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晚上，我几乎没怎么和舍友谈话，因为他们的话题进行到忘乎所以的地步。我在凌乱的书桌前坐了一会儿，吸完了一支中南海，尽可能地让自己保持一种单一状，不去想别的事情，可脑海里最终还是变得一塌糊涂。我又进了水房，漱了口，洗了把脸，用剃须刀将好几天都没有剃的胡子剃得一根不留，从水房回来无心睡觉，将积攒了好几个星期的脏衣服连同床单和被罩一起摘下通通洗了一遍。我的举动让寝室里的人大为不解，他们有时将头偷偷地探出来，用一种不解的目光看我几眼而后又沉沉地睡去，有时他们用带有半梦半醒的话语将我奚落几句，无论是有意奚落也好，寻求开心也罢，总之一切已是如此，有时连自己也不明白自己为何这样。在这些清洗的衣服里，有的衣服原本是干净的，上次洗过后一次都没有穿过，但不知为什么就想一一再洗一遍，将所有的衣服都晾在晾衣台上时，又重回自己的书桌前，点燃一支中南海，望着书架上摆放的书籍和桌上的乱放物，脑海里却涌现出的是往日的文字。
知道你要走我无语一时只觉得离别的心隐隐作痛面对你，我不知该说些什么只知道你走了之后我会很伤心很伤心……你走时什么话也没有说只是将头低了又低手里提着一个包又一个包脚步匆忙却没有方向你走了之后我会想你的我说我也一样会想你的但——请不要为我流下眼泪请为我歌唱像欢送战士一样我试图在为此努力可我怎么都唱不出声十一月的最后一场雨淋湿了我的喉咙我们还会再见面吗？
你走时问我会的因为在这个城市里——我永远期待你的归来而后你笑了我也笑了我们都笑了笑出了满眼的泪水你说微笑是不带眼泪的为何——我们的微笑会带有眼泪这——不是眼泪因为天空正在下着一场雨之后的日子，我的生活一如往常地过着，并无太多的变化。想必世界亦是如此。每天按时上课、按时吃饭，学习与以前相比也进步了许多，若无特别重要的事情一般不会缺课。每周同陈琳去漂流雨吃饭。而后一边聊天一边漫无目的地在银川街头散步。聊天的内容也大为改变，很大程度上摒弃了以前的那种谈话方式，不再谈及一些男女之事和私人感情问题。彼此之间像是在共同地寻求什么也像是在珍惜什么。“我们只做最好的朋友。”我说。
陈琳也认可我和她之间的这种感情永远地维持下去。
如此这样。生活有条不紊地往前进行着，有时回想过去一起走过的那些日子，是何等的令人神往。而今却以这样的方式结束。我不是说这样的结果本身存在什么问题，而让我不解的是生活不具有真实性。我曾不止一次地问过自己这是自己曾经的生活吗？一切记忆中的事情是真实还是梦幻。有时真觉得对不起陈琳。她从一开始就在竭尽全力地编织着一个属于自己的梦。而我却一直以来都是这个梦的毁灭者，我亲手将一个女孩的梦撕得粉碎。她如此爱我，而我也不能说对她无任何感觉，其实在她身上有我所寻求的某种东西，只是相比之下没有杨子为我准备的充足罢了。所以我们注定要在生命中的某个时刻相遇而以某种方式结束。正如她所言，“我们的爱情在一条错乱的轨道上运行。”
是呀，我们的爱情在一条错乱的轨道上运行。
生活原本就不是很有规律。想必她是怀恨我的，无论是从哪一方面。而且恨得真真切切。因为她将自己作为一个女人最为宝贵的东西都给了我。而且不止一次地，她这样做想必是想得到些什么，然而现实生活中她想得到的东西大概全都被我毁灭了。
迄今为止，她再也没有像过去一样对我置之不理。大概是在我们之间还有某种称不上名的东西存在，恰恰是这种东西才维系了我和她之间的这段感情。有时候，越想越觉得心里不是滋味。曾经一度也想为过去的事情作解释。可我又能如何解说呢？而后又静心回想，解释也无太大意义，反倒觉得不解释更好。她说她也喜欢现在的这种感情，既简单又轻松，并无太多杂念。就这样，我拱手送走了二○○三年，又在没有丝毫准备的情况下迎来了二○○四年新的一天。
二○○四年新的一天的到来于我究竟意味着什么，我也不大清楚。
就这样既无所思又无所想地度过了二月又走过了三月。四月初收到了杨子上海的来信。四月中旬我给杨子回了信，与前面的回信大致相似，先告知了一些基本情况，然后在信中写到我想再次离开学校来上海的想法，我在信中写道“此次前来也别无要事，唯一便是想见你，过去的这几个月我的生活过得太灰暗，徐阳被学校开除了，那是我第一次从上海回来时。作为朋友我曾经绞尽脑汁地想一些解决的办法，可最终还是没有找到。哪怕一点点。”
人有时在生活面前显得极为软弱，一如我、徐阳还有许许多多活着的人，我们熟识的和我们不熟识的。
就拿徐阳这件事情来说，我无法忍心看着他被逐出校外，可我又能如何？
面对他的离去，我又能做些什么呢？
我什么都做不了。
我想人终究是一个卑微的种子，不论权力的操纵者还是无力反抗的我们，终究无法逃脱“卑微”一词。
另外，我还在信中写了一些我和陈琳之间的事，并对很多事情作了简单的陈述。我想，我是不该隐瞒的，善意的欺骗远远要比恶意的伤害残酷得多。
我是爱杨子的。
所以，我不该隐瞒。
我是爱杨子的。
所以，我不该欺骗。
信写好之后，像前几次一样，我按照杨子的地址将信寄出，并为再一次前去上海作准备，然而，这封信是寄出了，可杨子的回信却迟迟没有收到。心想：杨子也许收到信了，也许没有，这样等完了二○○四年的四月，又等来了二○○四年的五月。五月中旬我无论如何也决定去一趟上海，其他事也未做任何考虑。
五月中旬的一个星期五下午。我逃了课，乘坐了二十点三十八分银川通往上海的K359次列车。火车经过几十个小时的奔驰进了上海站。
下车后我在车站附近的一个公用电话亭给杨子打了电话，杨子问我在哪里。
“在上海。”我说。
她几乎不相信我说的是事实。可电话上显示的号码不得不让她认同这一切。
“怎么不事先通知一声。”杨子抱怨道。
“上个月写信给你了，等了好长时间的回信，以为你同意了，所以就过来了。”
“你给我写信了？”
“你没有收到？”
“没有。”杨子的回答我明显地看出了包含某种回避性的东西。不过这样也不错，我在心里对自己说。事实上，信寄出之后我便后悔，害怕我的文字对杨子造成伤害。
这次在上海和第一次的情形大致差不多，还是和她一起住二人公寓。晚上和她一起睡觉，白天有课时陪她上课，没课时就和过去一样地在上海街头无休无止、不知疲惫地散步，彼此之间依旧像过去一样谈很多的话。我们在一起似乎永远都有话可谈。这样在上海度过了二○○四年较为难忘的一段日子。这次与上次相比时间稍微短些，在上海待的时间也不过一周，但此次留给我的记忆却是深刻的。这样无休无止的散步，漫无目的的聊天，把我从一个遥远的虚幻的生存空间转回了现实。
情绪的错乱也在极为短暂的时间里得到了调整。
六月初。突然有一个人想在校外单独租一间房子的想法，一连几天脑海里想了许多一个人生活的好处，并在很大程度上一一肯定了住集体宿舍的缺点和不利。首先，集体宿舍内舍友之间的关系处理得不甚融洽，彼此之间时有摩擦；其次是集体宿舍最大范围地限制着人的自由，加之舍友的集体卫生意识较差，导致宿舍里气味过分浑浊，这样两者之间稍微对比便越发没有在集体宿舍继续待下去的意愿了。索性想，若立刻能找到一间房子便立刻搬出去。我想要的房子并非什么豪华居舍，只要能让我得以藏身便可，至于条件更为简陋也未尝不可。我只想脱离现有的这种生活，寻求一个独立的属于自己的生活空间。仅此而已。
这个想法确定之后，没有告诉任何人，包括远在上海的杨子。事实上从来未想过要告诉其他人。而后，我便在双休日到学校附近的一些住宅区里搜集一些相关信息，顺便张贴了几份求租信息。在搜集的出租信息中我一连找了好几家，不是过于偏僻就是租金太高。在我几乎要放弃的时候，又去询问了一家，房主是一位年过半百身体虚弱的老人。
“我姓伊木，名方铭，彝族人。”老人自我介绍道。
老人得知我是来求租房屋，便给我讲明了他出租房子的原因和价格。价格也不贵，一个人住也能付得起房租，又能有一个相对安静的生活空间。
最后和伊木老人协商成功之后，我先付了第一个月的住房租金。往后的每个月开头付给便是。搬家的那天，原本想将集体宿舍里的可用之物全部搬走，可后来想这样未免会让同寝室的舍友产生别的想法，加之在外面住得不如意返回时也过于难为情，于是决定将一些重要的生活用品带走，还带了一些平时爱看的书，被褥也没有带，私下在外面的商店里又买了一套。
在伊木老人家住定以后，老人对我的关心反倒让我觉得自己不是一个出来寻求藏身之地的人，倒像是一个半路寻亲的避难者。
“你应该把我当成你的亲人，把这里当成你的家。”伊木老人说。
“从一开始就把你当成亲人看待了，虽然我的父母亲尚健在，可你也给了我同样的爱。”
“我早年失去了妻子，一个儿子留学美国。现在国内也没有亲戚朋友了。做了几十年的大学老师，对于学生的生活是最为了解的。”
“你曾在大学任职？”我问。
“就在你现在就读的大学，我上大学读的是哲学系，主修西方哲学，后来毕业了就留在大学了。你读的是哪个专业？”伊木老人转而问我。
“汉语言文学专业，主修中文教育。”
“读这个专业倒也不失为一个好的选择，人活着就应当对他人和社会有所奉献，再说教师这个职业有一份内在的美。”
此后的日子，伊木老人时常和我聊天。我明白人到晚年所需要的是什么。所以每次伊木老人和我聊天时，我只管认认真真地听着便是，不过我从来都没有对我们的聊天感到枯燥乏味。甚至说情投意合都可以。
一切全然出乎于我的意料。大多时候我们谈及一些西方哲学对于现代社会产生的影响和古希腊罗马古典主义美学体系。有时候还谈20世纪60年代后的西方后现代主义。伊木老人较为深层次地给我分析了后现代主义的种种，他说：“后现代主义在西方美学中是一种自我意识，一种反思哲学，是一种同步性的哲学理念，拒绝叙事结合，探索显示矛盾的、含混的和不确定的开放性特征。拒绝一种整合的概念，而偏爱强调被结合人的主体意识。”其中，他对过去提出的整合提出了质疑。他认为“这种整合是一种物化的整合和意识的整合，也就是说，人的生活是由物质生活和艺术生活两部分组成的。”他说：“艺术生活是折中意义，是一种对物化生活的反讽态度。也恰恰是这种艺术生活，使得我们的生活更加富有深思性和不可探究性。”
对于伊木老人的观点，我虽说对有些说法不赞同，有时也加以辩论，但在很大程度上对一些客观性的东西予以某种程度的接受。我们除了谈哲学之外，有时还谈劳图普斯、卡夫卡、海明威。他说：“作为一个中文系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不是一味地去学习，而是要在学习之中找到事物联系的内在规律，这才是一个学习者最终所要寻求的东西，我们国家的教育体制目前尚未完善，有关教育的配套体系还很缺乏。所以，我们不能用好还是不好这类词语来简单地概括目前的教育体制。”
伊木老人的博学深思和积极的生活态度让我由衷地感到自我生命存在的浮浅和荒谬。一种现实与非现实的倒错，我的生命从何而来，又将去向何处，我全然不明白。
六月中旬，我又给上海的杨子写了回信，告诉她我平安返校，并说了我从集体宿舍搬出来的理由，以及在自己的新居里的生活情况。我在信中写道：“我已回到银川，还望你放心，这几天银川的天气异常炎热，据气象学家分析表明，今年北方出现了异常高温是近几年历史上所没有的，不知上海那边怎么样，该不会也是这样吧？”
闷热的夏季真让人有种说不出的沉重感。
给杨子寄完信的那天下午，我想已有些日子没有回集体宿舍了。时间久了非但没有以前的那种厌恶感反倒觉得有些想回去，正当我从校门进来时，遇见了萱子，她穿一件紫色的连衣裙，腰间系了一条丝带，手挽着一位上身穿马德里队服的男孩子。这位男孩好像不是上次见到的那位染红色头发的男孩。我们几乎要擦肩而过时，萱子突然叫住了我，她问我在做些什么？
“无事可做，一个人出来闲转。”
“对了，这是我最近的男朋友陈浩。”
“你好。”我先问道。
“这是菁轩。”她向陈浩介绍道。
我原以为时隔这么久，彼此都已将对方遗忘了，无论如何也没想到突然有一天又寻求故情（因为此前有几次遇见彼此连招呼都没有打）。
“好久不见了，我们一起找个地方坐坐。”
“改天吧，这样有点不大合适。”
“这有何不合适之处？”后来在萱子的坚持下我也不好意思推辞。
我们在一家不常去的餐厅里坐下。萱子点了菜又要了一瓶威士忌。
“陈浩说他现在大学毕业了，找了一份家庭教师工作，一边待在这边工作一边复习准备下一年考研究生。”
“这个打算倒也不坏。”我说。
“我爸爸搞医药学，想让我继承他的事业。说实话从小到大我对医学那东西丝毫不来兴趣，可谓是深恶痛绝。大学选专业时父亲坚持要我学医学可我就喜欢生物，后来和父亲搞僵了关系，走了自己喜欢的道路，这几年他一直对我有成见，前段日子还和我谈了一次。可我无论怎样对医药学那东西上不来半点兴致。”
“你学的是什么专业？”
这个问题是明知故问，明知故问也罢，毕竟是初次见面。“学汉语言文学，主修中文教育。”
“这个专业不错，再说语文课程对于中学生来说是主修课程，将来毕业了工作是不成问题的。”
“这倒也很难说，现在的形势变化实在太快。”
“不过也是，目前可有其他什么打算，我是说有没有在毕业之后上研究生的想法。”
“暂时没有。”
和陈浩这般不痛不痒地闲聊了一段时间，大都是生活和学习方面的事情，有时萱子也参与进来。
晚上回到我的住处，对此事回忆了很多，我不知道为什么要和萱子搞得如此僵。仔细想来，我们之间从认识到现在都没有正式地吵过架。
彼此之间都各自地生活着，为何在交往了一段时间之后又从心底里不愿意再接受对方，具体原因我无论如何也不明白。
一个人往往不能接受别人的所作却可以轻易原谅自己的所为。这是我在所有的思考中得到的最终结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