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在会上的讲话和多次插话中，把社会主义时期的阶级斗争问题严重地提了出来。他断言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中资产阶级都将存在，并存在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他还指出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全会将毛泽东的讲话精神写进了公报，指出："在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整个历史时期，在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这个时期需要几十年，甚至更多的时间）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条道路的斗争。被推翻的反动统治阶级不甘心于灭亡，他们总是企图复辟。同时，社会上还存在着资产阶级的影响和旧社会习惯势力，存在着一部分小生产者的自发的资本主义倾向，因此，在人民中，还有一些没有受到社会主义改造的人，他们人数不多，只占人口百分之几，但一有机会，就企图离开社会主义道路，走资本主义道路。在这些情况下，阶级斗争是不可避免的。我们千万不要忘记。"并且提出："这种阶级斗争是错综复杂的、曲折的、时起时伏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这种阶级斗争，不可避免地要反映到党内来。国外帝国主义的压力和国内资产阶级影响的存在，是党内产生修正主义思想的社会根源。在对国内外阶级敌人进行斗争的同时，我们必须及时警惕和坚决反对党内各种机会主义的思想倾向。"在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把社会主义社会中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扩大化和绝对化，发展了他在1957年反右派斗争以后提出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仍然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的观点。这标志着阶级斗争扩大化的观点进一步系统化，为党在这个问题上"左"倾错误的再度发展，作了理论准备。
全会根据毛泽东关于阶级、形势、矛盾的讲话，开展了对"黑暗风"、"单干风"和"翻案风"的批判。
所谓"黑暗风"，主要是针对中央一些领导人在1961年和1962年间对当时国内经济形势的估计。1962年2月，陈云在"西楼会议"上，实事求是地分析了国民经济面临严重困难五个方面的表现，指出"目前的困难是相当严重的"，"今后几年克服困难应该力争快一点。同时要准备不快的可能"。刘少奇也指出，实事求是地讲，从经济上讲，目前我们不是大好形势，而是存在着严重困难形势，我们的经济临近了崩溃的边缘。他提醒大家要充分估计困难，指出最困难的时期还没有过去，对困难估计过分，危险不大，但估计不够就危险。从这个估计出发，党中央提出了进行大幅度全面调整的措施。实践证明，刘少奇、陈云等中央领导同志对形势的估计和采取的措施是正确的。但是，当形势开始好转之后，毛泽东却错误地认为对严重经济困难的形势作出的实事求是的估计是把形势看得"一片黑暗"，是刮"黑暗风"，认为1960年以来对形势的估计是"不讲一片光明，只讲一片黑暗"，是右倾。
所谓"单干风"，是指1962年，在某些地区出现了适合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包产到户等形式的生产责任制，极个别地区由于种种原因出现了分田单干。刘少奇认为农业也要退够，可以在一些地方实行包产到户。邓子恢针对集体经济作为农村社会制度主体的情况下，给予农民以更多的经营自由，并说明了这不会离开社会主义轨道的道理。毛泽东不同意这些意见，认为这是刮"单干风"。他说，任务是从分析形势提出的，既然认为一片黑暗，任务的提法就不同；既然是一片黑暗，就证明社会主义不行，因而就全部或者大部单干。他批评邓子恢说：你这次搞包产到户，马克思主义又飞走了。这样，就错误地把有利于发展生产的农村集体经济的具体管理制度与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性质对立起来，由邓子恢负责的中央农村工作部被宣布"十年没有办一件好事"，于1962年11月撤销。邓子恢被认为是十年一贯制的老右倾机会主义，对社会主义革命不感兴趣。所谓"翻案风"，是对七千人大会后甄别平反工作的指责。主要针对三件事：一是1962年6月，彭德怀给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写了长篇申诉书（即"八万言书"），实事求是地申诉他在党内没有搞"反党集团"，"没有企图篡党的野心"，也没有"里通外国"、"搞颠覆活动"的问题，要求组织审查作出相应的结论，这是正当的，也是完全符合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的，但毛泽东却错误地把它当成翻案风加以批评。二是在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和八届十中全会期间，康生指控李建彤写的《刘志丹》长篇小说是"反党文艺"，为高岗"翻案"。由此株连到看过小说初稿和提供过材料的中央委员习仲勋、贾拓夫和刘景范等人，把他们打成反党集团，开展了错误的批判和斗争。并决定成立两个专案委员会，对彭德怀和习仲勋进行审查。三是七千人大会后，各地抓紧进行了甄别平反工作，但一些地区和单位甄别平反工作不彻底，有的留有尾巴。因此，不少受过错误批评和处分的干部、群众纷纷向省委和中央写信进行申诉，要求复查，也被斥之为"翻案风"。会议用大部分时间讨论阶级斗争问题，也用了一些时间讨论工作问题，并通过了有关文件。会议讨论了农业问题，通过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和《关于进一步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的决定》。将人民公社的基本核算单位从生产大队改为生产队，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30年不变的政策。会议讨论通过了《关于商业工作的决定》。规定商业工作要遵循"发展生产，保障供给"的原则，贯彻为农业生产和工业生产服务，为人民服务的方针。这次会议还讨论通过了《关于加强党的监察机关的决定》、《关于有计划有步骤地交流各级党政主要领导干部的决定》。会上还强调加强科学文化教育，加强科学技术的研究。特别是要注意对农业科学技术的研究，大力培养这些方面的人才。同时，提出了加强对知识分子的团结和教育工作，使他们充分发挥应有的作用。
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对上述问题的讨论和决议，对于中国社会经济的进一步恢复和发展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在经济工作的指导思想上，"左"的倾向并未得到彻底纠正，而在政治和思想文化方面还有所发展。会议过分估计了阶级斗争的严重性，还把社会主义社会中在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扩大化和绝对化，把局部的问题看作是普遍现象，甚至把党内对一些问题的不同认识也看成是阶级斗争和两条道路的斗争。把阶级斗争的矛头越来越指向党内和党的领导机关，为"文化大革命"的发动作了重要的理论准备。尽管八届十中全会把阶级斗争提到这样的高度，但是鉴于1959年庐山会议的教训，刘少奇在讲话中提出，会议精神的传达应该有个范围，不向下面传达，免得把什么都联系到阶级斗争上来分析，也免得把全党的力量都用去对付阶级斗争。毛泽东赞成刘少奇的提议，这次会议的精神，只传达到17级以上干部，不要让阶级斗争干扰了当前的工作。所以，会后，在国民经济调整方面，还是继续贯彻执行"八字"方针，使国民经济的调整工作，到1965年得以基本完成。
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中国和印度是两个毗邻的国家，虽然从未正式划定过边界，但在长期共处的过程中，按照双方管辖所及，已经形成一条传统的习惯的长达2000公里的边境线。它分为西段、中段、东段。西段北起喀拉昆仑山口，南到西藏阿里、克什米尔印度实际控制区和印度喜马偕尔邦三地交界处；从这个交界处到中国、印度、尼泊尔三国交界处为中段；东段西起中国、印度、不丹三国交界处，基本上沿着喜马拉雅山脉南麓与布拉马普特拉河北岸平原交接线而行，东到中国、印度、缅甸三国交界处。
印度独立后，不仅接管了英国侵占中国西藏的一些边境地区，而且进一步扩大其占领范围。在中印边境东段，印度当局于1951年至1953年，乘新中国成立初期和进行抗美援朝战争之际，非法控制了"麦克马洪线"（1914年英国殖民者秘密非法炮制，意在侵占中国大片领土的边界线，中国历届政府都未予承认）以南、传统习惯线以北的中国领土约9000平方公里；此后又在中印边界的中段侵占了西藏阿里地区的巨畦、曲惹、布什奇山口等2000平方公里领土；在中印边界的西段，印度军队在1954年以后，侵占了中国阿里地区的巴里加斯。不但如此，1959年3月20日，印度总理尼赫鲁在写给周恩来总理的信中，正式向中国提出领土要求，不仅要求中国政府承认印度方面已经占领的中印边界东段的中国领土的合法性，而且要求把从来没有被印度占领过的中印边界西段历来属于中国新疆管辖的阿克赛钦地区（约3.3万平方公里）也划人印度版图。
这种侵占领土的无理要求，理所当然地遭到中国的拒绝，但印度当局仍然推行他的"前进政策"（印度当局使用军队向中国边境内推进，在中国各据点之间建立哨所和派出巡逻队，切断中国的供应线，最后迫使中国部队撤走，从而占领中国大片领土），使用武力片面改变已经形成的边界状况，并不断制造流血事件。与此同时，印度当局加紧进攻中国的准备，从1959年起，印度陆军全线接管了中印边境防务。在西段和中段，将印度军队统一编为"印度边境部队"，并以西段为重点，将总部设在印度实际控制区内拉达克地区的列城。在东段，印度军队东方军区接管了防务。印度在东段的兵力合计约1.6万余人，东、西两段的兵力为2.2万余人。印度军队在侵入中国边境后，加紧构筑工事，设置据点。到1962年8月底，印度军队在中国境内部署了100多个据点。其中有9个设在东段"麦克马洪线"以北的扯冬地区，有43个设在西段的中国领土上。
为了避免边境冲突，争取和平解决边界问题，1959年11月7日，中国政府建议双方武装部队从当时存在于中印边界的实际控制线各自后撤20公里，并且停止巡逻。在印度政府拒绝这个建议之后，中国在边界的自己一边停止了巡逻。周恩来总理还于1960年4月访问新德里，同印度尼赫鲁总理举行了会谈，力求达成有助于和平解决边界问题的协议。但是，我国真诚的努力没有得到印度方面的积极响应。相反，印度政府竟然把中国政府表现出来的和解诚意看成是软弱可欺，把中国单方面停止边境巡逻当作有隙可乘。因此，在两国官员会晤之后，印度军队先在中印边境西段，后在东段，超过中印双方实际控制线，侵占越来越多的中国领土，建立侵略据点，进行越来越严重的武装冲突。1962年9月，印军竟然非法侵人中国西藏地方的扯冬地区，连续向我边防部队挑衅，制造严重的流血事件。为此，中国政府除向印度政府提出强烈抗议和被迫采取自卫措施外，还再三地向印度政府提出无条件地立即举行谈判。但是，印度政府却要中国军队撤出自己的大片领土作为谈判的先决条件，毫无理由地拒绝谈判。印度在一系列作战部署完成之后，于同年lO月20日清晨，动用10多个旅的印军，在中印边界的东段和西段发动了大规模的全面进攻。中国人民解放军驻西藏、新疆边防部队于当天奉命反击，拉开了中印边境自卫反击作战的帷幕。
中印边境自卫反击经过两个阶段。
月20日到28日，为中印边境自卫反击作战的第一阶段。中国边防部队分别在东段、西段指挥部的指挥下，在东段西藏山南地区的克节朗、达旺地区和西段新疆阿克赛钦的加勒万河谷、红山头地区，同时对入侵的印度军队展开了强有力的全面反击。东段的西藏山南克节朗地区，是第一阶段中印边境自卫反击作战的主要方向，这里山高林密，气候恶劣，印度军队第四师第七旅的4个营3000余人，入侵并占据这一地区，中国人民解放军兵分左右两路向入侵印军实施反击。经过几天的反击作战，中国人民解放军驻西藏部队歼灭了人侵印军第七旅，俘旅长季·普·达维尔准将，收复了克节朗、达旺地区的被占中国领土。西段的加勒万河谷和红山头地区，在新疆阿克赛钦西部，位于高原严寒地区，平均海拔5000米，坡度40度以上。这个地区在新藏公路以西、班化湖以北的数万平方公里范围内荒无人烟，印度军队——4个旅5个营约5600人，分散配置在这一地区660公里正面的77个据点，其中1300余人分布在侵人中国境内的43个据点。10月2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新疆边防部队向加勒万河谷南、北两侧的入侵印军据点同时实施反击，不到一个小时，就拔掉了加勒万河谷地区入侵印军的据点。同日，打退入侵红山头主峰的印军。到10月24日新疆边防部队全部拔除了班公湖南北两岸及其以北地区的31个人侵印军的据点。
月24日，中国政府发表声明，提出了停止边境冲突，重开和平谈判，和平解决边界问题的三项建议：（1）双方确认中印边界问题必须通过谈判和平解决。在和平解决前，中国政府希望印度政府同意，双方尊重在整个中印边界上存在于双方之间的实际控制线，双方部队从这条线各自后撤20公里，脱离接触。（2）在印度政府同意前项建议的情况下，中国政府愿意通过双方协商，把边界东段的中国边防部队撤回到实际控制线以北，同时，在边界的中段和西段，中印双方保证不越过实际控制线，即传统习惯线。有关双方武装部队脱离接触和停止武装冲突事宜，由中印两国政府指派官员谈判。（3）中国政府提议，为了谋求中印边界问题的友好解决，中印两国总理应该再一次举行会谈。在双方认为适当的时候，中国政府欢迎印度总理前来北京；如果印度政府有所不便，中国总理愿意前往新德里，进行会谈。但是，印度政府粗暴地拒绝了这个建议，与此同时，还在国内进行战争动员，扩充军队，调整兵力部署，向中印边界东、西两段增调兵力。总兵力由2.2万人增至3万人。在一切准备就绪之后，印度军队分别在西藏山南地区的西山口、昌都地区的瓦弄等地，向中国边防部队不断实施炮击，并于11月14日、16日在中印边界全线再次发动猛烈进攻。
中国人民解放军从11月16日起，开始了第二个阶段的自卫反击作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