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军第六十五军党委认真分析了这些情况以后，认为宁夏是少数民族比较集中的地区，在广大回民群众对我军还不够了解的情况下，任何工作中的疏忽和不慎都会给敌人留下可乘之隙。所以对通讯员杨玉金枪走火所造成的后果不能简单地看成是一般误伤人命案，应该作为特殊环境下的特殊问题严肃处理，否则由此引起的一系列严重后果将会给党在宁夏的工作带来不良影响和损失。最后大家统一了思想，决定对杨玉金从严处理，由军法处判处死刑。当王道邦军长和陈宜贵（兼军法处处长）把五七八团政委张英叫到军部，向他传达了上级的处理决定时，张政委呆住了，半晌没说出话来。张政委眼睛里噙着泪水为杨玉金求情说：“王军长、陈主任，杨玉金是枪走火误伤人命的，怎么能枪毙呢？善后工作已经做好了，死者亲属都很满意，给杨玉金一个严重处分不就可以吗？”张政委擦了一下眼睛接着又说：“小杨是一个好战士，今年才19岁，老实憨厚，作战勇敢，进军大西北就立过四次功。他从小给人家放牛，家里很穷，只有一个老母亲，我们怎能忍心枪毙他呢？”听了张英的话，军领导心里也感到很不好受，可现在不是感情用事的时候。王道邦军长低沉而又严肃地对张英说：“枪毙这么个好战士确实可惜，我们的心情和你一样沉痛，可你没听说在宁夏的历史上，曾因为一句话或一件‘小事’而引起回汉人民之间残酷仇杀，造成千万人流血丧命的惨痛例子吗？杨玉金固然可以不受这么重的惩处，可这件事在社会上已经造成了不好影响，敌人正在利用它做文章，如果不这么进行处理，可能会引起不堪设想的后果。为了维护党和人民的利益，维护解放军在群众中的威信，我们这么做也是迫不得已的呀。”经王道邦一番解释，张英也认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就不再争辩了。虽然决定对杨玉金判处死刑，但军领导们心里也很不踏实。临走时，王道邦、陈宜贵对张英说：“如果在召开军民联合宣判大会时，绝大多数群众不赞成这样处理，我们还可以重新考虑。”
1950年3月9日下午，军民联合宣判大会在永宁县养和堡召开，早就得知解放军要枪毙杨玉金消息的乡亲们，一直在为此事担心。他们听说下午就要执行枪决杨玉金，许多人连午饭都没有吃，相约着三五成群朝养和堡急急忙忙赶去。乡亲们一边走一边议论着：“解放军的纪律太严了，说枪毙就枪毙，枪走火嘛，又不是人家娃娃故意的。”有的说：“咱们快点走别叫枪毙了。”
下午3点钟，男的女的、老的少的，闻讯赶到杨和堡会场的老乡足有三四千人。杨玉金被绑双臂，老老实实站在台前惭愧地低垂着头。老乡们紧紧围在他身旁，怜悯而又焦急地望着这个将被枪毙的解放军小战士。这时人群里突然有人高喊：“不能枪毙，不能枪毙！”有的老乡凑上前要求看押杨玉金的战士把步枪里的子弹退出来，有的要求给杨玉金松绑，还有几个老大爷跪在地上，哭着为杨玉金求情。
看到这种情景，在场的没有一个不被感动得掉下眼泪。直到解放军五七八团政委张英宣布军民联合宣判大会开始，会场才渐渐安静下来。首先，解放军一九三师保卫科科长苏国柱代表解放军第六十五军军法处宣读判决书：“杨玉金，现年19岁，察哈尔省怀安人，1949年参加革命，在太原和兰州战役中立过四次小功，现为共产党员。今年2月17日晚7时，因枪走火打死一区孙宝善的婆姨。根据上级指示，判处杨玉金死刑，于今日执行。”听完宣判书，老乡们以为没什么指望了都难过地低下了头。接着永宁县人民政府第一科科长贺浦堂上台说：“现在和过去不同了，共产党不像马鸿逵，想枪毙谁就枪毙谁，今天召集乡亲们来开大会公开宣判，乡亲们，谁有什么意见都可以讲啊！”贺浦堂的后一句话，就像掉进油锅里的水珠子一样，会场上顿时炸开了。老乡们见又有了希望，高兴地呼喊起来，会场上举起无数的拳头，争先恐后地要求上台发言：“我有意见！”“让我上台讲话！”“不能枪毙他！”“是误伤呀！”在一片嘈杂声中，死者的亲属孙老奶奶首先请人替她上台发言：“小杨这孩子好，老实厚道，经常帮我们干活，就像自己家人一样。枪走火打死人是误伤，死的人也好好安葬过了。如果还要枪毙，就枪毙我老婆子好了，我没啥说的，可就是不能枪毙他。”“对！赞成！”回民纳云清老汉红着眼睛走上台，用手揩着鼻涕眼泪说：“解放军拼性命把马匪打跑，解放了我们老百姓，不知使多少母子夫妻团圆，使多少人得到活路，解放军真是我们的救命恩人。杨同志是人民功臣，误伤人命不能枪毙他，如果说一定要偿命我老汉甘愿替他死，留下年轻小伙子打土匪、斗恶霸，好再为人民立功。”台下响起了一阵暴雨般的掌声。“我来发言”，机炮连连长谢宝财再也按捺不住，急步走上了台瓮声瓮气地说：“杨玉金是俺连的战士，枪走火打死人是俺平时对他管教不严教育不够造成的，所以俺要负主要责任，打死人应该偿命，但不能枪毙他，请上级枪毙俺谢宝财。”下面又响起一阵乱哄哄的议论。
老乡们都说，解放军离乡背井、出生入死地来解放宁夏，还不是为挽救咱受苦受难的老百姓，哪个也不能枪毙。
主持大会的张英政委极力使会场安静下来，然后宣布由杨玉金自己上台讲讲。反绑着双手的杨玉金站在台上，泪流满面地对乡亲们说：“我犯了纪律，打死了人，对不起老百姓，判处死刑是应该的，我服从上级的判决，老乡们的好意，我心里都明白，就是死也忘不了，只请组织照顾一下我的老母亲，别的就没啥说了……”“不行，你不能死！”台下群众着急地嚷了起来，有三四十个年轻小伙子冲出人群，将几个持枪的战士包围起来，生怕他们突然把杨玉金拉出去枪毙。这时群众的情绪到了高潮，会场上沸腾了起来，无论大会主持怎么努力，也无法使大家安静下来。在这种情况下大会主席团经过临时磋商，然后向大家宣布为了尊重广大群众的意见，对杨玉金改为三种处理方式，请大家举手表决，一是执行枪毙，二是连长替他死，三是从宽处理。当念到第三种处理方式时，群众的拳头唰地一齐举了起来，有的还举两只手，每个人脸上都露出了笑容，不少人还高兴地流出了热泪。
接着，张英政委给大家讲话。他说：“这次事故我要负主要责任，怪我对部队领导得不好，管教不严，对我的处分请上级决定，机炮连连长和指导员各记过一次。因为宁夏是新区，老乡们对共产党的政策还不太了解，所以我们一定要严格军纪，不允许有任何损坏群众利益的事情发生，今天老乡们不让枪毙杨玉金，又送来这么多保状，感谢大家对子弟兵的爱护，我们对此十分感激。通过这次血的教训，发现部队还存在着对人民群众不负责任的现象，以后一定要严格管理，加强教育，全心全意为人民群众服务。”永宁县县委书记何广宽同志发言说：“对人的生命不能马马虎虎，我们既要对得起死的，也要对得起活的，老乡们的意见一定反映给上级。”最后，解放军一九三师保卫科科长苏国柱代表第六十五军军法处宣布：“杨玉金暂不枪毙，再请示上级听候处理。”老乡们一听又嚷了起来：“不行，什么暂不枪毙，就是不能枪毙！”“徒刑也不能判！”“你们如果不准，我们自己到省里去说。”张英再三向老乡们解释说为什么不能擅自决定、必须请示上级的道理，并保证一定把大家的意见反映上去，这才勉强说服了群众。
散会后，仍有不少老乡不肯离去，眼睛瞅着杨玉金，显出不放心的样子。经再次做工作保证解放军说话算数，一定不枪毙杨玉金，大家这才放心地散去。
天黑了，老乡们纷纷往家赶，一边走一边议论说：“今天好险呀，晚去一会就把这孩子枪毙了，解放军的纪律真严明啊！”后来，根据群众意见没有判处杨玉金死刑。
（第五节）把延安的“南泥湾精神”带到宁夏
为了减轻宁夏人民的负担，增加国家财富，改善部队生活，根据毛泽东关于军队参加生产建设的指示，宁夏省军区党委作出决定，除一部分部队执行剿匪任务外，大部分部队投入生产建设运动，并向全体指战员发出“安下心、扎下根、劳动建设大西北、建设新宁夏”的战斗号召。
1950年1月3日，宁夏省军区生产委员会正式成立，以黄罗斌为主任，孙润华、曹鹏程为副主任，王道邦、曹又参、牛化东、陶克忠、李志洲、刘思孝等为委员。在召开的首次生产会议上，生产委员会向各部队规定了全年生产任务，团以上机关（司、政、后）完成3个月的口粮，团以下战斗部队完成4个月的口粮，各部队完成牲口2个月的草或1个月的料。平均每人种2亩菜，7~10人养1头猪，1人养1只鸡。生产委员会还指示各部队，除积极参加开渠、打堰、修路、建房、修水磨等建设外，还可利用宁夏丰富的天然资源，大力开展挖煤、烧砖、纺羊毛线、采药材、抓发菜、捕鱼等副业生产。
大生产任务下达后，各部队指战员的劳动热情十分高涨，他们立即着手准备农具、勘察荒地、请教老农，积极为开春的垦荒生产作准备。庄稼人说：“种地不使粪等于瞎胡混”。早在一月份以前，解放军六十五军已普遍开展群众性的积肥活动，各单位除了积攒军人厕所、猪圈、马厩的粪肥外，大家还背着自己用树条编的筐，到野外去拾粪。解放军五八二团生产委员会要求全团每人每天至少拾粪1.5公斤，各连党支部热烈响应，纷纷召开支委扩大会，研究完成这一任务的具体办法。特务连还专门成立了积肥委员会，仅1月6日一天，全连就拾粪500公斤。解放军五八团10天内积肥10多万公斤。平罗城的老乡称赞他们“又能打仗，又会生产”。冬去春来，河水刚刚解冻，塞上的风仍带有几分寒意。可是，每个指战员心里却热乎乎的。他们个个摩拳擦掌，准备在开荒生产的战斗中大显一番身手。清晨，迎着初春的太阳，部队机关干部、指战员同当地老百姓一样，扛着镢头、背着犁铧、挑着筐子、牵着牲畜，以高昂的劳动生产热情，向一望无际的荒野进军。
人迹罕至的荒草滩上，第一次出现这样热气腾腾的景象，到处是劳动的人群，到处是飞舞的铁锄。欢快的歌声和洪亮的劳动号子交响在一起，就像一部雄壮的生产大合唱，沉睡了不知多少年的荒地终于被重新唤醒了。在战士们一镢一镐挥舞下，泥土纷飞，灌木倒下，翻过来的肥沃新土地在太阳下闪闪发亮，遍地的荆棘划破了手脚，粗糙的镐把将手磨起血泡，但大家毫不在乎，简单地包扎一下就又投入了战斗。
看到一块块荒滩被开出，一片片新田地展现在眼前，战士们心里别提多高兴了。在开荒热潮中，宁夏省军区的领导和机关干部们也下到部队，和战士们一样挥汗抡镐。从4月5日开始，政治部从主任到勤杂人员全部组织起来前往生产点和部队一起开荒种地。头一天由于工具少，70多人施展不开，只开出十几亩地；第二天设法借来一张犁，保卫部长何崇山在后面掌，陈宜贵和几位部长在前面拉，不到半天就开出20多亩地，同志们风趣地说：“这就是生产工具和生产力的关系。”领导干部带头参加劳动，不但鼓舞了部队开荒生产的积极性，而且教育了宁夏解放入伍的新战士。看到王道邦司令员等省军区领导同志也扛着镢头下地来，战士们高兴地喊道：“同志们，军区王司令员来了，大家加油干呀！”军直属队几个解放入伍的新战士，从远处望着王司令员的身影，看他抡镢头的动作那么熟练有力，怎么也无法相信他就是省军区的司令员。过去在国民党马家军队里，他们都轮流为马鸿逵种过地，当官的虽然也时常下来，但不是扛着镢头而是拎着马鞭，看谁干活不卖力，劈头盖脸就是一顿乱抽。解放军的司令员怎么和当兵的一样干活流汗呢？当他们问过周围的同志，确实肯定那就是王道邦司令员时感慨地说：“以前我们不大愿意种地，如今司令员都下地了，我们还有什么可说的呢？”
在广大指战员的艰苦奋战下，垦荒工作不断取得好成绩。到播种前各部队共垦荒7.5万多亩。宁夏水利条件极好，但许多地方只有进水渠没有排水沟，大片良田沃土被浸成盐碱湖滩。古老的引黄渠道长年得不到维修，遇到洪水季节，常常决口泛滥。因此，整修水利不仅是发展生产的需要，也是宁夏人民的夙愿。部队响应宁夏省人民政府的号召，积极参加兴修水利工程，帮助当地群众挖渠、筑坝、建桥、开涵洞，先后投入了20多万个工日，为唐徕渠、汉延渠、惠农渠排泄工程投入了10万个工日，部队成为水利建设上的一支主力军。
宁夏地区不仅盛产水稻、春小麦、糜、黍、大豆、大麻等农作物，而且煤炭资源丰富，畜牧业发达，还有许许多多的土特产。正如人们所说：“头发菜，甜甘草，老羊皮不用找，遍地都是宝。”各部队按照军区生产委员会规定的副业生产指标，因地制宜组织了驮煤队，抓发菜、挖甘草队，捕鱼队，喂养牛、羊、猪、鸡、鸭，开办榨油厂、副食品厂、肥皂厂、煤窑，还从事编席、打绳、种菜、砍柴等各种副业生产。第一年的农副业生产，全军区部队获得了巨大的丰收，共收获粮食400余万公斤，养殖牛、羊、猪、鸡、鸭1.4万余只，开各种作坊380个，挖甘草125万公斤，打柴225万公斤，抓发菜3000公斤。
解放军第六十五军在宁夏开展空前规模的大生产运动，不仅获得了丰富的物质财富，改善了部队的生活，减轻了人民的负担，而且把荒野变成了良田，为国家扩大了耕地面积，更重要的是培养和锻炼了部队艰苦奋斗勤俭朴素的优良作风，把延安的“南泥湾”精神带到了宁夏。
秋收工作还未结束，西北军政委员会主席彭德怀从兰州乘飞机来到宁夏。
这一天，潘自力政委、王道邦司令员、肖应棠副司令员，还有其他几位省军区领导同志高高兴兴地前去看望敬爱的彭德怀。彭德怀见大家都来了很高兴，热情地把大家让进他的卧室，亲切地问长问短。大家开始还有些拘束，后来见彭德怀那样温和朴实没有一点架子，大家才渐渐随便起来。
王道邦司令员汇报部队一年来的生产、剿匪、建政、学习等情况，彭德怀认真地听并不时地插话。第二天，在银川市的“怀远楼”，彭德怀又给部队师以上干部作了关于《扎根边疆、建设西北》的重要报告，向高级干部们提出了殷切的希望。彭德怀的谆谆教导更加鼓舞和坚定了全军区指战员“安下心、扎下根、建设大西北”的决心。
1949年10月，解放军第十九兵团第六十三军、第六十四军移防西安、天水地区，第六十五军奉命留驻宁夏，执行剿匪、建军、生产三大任务。解放军第六十五军军部驻银川市，一九三师驻永宁地区，一九四师驻平罗地区，一九五师卫戍银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