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新的词义从产生到稳定，在当时的条件下也需要几百年时间。如“字”的文字义，产生于战国中期。到西汉时期，现存古籍中，用于文字义的“字”，仅见于《史记》中的6例，见于《列女传》中的2例，见于《西京杂记》中的2例，也经历了二三百年。兹转录如下：
书同文字。（《史记·秦始皇本纪》）
官名更印章以五字。（又《孝武本纪》）
文字之上下，简之参差长短，皆有意。（又《三王世家》）
余以弟子名姓文字悉取论语弟子问并次为篇。（又《仲尼弟子列传》）
有能增损一字者予千金。（又《吕不韦列传》）
凡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又《太史公自序》）
门人从之以为诔，莫能窜一字。（《列女传·柳下惠妻》）
关吏执笔书劾，不能就一字。（又《珠崖二义》）
听得铸钱文字肉好……与汉钱不异。（《西京杂记》卷三）
作传百三十卷，五十万字。（又卷六）
西汉二百年间，这10个表示文字义的“字”，出自三个作者。主要见于《史记》。另两书《列女传》《西京杂记》的作者，是刘向父子。与系词“是”的产生地竟然是重合的。这些新的语义和语法形式如此集中于政治或文化中心区域，也说明了它们首先是在这些地区产生并逐渐向其他地区扩散的。
还值得一提的是，与《史记》相隔约一个半世纪的作品《论衡》，不仅有个别系词“是”，而且表示文字义的“字”，竟达28个之多。《论衡》作者王充为会稽上虞（今浙江境内）人。这说明表文字义的“字”，其使用的区域已经扩展到当时文化还不是很发达的浙江了。到稍后《说文解字》的问世，“字”的文字义的发展才完全成熟而稳定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一个新的语法形式或语义，从萌芽到成熟“往往需要几百年的时间”，看来也是语言的交际功能本身所要求的，也带有普遍性。因为一个新的语义或语言形式，由量少逐渐增加而到多，由点逐渐扩散而到面，还有一个群体的缓慢认可的过程。即使在当今信息化的时代，一个新的语言形式尽管可能很快得到流传，但最终能否为广大群体所接受，还要经历时间的考验，也很可能是漫长的时间考验。
二、语言发展的系统性
新的语言形式的产生，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不仅标志着在语言中单纯增加了一个新的成员，而且还会引起系统内部相关成员的一系列变化。还是以系词“是”为例。
系词“是”的语法功能是联系主语和名词谓语，具有动词的性能，现代汉语已称之为系动词。它在产生初期，数量还很少的时候，就开始接受副词修饰。在《史记》的8个例句中，就有2例有表示确认的副词修饰。如：
此必是豫让也。（《刺客列传》）
天子识其手书。问其人，果是伪书。（《封禅书》）
这是副词“必”“果”第一次与新成员结合。此前，在汉语中虽然已有“必”“果”“是”等词，但它们之间不存在语法和语义上的联系，因此也不可能有“必是”“果是”这样的语言结构。随着系词“是”的功能日益成熟，不仅修饰“是”的副词越来越多，而且还有某些连词也参与进来和系词“是”连用。仅《世说新语》一书中，修饰“是”的副词竟有22个之多。副词如：
诸君皆是劲卒。（《简傲》）
此三人并是高才。（《品藻》）
吾无所忧，直是清虚日来，滓秽日去耳。（《言语》）
无所致怪，当是南郡戏耳。（《忿狷》）
襟情之咏，偏是许之所长。（《赏誉》）
君实是乱世之英雄。（《识鉴》）
然每至佳句，辄云：“应是我辈语。”（《文学》）
相王谓二人：“可试一交言。而才性殆是渊源崤函之固。”（同上）
闻函道中有屐声甚厉，定是庾公。（《容止》）
仲堪此举，乃是国之亡征。（同上）
诚是才者。（《贤媛》）
桓曰：“第一流复是谁？”刘曰：“正是我辈耳。”（《品藻》）
徐应曰：“此中最是难测地。”（《雅量》）
得周时玉尺，便是天下正尺。（《术解》）
王语刘曰：“向高坐者，故是凶物。”（《赏誉》）
人有问太傅：“子敬可是先辈谁比？”（同上）
答曰：“不知何署，时见牵马来，似是马曹。”（《简傲》）
中郎始是独有千载。（《轻诋》）
顾家妇清心玉映，自是闺家之秀。（《贤媛》）
太尉神姿高彻，……自然是风尘外物。（《赏誉》）
康伯少自标置，居然是出群器。（同上）
连词如：
若不如方回，故是常奴耳。（《品藻》）
虽是败物，犹曰理而用之。（《排调》）
既为国器，且是杨侯淮之子。（《赏誉》）
汝何以都不复进？为是尘务经心，天分有限？（《贤媛》）
刘尹顾谓：“此是瞋邪？非特是丑言声，拙视瞻。”（《轻诋》）
早期有系词“是”的判断句，有不少句尾还保留帮助判断的句末语气词“也”，在《世说新语》中则已全部脱落。与此同时，旧有的没有系词“是”的名词谓语句，虽然也还有所见，如：
亮曰：“此必辛佐治也。”（《方正》）
然床头捉刀人，此乃英雄也。（《容止》）
但数量已大大减少，正处于消亡中。
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当系词“是”广泛接受副词修饰的时候，独独不接受最常用的否定副词“不”的修饰。究其原因，也应该是由于受系统所制约。因为与有系词“是”的判断句相对的，还有一个用“非”表示否定的判断句。如：
主非尧、舜，何能无过？（《方正》）
此是庾冰之功，非臣之力。（同上）
卿非田横门人，何乃顿尔至致？（《任诞》）
子非吾友也。（《德行》）
这种带“非”的表否定的判断句的存在，势必限制系词“是”受“不”的修饰，尽管“不”也完全具有修饰系词“是”的功能。系词“是”受“不”的修饰，约始于隋唐时期或稍早。唐代时，才逐渐增多，在诗文中多有所见。如：
安知厂成子，不是老夫身？（王维《山中示弟》）
予为楚壮士，不是鲁诸生。（李白《淮阴书怀，寄王宗成》）
乱天下者，何尝不是诸王！（唐马周《陈时政疏）））
又守文所遣男延祚入质，不是亲儿。（唐刘守光《上梁祖状》）
到了元明清时期，受“不”修饰表示否定的判断句，已成为主流。用“非”表示否定的判断句逐渐趋于消亡。
词义的发展也受语义系统的制约。如“是”产生新的用法成为系词后，它原有的指示代词义和形容词是非义，也逐渐开始发生变化。反映六朝时期语言基本面貌的《世说新语》，“是”用于系词的已占极大多数，用于指示代词义的已基本消亡，多保存在一些介宾结构中；形容词是非义，使用频率也大为降低。经初步调查，《世说新语》中共有“是”字263个。其中，用于系词共183例；用于指示代词共75例，多用于介宾结构，如“于是”（59个）、“是以”（6个）、“以是”（1个）、“由是”（3个）、“从是”（1个）、“如是”（1个）、“是故”（1个）、“是时”（1个）；用于形容词仅3例，如：
高自标持，欲以天下名教是非为己任。（《德行》）
主非尧、舜，何得事事皆是？（《赏誉》）
不审明公孰是孰非？（《品藻》）
词义发展的系统性，不仅表现在此长彼消上，而且还引起词义系统的内部调整。如某一词义发生变化，往往会引起相关词义的连锁变化。这种连锁变化，我们能亲身感受到的莫过于现代汉语。如“爱人”一词，原是表示已经建立恋爱关系的异性朋友。1937年初版、1957年重印的《汉语词典》，“爱人”一词的第一义项“即情人”。解放后，“爱人”一词的意义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普遍用于表示配偶中的一方，即丈夫或妻子。《现代汉语词典》“爱人”的第一义项就是“指丈夫或妻子”。这一变化，不仅影响到“丈夫”或“妻子”两词的使用范围和频率，而且还引起其他相关词义的连锁变化。如“朋友”一词，《汉语词典》原来只有“友人之通称”一个义项，而《现代汉语词典》又增加了“恋爱的对象”一个义项。“对象”一词，《汉语词典》只收有“客体。谓用作目的的事物”两个义项，而《现代汉语词典》把《汉语词典》的两个义项合并为一个义项，又新添了“特指恋爱的对方”一个义项。这种因某一个词的词义发生变化而引起相关词义的调整，显然是在语义系统内部进行的。
余论
语言作为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在发展过程中，一般总是遵循经济的原则，以最合理的量，满足群体的最大的交际需要。语言新质的产生和旧质的消亡，是以不影响其交际功能为前提，始终处在平衡的状态，而且其最基本的部分，如语言的基本结构和基本词汇，也一直保持其稳定性。语言在缓慢的发展中，每一个时期其总量一般都控制在一定限度以内。认识这一点很重要。我们如果注意，有时会发现，新产生的语言形式不一定都能得到健康的发展，而很可能中途夭折。
约在魏晋时期，“为……所……”这种被动句，曾衍生出一种“为……所见……”的形式。“见”置于动词前表示被动要早于“为……所……”式。约在魏晋时期，一定的使用群体可能觉得，把这两种形式相结合的“为……所见……”式，更能显示被动的意义，而且曾一度盛行。例如：
金域郡昔为韩遂所见屠剥。（张既《答魏文帝问苏则》）
诸葛恪、滕胤、吕据，盖以无罪为峻、綝兄弟所见残害。（《三国志·吴书·孙綝传》）
这种表被动的“为……所见……”式，仅《三国志》（含裴松之的注所引的三国时作品）就有6例。可见曾流行一时，但没有生存多久，即告夭折。一种新产生的语言形式刚刚产生，还处在萌芽阶段，居然就这样被淘汰了。
语言的平稳发展，并不一定必须由新质的产生和旧质的淘汰来实现。有时也可以在系统内部进行调节。如表示从昏迷中醒过来的意义，先秦就有，用“苏”表示。《左传·宣公八年》：“晋人获秦谍，杀诸绛市，六日而苏。”表示睡眠状态结束的意义，先秦也有，用“寤”表示。《诗经·周南·关雎》：“窈窕淑女，寤寐求之。”表示酒醉后恢复正常状态的意义，先秦也有，用“醒”表示。《国语·晋语四》：“姜与子犯谋，醉而载之以行。醒，以戈逐子犯。”苏醒、睡醒、酒醒，这是三种日常生活中常有的行为状态，先秦时期分别用三个词表示，这应该说是很正常的现象。但在发展中，应该是语言交际功能的经济原则起作用，“苏”“寤”两词的意义竟然逐渐为“醒”所兼并。
约在西汉时期，因酒醉而“醒”和由“寐”而“寤”，意义相通，两词都能引申出醒悟义。如：
此之谓“先寤所以存亡”，此先醒者也。……既亡矣，而乃寤所以存，此后醒者也。……此已亡矣，犹不寤所以亡，此不醒者也。故先醒者，当时而霸；后醒者，三年而复；不醒者，枕土而死。（汉贾谊《新书·先醒》）
到魏晋时期，“醒寤”开始连用。三国魏吴质《在元城与太子笺》：“醒寤之后，不识所言。”到了唐代，“醒”又开始取代“寤”的本义睡醒。唐杜甫《早发》诗：“烦促瘴气侵，颓倚睡未醒。”而“寤”的睡醒义在口语中可能已渐趋消亡。至此，“寤”这个词的词义，已完全被“醒”吞并。
约到了唐代，“醒”又开始用于苏醒义。《敦煌变文集·金刚丑女姻缘》：“夫主唬来身已倒，宫人侍婢一时扶，多少内人喷水救，须臾得活却醒稣。”“醒”单用于苏醒义比较晚，约在元明时期。元曲《争报恩三虎下山》第二折：“［张千云］相公，打死了也。［孤云］打死了也，将一碗水喷醒他。”在现代汉语里，“苏”从昏迷中醒来义，已不单用，而由复音词“苏醒”表示。“寤”的睡醒义已经消亡，只是在书面语言中偶有所见。《现代汉语词典》已把酒醒、苏醒、睡醒三义都收在“醒”的名下，原来由三个词表示的意义，现在只用一个词表示。当然，这个在系统内部自我调整的过程，也是一个缓慢而渐变的过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