》兴大鹿之野。然则明君在上，休养生民，陶以太和，万物之生各得，而天地之沴不作。然后吹律以生尺，命神瞽以写中声，以黄钟为声气之元，则太和薰蒸，八风顺序，凤仪兽舞之治，可复追矣。不然，虽使置局设官，招选天下知音之士，以研究律吕之精，无不符于先王，此为瞽史之事，而非治天下之本也。
【第四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