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鸿逵就任国民党宁夏省政府主席后，省政府主要的成员中，有8个是甘肃临夏河州人，6个是回族，4个姓马，而宁夏本地人只有2名，代表国民党中央势力的只有1名。所以一般人都说马鸿逵用人不离“三同”，即“同乡、同姓、同族”，由此可见其深厚的封建统治色彩。1934~1937年，国民党宁夏省政府对宁夏农村耕地进行了两次清丈登记，制定田赋税收，使全省耕地由原来的80多万亩激增到220多万亩，田赋收入由原来的28万元猛增到250多万元，极大地加重了广大农民的负担。马鸿逵在“整理金融”的名义下，垄断经济，控制物产，独揽经商，滥发纸币，巧取豪夺，聚宁夏财富于一家。
1934年秋，宁夏推行保甲制。这种制度成为套在劳动人民脖子上的沉重枷锁，抓兵、征粮、派捐、纳税都是通过这个保甲组织体系进行的。1940年，国民党宁夏省政府在全国首家实行国民身份证制度，设卡盘查来往行人，突击检查户口限制人身自由。
1934年秋，国民党宁夏省政府民政厅在平罗县以保甲编组为试点进行人口调查，当年全省人口为1002876人，共编642个保，8471甲，统辖123715户，有18岁以上45岁以下的壮丁292762人，因而，国民党宁夏省政府即以此作为征兵的依据。连年征兵，致使宁夏省人口在几年之内急剧外流，人口锐减。
五年间宁夏人口锐减的主要原因：（1）1934年和1935年，马鸿逵征了两次壮丁，加上种种苛政，造成人口大量外流，而银川城乡富家子弟在天津、包头、平凉、兰州、凉州等地坐庄、做买卖、上学不回宁夏，沿甘肃交界各县中卫、中宁、同心等地的农民纷纷逃往凉州、海原、固原、靖远各地，沿绥远蒙旗交界各县逃往定远营、五原、临河、包头等地，还有一部分农民和青年进步分子参加革命走向陕甘宁边区，全省每年逃往外地的有2.5万人左右。（2）1935~1936年，红军解放了盐池的一区、二区、三区和同心县的部分地方，人口约5万人。（3）1934~1937年，4次征兵人数为3.4万人，从1934年到1937年，宁夏人口减少了20多万，1938年减少70多万。人口的锐减，必然导致耕地面积减少，荒地面积增多，致使农业生产凋敝。
为了加强对宁夏人口的控制，国民党宁夏省政府控制人口外流的办法是：（1）对逃兵进行搜捕，跑两次者一经抓获枪毙。（2）要求各地方政府勒令宁夏籍户民返乡。（3）制止青年学生外出上学，严禁宁夏学子外出上学。（4）命令商人把在外地经商的子弟叫回来。
1936年，国民党宁夏省政府为了加强保甲组织，各县增设联保主任，各联保又增设书记1人，作为专职人员每月支给薪饷，厉行保甲规约，明确规定：“于本保辖境内出入要道，设卡盘查行人，并设哨守望，派人侦谍”。并办理联保连坐，兄逃弟顶，父逃子替，一户跑由族中负责，以连坐治罪相威逼。更惨的是每逢“验兵”，很多人砍断手指、脚趾，有的用毒品摧残身体，甚至还有用针刺瞎一个眼珠等方法躲避征兵。受害者及家人为此不时喊冤告状，马鸿逵的汽车一出门便有许多老弱孤寡沿途拦阻。马鸿逵下令：“再有人拦汽车告状，枪毙县长。”各县一听说马鸿逵来本县视察便密布岗哨，不让老百姓在公路上等候。
（第三节）开拓兵源连年征兵
1933年，马鸿逵从河南带来的部队仅有1.2万人，蒋介石当时不准马鸿逵私自在地方征兵，扩充武力，以防作大。但马鸿逵却偷偷摸摸地在5年之内征了4次兵。1934年春，孙殿英率10万大军由绥远攻打宁夏，马鸿逵联合青海马步芳、中宁马鸿宾共同抗孙。马鸿逵对宁夏地方人士扬言：“孙殿英是土匪，有众10万进入宁夏残害地方，宁夏百姓应该拿上枪杆保卫家乡……”当年就征了8000名壮丁，这8000名壮丁被编为4个保安团全部参加了抗孙战斗。尤以满达桥之战4个保安团官兵伤亡重大。战后，孤老寡妇围住马鸿逵的汽车喊天呼地要儿子，马鸿逵却说：“问孙殿英要去。”在“孙马”大战中，马鸿逵深知宁夏省没有10万之众的军队今后是不能抵抗外来大军压境的，因而从1933年到1949年的17年中，在一个人口不到100万人口的边陲宁夏省，马鸿逵征兵达16次之多，平均每年一次，征兵达10万人。为了扩充兵源，国民党宁夏省政府每年征兵8000~10000人，名为地方壮丁训练队，实为正规部队的预备队。国民党宁夏省政府还把全省划为3个警备区，金积、灵武、盐池为一个警备区，司令部设在吴忠堡；中卫、中宁、同心为一个警备区，司令部设在中宁县城；宁夏省城、宁朔、平罗、磴口、陶乐为一个警备区，司令部设在宁夏省城银川市。警备区与正规军无甚差别，只是枪械较少，自备吃穿。
1940年，国民党宁夏省实行新县制，全省进一步扩充了保甲组织。乡设民政主任，甲、保、乡、区长都是有薪金的专职人员，每年保甲费达40万元之多。为了控制宁夏人口流动，有充足兵源，国民党宁夏省政府绘制了一种“户籍图”，由宁夏地政局印制的五百分之一缩制地图。由各保甲按注明户号将不动户宅绘制成图，然后由图寻查能动的人，由不动及于动，由户而及于人。1941年，国民党宁夏省政府在全省开展大检查，发现759人没有按手续办理入户受到处理。有一次，一个逃兵通过了永宁县望远桥、王洪堡甲长岗哨，到了中卫县被甲长捉获，马鸿逵亲自追问逃跑经过的路线，随后将望远桥、王洪堡两个甲长枪毙了，由此可见为了控制宁夏人口流动，马鸿逵采取措施之严厉。
抗日战争开始后，国民党宁夏省政府以“兵役法”为保障，根据国民党中央“三丁抽一、五丁抽二，年在18岁至45岁的壮丁，轮番进行严格的军事训练”的规定，1938年、1939年继续征兵两次。凡家有两名以上合格壮丁均要参加抽签，并且制订了“大配小、小抬大、三代合一户、五世不分家”的规定，严格限制分家析产。1940年以后又整顿保甲，查编户口，其中心任务就是“并户”。“并户”的目的是为了增加双丁数目，开拓兵源。据统计，宁夏在8年抗战时期征兵总数达4万人之多。
解放战争时期，马鸿逵为了阻挡我中国人民解放大军，扩大部队，1947年征兵6300名，1948年征兵1万名。因兵源枯竭，马鸿逵下令在全省各户不分单丁、孤子，只要符合年龄，抓、雇都得当兵。为了补充兵源，宁夏各中等学校的学生也难逃厄运，大批正在上中学的学生不到当兵年龄也被迫拉去当兵。家中有55岁的男人剃了胡须也得应验，15岁的少年被征入幼年营训练当兵，全省15岁到55岁的男人一律编入国民党的部队中，每天集训两次，不经队长批准任何人不得自由流动。陕北的三边之战，援榆林的袁大滩大战，马鸿逵一部遭重创被歼。战役结束后，马鸿逵为防止宁夏士兵临阵脱逃，规定每一逃兵查出是哪个县，哪个县的地方保甲就要出兵5名，逃跑一个当官的地方保甲就要出兵10名，被抓来的新兵组建了一个新兵团，宁夏老百姓称之为“讹兵团”。
连年征兵结果，致使宁夏农村失去大量青壮年劳动力，大量耕地无人耕作，田园荒芜，城市凋敝，经济落后，宁夏人民生活苦不堪言。据1940年国民党宁夏省政府民政厅公布的统计数字表明，1935年全省人口共计1002876人，到1939年下降为772808人，减少近23万人，占总人口的近四分之一；到1949年宁夏解放时，人口下降到62万人左右，在全国来说人口下降都是罕见的。
1970年1月14日，马鸿逵在美国洛杉矶市谢世，终年78岁，临危犹嘱其夫人刘慕侠女士，务归葬骸骨于故国，却也是节义懔然，足以风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