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兼论贾昌朝并合“窄韵十三处”的语音依据
张民权
提要：本文主要研究了吴棫《韵补》语音性质与宋代语音史方面的一些问题。上篇着重讨论了吴棫里贯与《韵补》的著述体例问题，辩证了《韵补》“闽音”说的一些是非错误，重新确定了《韵补》在研究宋代语音史中的地位和作用。下篇介绍了《韵补》韵系特点，论证了《韵补》与宋代语音史的关系。通过与《集韵》、《切韵指掌图》、《韵会》等韵书材料的比照互证，揭示了《韵补》语音现象的本质问题。
本文重点讨论了《韵补》韵系与《集韵》编撰的关系，《集韵》文欣二韵同用与小韵移并问题，咸摄六韵的同用与小韵移并问题，与《韵补》韵系一一吻合，从而为《集韵》“实际语音说”的编撰问题提供了直接的语音证据，破解了历史上著名的贾昌朝并合“窄韵十三”的汉语史难题。这一重要发现，有助于宋代语音史问题的解决。
关键词：吴棫《韵补》枢纽作用宋代语音史
上篇：吴棫生平籍贯与《韵补》“闽音”说之澄清
一、关于《韵补》语音性质的是非讨论
长期以来，学术界在讨论吴棫《韵补》的时候，一般是把它当作宋代古音学的文献资料看待，其次，是把它当作宋代方言史的材料看待。很少有人注意到它与宋代语音史的关系。因而它在近代汉语语音史上的研究价值并没有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
人们之所以把它看成古音学的材料，是因为自吴棫著作《韵补》和《诗补音》之后，传统音韵学意义上的“古音学”才真正有了开始。传统古音学的任务和特征概括起来不外乎有二，一是从文献出发，系统地考证汉字古音读；二是参照《广韵》重新部分古韵部。而这些工作都是从吴棫开始的，吴棫于古音学有开山之功。其后宋元明清学者在探讨汉语古音韵的时候，都是沿着这条路走下去的，无论是明代的杨慎、陈第，还是清代的顾炎武、江永等，其研究都是如此，只是研究的侧重点、研究方法和研究成绩大小不同而已。
把《韵补》当作宋代语音史或方言史的材料看待的，主要始于20世纪80年代之后。李行杰1983年发表的《吴棫〈韵补〉与南宋声母》，是较早关注这方面问题的研究论文。90年代中又发表了《知庄章流变考论》一文（《青岛师专学报》1994年第2期），仍然以吴棫《韵补》知庄章三个声母的音释情况讨论宋代语音史问题。而较早将《韵补》音系特点与宋代其他音韵学文献联系起来考察的是李思敬《从吴棫所描写的某些南宋“俗音”音值证 〈切韵指掌图〉的列“等”》，该文发表于《音韵学研究》第三辑。此外，从1986年开始，赖江基发表了系列研究《韵补》古韵方面的研究文章，指出了《韵补》古今音韵糅合的问题。可惜，自此之后，人们的研究在此方面未能继续深入下去。在这些先生的研究中，有时还不免夹杂一些“闽方言”的立场。
视《韵补》为闽方言文献性质的，一般为研究闽方言和朱熹《诗集传》的文章。人们在研究时，往往将一些闽方言问题与吴棫《韵补》和朱熹《诗集传》挂钩，并且将其中一些语音现象诸如资思韵问题视为“闽方音”。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朱熹《诗集传》的叶音注释主要采自吴棫《诗补音》，而吴棫祖籍为闽北建安，朱熹也在闽北的尤溪和崇安长大，就这样人们似乎有理由将二者联系起来，而《韵补》也就被深深地打上了“闽方音”的烙印。
先是20世纪80年代初，王力先生在研究汉语语音史时，以朱熹《诗集传》和《楚辞集注》的叶音为参照，讨论宋代语音史问题，并著有专题研究论文《朱熹反切考》，这是继台湾学者许世瑛先生之后大陆第一篇以《诗经》叶音材料研究宋代语音史的力作。王力先生从中总结出很多新的语音现象，其中关于舌尖元音资思韵的揭示，引起了学术界极大的关注。值得一提的是，王力先生并没有把朱熹的叶音材料当作“闽方音”看待，而是直接把这些语音现象视为宋代语音问题，否则，王力《汉语语音史》宋代语音史部分就得推倒重新再来。继后，赖江基也作了同样研究，发表了《从〈诗集传〉的叶音看朱熹音的韵系》一文，在韵部划分上大部分相同，其中相同的有21部，互有出入的12部。1995年，邵荣芬先生发表《吴棫〈韵补〉和宋代闽北建瓯方音》一文，虽然没有从正面直接否认王力先生，但该文将《韵补》定性为闽北方音的产物，却从一个侧面否认了王力先生之说。这篇文章成为后来人们在讨论吴棫或朱熹基础方音的定论之作，至今人们还在引用它的观点。2001年，蒋冀骋先生发表了《朱熹反切音系中已有舌尖前高元音说质疑》一文，对许世瑛和王力的观点表示怀疑，其理由就是朱熹叶音来自吴棫，而吴棫为闽人，所以，“朱熹叶音反切中没有舌尖前高元音，叶音改读完全是闽方音的反映”。在此前后，刘晓南君发表了系列有关宋代闽方言的研究文章，一再强调吴棫和朱熹的方言基础是闽方言。王力先生的研究面临着严峻的挑战。
由于《韵补》叶韵现象比较复杂，其语音性质当时难以论定，因此，王力先生没有用到《韵补》等文献材料，大概是出于谨慎起见。今天，我们完全可以用吴棫《韵补》叶音来印证朱熹叶音反切中的语音问题，我们认为，王力先生的一些结论基本上可以成立。
人们之所以喋喋不休地将吴棫《韵补》和朱熹《诗集传》视为“闽方音”的性质，其错误原因不外乎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未能真正弄明白吴棫生平籍贯问题，在研究中，先入为主，先认定吴棫是闽地人，然后以现代闽方音来比附《韵补》或《诗集传》的某些叶音现象；
第二，没有真正弄清楚吴棫《韵补》的叶音性质及其编排体例，以及朱熹《诗集传》与《韵补》和《诗补音》的性质关系，等等；
第三，在讨论《韵补》及《诗集传》的叶音现象时，不肯将这些语音现象放在整个宋代语音史的大背景下去比照，而是固守一点——现代闽语——却不肯转移他处；
第四，在认定某部韵书的语音性质时，简单地将作者籍贯、语音现象和现代方言连成一条直线。作者籍贯——作者地域方言——韵书语音现象，成了我们研究汉语语音史的一个思维定式。例如，人们在研究《古今韵会举要》的音系时，因为作者黄公绍及其修订者熊忠为福建邵武人，于是《韵会》音系就与闽方音划上了等号。如果照此推论，周德清为江西高安人，那《中原音韵》反映的就是元代南方江西方音了。可是谁也不会承认这一点！为什么？再如祝泌为南宋江西鄱阳人，其《起数诀》是不是江西鄱阳音呢？陈彭年为江西抚州人，那《广韵》是不是江西抚州音系呢？
研究某部韵书的音系，确实要考虑作者的时代与地域问题，同时还必须考虑当时的政治环境与历史文化等因素。这是我们研究汉语语音史的一个基本原则。
从现代某些方言入手研究汉语语音史问题，不失为一个比较好的历史比较研究法，但一定要慎重，不可简单化和形式化。因为在古代的某些语音现象经过长期演变之后，都会在不同的方言地区留下一定的痕迹，在甲地能找到的语音现象，在乙地也往往存在。当然，韵书作者在进行音释材料的整理时，难免会羼杂一些个人方音因素，或者兼容一些大区域范围内的方言或通语语音现象，这些都是难免的，但在整个音系的比例中，其数量极其有限。应当看大环境，多发掘同时代的语言文献材料，否则，一部汉语语音史就变成了现代汉语各地方言七零八落的语音拼凑品！
韵书含有一些方音的因素，这谁都承认，但既然是韵书，作者就必须考虑它的大众传播与社会影响问题。据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宋太宗太平兴国八年（983），杭州进士吴铉，以自己校定的《切韵》上献，书中多以吴音注释，增俗字数千，贡士为铉韵所误，“有司以闻，诏尽索而焚之”。可见，韵书方音成分太多，人们难以接受，其寿命必不可长。今日研究历史韵书，当以此为鉴。动辄以方音视之，恐厚诬古人。
在构架汉语语音史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建立正确的语音史观包括方言史观，认真研究南方几大方言的历史形成及其发展，尤其是要特别重视近代汉语与南方几大方言形成的关系。这样，我们在描写和解释上就会更加符合其历史真貌。
多年来，笔者一直关注吴棫《韵补》与宋代语音史问题，对吴棫“闽音说”始终持怀疑态度，非常谨慎小心地进行着这方面的研究。先是投入极大的精力辑佚吴棫《诗补音》，考证吴棫生平事迹，探寻朱熹《诗集传》叶音性质与来源问题，并对时人王质《诗总闻》的《诗经》注音加以研究，然后将这三部《诗经》著作中的叶音内容汇列，成《诗补音》汇考校注，敷衍成《宋代古音学与吴棫〈诗补音〉研究》一书，旨在为读者提供一个研究平台。然后回头对《韵补》音系进行研究，已初步完成全书1120多个小韵反切和2680多个韵头字的系联工作，总结出其中一些重要的语音现象，通过与宋代其他语音史材料比照，试图辩证有关宋代语音史研究上的一些理论是非问题。
本人深信，只要我们能够证明：（1）吴棫生平籍贯与闽地关系疏远，（2）吴棫《韵补》和《诗补音》所表现出来的音系与宋代语音史关系密切，那么，“闽音论”就会不攻自破。而本人所作的努力也正是如此。在此愿将自己的研究习得与各位同仁分享，抛砖引玉，企盼方家教正。如有与前辈时贤研究相违之处，敬请原谅。
先从吴棫生平和《韵补》编排体例谈起。
二、吴生平籍贯辩正
要辩证吴棫《韵补》的叶音性质与宋代语音史问题，必须弄清楚吴棫生平事迹与籍贯问题，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只凭印象“吴才老建安人”，就会迷惑其中而走向歧路。关于吴棫生平事迹与籍贯问题，本人在拙著《宋代古音学与吴棫〈诗补音〉研究》中作了专门的介绍。因本文研究性质，尤其是吴棫的籍贯地问题，有必要在此再作一些简单的辩证文字。
吴棫（1100？—1155），字才老，生活于两宋之间，祖籍福建建安，本人籍贯宋时舒州，因舒州又别称同安（隋唐故郡名），故文献中或以舒州、同安并称，其地即今之安徽省安庆市地区，州治为怀宁县。宋人王明清《挥麈录》、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等并言吴棫为舒州人，徐蒇《诗补音序》则言同安人，异名同实耳。
吴棫平生大半时间是在北宋末徽宗朝度过。少入太学读书，当时太学在汴京即现在的开封。后以忧去举，任职临安府盐官（今属浙江省海宁市）县令，决科之后，“浮沉州县”。娶妻皇戚大臣孟忠厚妹。孟家本在洺州（今河北省永年县东南），南渡后徙家苏州，吴棫“贫往依焉”。南渡绍兴中，吴棫在太常寺供职，当时朝廷虽在临安，但士族阶层仍大部分来自汴洛地区。因此，吴棫平生接触最多的主要是汴洛官话，以及以通语为主的江淮官话，其次是吴方言，直到晚年以后才添差通判泉州，闽方言对他的影响实在有限。
有一条重要的材料可以证明吴棫的家乡是在江淮地区。晁说之《景迂生集》卷十五《答吴才老先辈书》言：“故以足下乡里论之，紫微陈舍人、御史孙中丞、秘书崔监，皆高邮老成人也，亦天下老成人也。”按，此三人分别指陈知微、孙觉、崔公度，皆高邮人，《宋史》有传。按史志，当时高邮在淮南东路，舒州在淮南西路，此或晁氏“乡里”之说乎？而古人言称“乡里”，大到州府，小到村镇。才老是否高邮人，尚俟进一步考证。
还有一条材料可以作为吴棫籍贯的参考。元吴莱《渊颖集》视才老为新安人（卷十二《古诗考录后序》），又董鼎《书传辑录纂注》所列书目，亦言才老为新安人。二人皆为当时名儒，所言必有所本。考史志，“新安”有二，一为州郡，故地在宋之严州（隋唐时为睦州）淳安、遂安二县地，今浙江省淳安县境，新安江中游地区（今属吴语区），后郡治移至歙州之歙县，宋宣和三年（1121）将歙州改为徽州，此所谓徽州之新安，即朱熹祖籍地。一为洛阳郡新安县，项羽坑秦卒及邵雍封新安伯即此地。不知吴莱等人所言“新安”者，究指何地？盖吴棫先辈从闽地迁徙内地后又有迁徙。
徐蒇言：“吴才老棫与蒇同里有连，其祖后家同安。”考史志文献，徐蒇高祖徐奭建安人，通判苏州时迁居吴地，至徐蒇时已是第五代。徐奭大中祥符五年（1012）进士第，生于宋太宗雍熙二年（989），卒于仁宗天圣八年（1030），终年42岁。其通判苏州，时在仁宗天圣元年（1023），苏州水患，时任两浙转运使的徐爽受诏领其事。此时下距徐蒇为吴棫著作作序时间有140多年（南宋孝宗乾道四年，1168），相当于从清朝咸丰元年到我们现在为止的时间（1851—2007）。尽管如此，徐蒇在序末仍署“武夷”人，述郡望以示不忘故里，此本古人乡土观念，故吴棫在《韵补》小序后言自己武夷人。假如吴棫家也像徐蒇家一样，其迁居时间也是在五代以上的话，经过一百五十年左右的时间，设想，其移民的后代还能保持多少“故乡”的语音？而“其祖”在古人眼里本来就是一个很模糊的概念，三代以上均为“祖”，此史家笔法。这里再宕开一笔，作为方言形态意义上的“闽语”，在北宋初，是否完全独立为一个有系统的地域方言还是一个值得我们去深入探讨和研究的汉语语音史课题。
所以，无论是从吴棫其祖迁居后的新地时间，还是从吴棫本人生平活动范围看，都很难让人相信吴棫基础方言是“闽语”。
三、《韵补》编撰体例与宋代学术史的关系
下面，我们有必要介绍一下吴棫《韵补》的编排体例问题。因为这也是“闽音”论者最容易忽视的地方。
吴棫《韵补》是一部运用等韵学原理编辑而成的古韵学著作，它以七音三十六字母维系其中，七音顺序以牙舌唇齿喉半舌半齿排列，始见终日，即：见溪群疑、端透定泥、知彻澄娘、帮滂並明、非敷奉微、精清从心邪、照穿床审禅、影晓匣喻、来日，与《切韵指掌图》的排列顺序一致。仍以四声分卷，按照古今音关系建立一些基准韵部，然后在文献中广泛搜集那些与基准韵有叶韵关系的韵字，以今音改读其音，表示该韵字古有此音，在古代可以与该基准韵部叶用。它有两个基本内容，一是古韵相“通”，如六脂七之古通五支之类，这是古今韵类的分合；一是考求古音读，即某字古有某音，如平声一东韵谱：江沽红切，说明“江”字古有东韵一读。另外，吴棫为了说明古韵部之间的联系，设立了一个补充条例，那些不能直接相通的韵类，则根据本韵字在他韵中合韵情况或语音相近的原则，可以转声与他部类相通，如二冬三钟古通东，四江古通阳或转声通东之类。此所谓“古音通转”法。
无庸讳言，这种“古音通转”法是有缺陷的，因为吴棫所类聚的“古音”不是一个历史层面的东西，他所研究的古韵其实是一个不同历史时期的语音“层积物”。这是古人的历史局限性，无需以我们今人的眼光去苛求。由手朱熹提倡叶音说，从而形成了“通转叶音说”的古音理论体系，影响深远，一直到明末清初，顾炎武以离析唐韵的方法划分古韵部类，才廓清了古韵“通”与“转”的是非界限。
“古韵通转”说虽不可取，但不影响我们利用它的叶韵关系来研究吴棫的今音系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