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清运动的残云还没有退尽，一场更强烈的风暴席卷了华夏大地，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
宁家梁子的人用一种新奇的目光观望着这次运动，怀着一种幸灾乐祸的心情迎接着这次运动，他们想，文化人倒霉的日子到来了！接下来便看到城里满墙的标语，街上满街的口号，城里的人们似乎有点疯狂。没有多久，这种疯狂便由城市卷向农村，荡涤着每一个村庄。直到这时候人们才明白过来，文化大革命比四清运动的阵势还要大。四清运动整的是干部，而文化大革命不光整文化人，每个人都得从这个淘菜盆里过一遍，要洗掉脑子里的封、资、修，还要在灵魂深处爆发革命。
四队的革命是从破四旧立四新开始的。破四旧立四新则是从侯喜喜开始的。
四清运动中，侯喜喜着实风光了一回。按照当时工作组许的愿，拿下丁占海之后让他当大队长，然而丁占海死了之后，工作组连个屁也没放。侯喜喜很苦恼，他最后的一点希望就是运动结束以后能给他安排个一官半职。后来的事情谁也预料不到，一场轰轰烈烈的四清运动竟然会草草收场，一向威风无比的工作组竟然在一个夜晚偷偷撤离，撤离的无踪无影。
侯喜喜很茫然。他顿时感觉到，这个生他养他的小村庄是那么的遥远，这个村子里的大人娃娃是那样的陌生，陌生的像从来没见过一样。他感到空前的孤独，人们那鄙视的目光和那一声声拿腔捏调的“侯主席”的称呼，让他觉得自己就是一只畏缩在人圈子中间的猴，被人们戏弄着，调笑着。过去进张家门出李家屋蹭饭吃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有几次他呆皮失脸地走到了人家的饭桌旁，麻利的当家人收拾起碗筷，把没吃完的饭全部倒进了猪食盆里。
侯喜喜住的是一间低矮的小房子，长年累月的烟熏火燎，墙上早已经失去了土的颜色。屋里没有什么物件，只有满墙斑斑点点的臭虫血，说明这是一间住人的房子。人家的光棍是“出门一把锁，进门就戳火”，侯喜喜不是这样，他五冬一夏不锁门。按吴绪绪的话说，狗都不会进他的屋。
一天黄昏，侯喜喜正一个人坐在门坎上纳闷，门口走过来一个要饭的，是个女人。她来到侯喜喜面前，伸出一只脏兮兮的手说道：“给上些吧！”
侯喜喜一听，是甘肃口音，细细一端详，这女人破衣褴衫，披头散发，好像刚从柴窝里钻出来的一样。侯喜喜返身进屋，从锅台上端来半碗剩粘粥，送到她的手上。女人蹲在墙根里吃着饭，侯喜喜问道：“你是啥地方人？”
女人说：“不知道。”
“你跟谁出来的？”侯喜喜又问。
“跟我爹。”
“你爹呢？”
“不知道。”
“你叫啥名字？”侯喜喜接着问。
女人说：“马翠花。”
侯喜喜又问：“你今年多大了？”
女人说：“不知道。”
说话间，女人吃完了饭，不知道是没吃饱还是怎么的，她没有挪窝，两只眼睛茫然地看着侯喜喜。忽然，侯喜喜的眼中闪过一道贼亮的光，他说：“天黑了，你就不要走了。”
女人说：“行呢！”
侯喜喜又说：“今天晚上就住在我这里吧！”
女人腾腾也没打，说：“行呢！”
这个夜晚，侯喜喜的屋里第一次有了生的气息，有了家的感觉。尽管这个女人又脏又丑又傻，但是不管怎么说，她是个女的。侯喜喜很满足，他在这个女人身上得到了不曾有过的愉悦。
半年之后，这个傻乎乎的女人挺着个大肚子，在村子里毫无顾忌地转悠着。侯喜喜不安起来。按照他当初的想法，管几顿饭，和这个要饭的女人耍耍也就完了，谁知道这一耍不打紧，这女人居然成了他夜夜离不开的个物件。村里的人谁也不搭理这件事，反正是歪锅配个歪灶，瞎驴配个磨道，由着他们转去。现如今，肚子出了怀，就算是傻婆姨也该有个说法了。于是对于他来讲，当务之急是结婚。
他来到公社，负责办理结婚证书的文书告诉他，结婚证可以办给他，准许他结婚，但是，现在革命的中心任务是破四旧，立四新，要顺应时代潮流。
侯喜喜问：“请问领导，咋样办才算顺应潮流？”
文书说：“顺应潮流就是希望革命青年都能够移风易俗，喜事新办，不请客不送礼，不喝酒不吃席，办一个革命化的婚礼。”
侯喜喜一思谋，事到如今，我哪里能办得起酒席，既便办了，能请动谁呢？想到这里，他对文书说：“行行行，我就革一回命，带一回头，领导说咋办就咋办。”
文书说这番话，是一种例行公事的宣传，没想到面前的这位年轻人答应的如此痛快。他对侯喜喜说：“请你稍微等等。”
文书找到革委会副主任，把侯喜喜的事做了汇报。副主任一听，喜出望外，最近正愁找不到一个典型，没想到今天有个现成的送上门来。他当下表态，给侯喜喜发了结婚证书，并由组织给他订了结婚的日子。
侯喜喜结婚的这一天，婚礼办得非常隆重。结婚典礼的现场安排在牛圈房子，一切由公社革委会来的人布置，布置成了一个会场。牛圈房子的房檐上挂着一条横幅，上面写着四个大字：“革命婚礼”。房子的左边挂着的竖联上写着“抓革命促生产”；右边的竖联上写着“破四旧立四新”；中间的墙上贴着一张毛主席像。
这天队上没上工，全队的人都围在这里。司仪宣布结婚典礼开始后，侯喜喜和傻女人戴着大红花，手拉着手走上前来。他们先向毛主席三鞠躬，又向领导三鞠躬，再向全体革命群众三鞠躬。之后，革委会副主任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从革命的大好形势讲起，讲到侯喜喜的革命行动；从破四旧立四新的重大意义，讲到抓革命促生产的伟大成就，足足讲了一个钟头。最后，他拿出两本《毛主席语录》送给这对革命伴侣，祝他们永葆革命青春，把革命进行到底。按照革委会事先的安排，侯喜喜拉着婆姨的手向毛主席表了决心，献了忠心。这一切做完之后，夫妻二人胸前戴着大红花，拉起一辆架子车，向田里走去。后面，社员们都拉着车，随着侯喜喜前行。最后是毛驴车、老牛车和大胶车，车队排成一条长龙，成为四队有史以来最壮观的一幕。
自从革委会副主任给侯喜喜两口子发了《毛主席语录》之后，这本革命的红宝书紧接着就发到了每个革命群众的手里。人们为了表示对伟大领袖的无限敬仰，人人都千方百计地给红宝书绣了一个语录袋，多少年没做绣活的婆姨们各显其能，施展着自己的才华。有绣“忠”字的，有绣葵花向太阳的，一个比一个绣的精致。
有了语录袋，种田下地背在身上，歇下来背起来方便。侯喜喜的傻婆姨没这个本事，迫于革命形势，侯喜喜不知道从哪里找来了两个娃娃念书的旧书包，两个人一人脖子上挂了一个。每天早晨和下午的早请示晚汇报，全队社员都集中在牛圈房子门口，由队长带领大家先学习毛主席的最高指示，再由队长单独向毛主席像请示和汇报。
这是一个十分神圣的时刻，谁也不敢吭声，谁也不敢发笑，按侯喜喜的话说，屁来了也得咬紧牙关夹住。每到这个时候，傻婆姨不知出于什么心理，总会早早来到队长的身边，紧紧挨着他站着。学习的时候，她也从书包里掏出红宝书，煞有介事地翻着，嘴里咕咕哝哝，念念有词。
现在的队长已经不是吴绪绪，换了个年轻人，就是刘根存。刘根存如今己长成一个瘦高个，傻婆姨只能到他的胳肢窝。刘根存很讨厌傻婆姨，但是在这个神圣的时刻，队长是没有理由把一个充满革命热情的革命群众赶到一边去的。这两个人站在一起，真格是骑着骆驼拉着鸡，不笑的人也想笑。但是谁也不敢笑，生怕笑出什么事情来。
这一天，刘根存找到侯喜喜，对他说：“大队革委会决定，集中全大队的四类份子破四旧，具体任务就是扒寺拆庙，大队让我派个人去带队，你干不干？”
侯喜喜一听，犯了踌躇。扒寺拆庙是要触犯神灵的，这事能做吗？但是转念一想，就算管四类分子，大小也是个领导，再说这又是革命行动，当下答应：“干！”
第二天，侯喜喜神气十足，吆吆喝喝地带着一帮四类分子来到了娘娘庙。在侯喜喜的指挥下，一堵堵庙墙轰然倒地，一尊尊佛像仆倒尘埃，一切都进行得十分顺利。到了中午时分，只剩下两道大殿的山墙。四类分子们扯着两根大绳，侯喜喜喊着号子，大墙“轰”地一声倒地，场地上顿时冒起一股黑灰。与此同时，巨大的振动力撼动了侯喜喜身后的另一堵山墙，眼瞅着那堵墙向他倒了过来。这时，有人大喊一声：“快跑！”
侯喜喜紧跑慢跑，山墙倒了下来，把他整个砸在了墙下，当下一命呜呼。
侯喜喜死后，大队革委会进行了周密的调查，在确认不是被四类分子们陷害后，上报公社革委会。革委会认为，侯喜喜为革命而死，死得其所。按照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教导，决定给他开一个追悼会，寄托我们的哀思。
追悼会的会场还设在四队的牛圈房子，还是过去的那堵墙。所不同的是，墙上贴了五张裁成菱形的白纸，上书五个大字：“革命追悼会”。装殓侯喜喜的是一副柳木板钉成的薄棺材，就摆放在会场中央。傻女人站在棺材旁边，对着周围的人呲着牙笑，谁也说不清楚她此时此刻的心情。她的肚子越发地大了，绷开了衣襟，亮晃晃地暴露在外边。她的肚皮又脏又黑，怀孕形成的孕纹布满肚皮，活像哈密瓜的皮。
主持宣布追悼会开始。首先学习最高指示。他说：“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说：‘今后死了人，要开一个追悼会，来寄托我们的衷思。’”
这时宁奇在下面悄悄说：“错了错了，应该念哀思”。
主持人没听见，下面的革命群众都听见了，随即发出一阵欢笑声。主持人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连声问：“笑什么？笑什么？”
不问不要紧，越问笑声越大，于是，侯喜喜的追悼会在一片欢笑声中宣告结束。
如果说背诵毛主席语录是一件困难的事，那么，让这些目不识丁的庄户人背诵“老三篇”那简直是难于上青天了。然而，在这个大红大紫的年代里，革命的激情像一团熊熊烈火，在每个人的胸中燃烧着。当人们背不下这些宏篇巨著的时候，只能在心里默默地向毛主席他老人家承认自己的错误，虔诚地去找自己的差距和不足，别无他言。吴绪绪的表达方式与众不同，他明言：“谁能帮我背下老三篇，我心甘情愿地给他拉三天车，也算我对伟大领袖表了忠心。”全队唯一能把“老三篇”顺顺当当背下来的只有一个人，那就是宁奇。
自从文化大革命开展以来，城里保皇派和造反派之间的斗争愈演愈烈，很快席卷到了农村。农村有了革命组织，农村也有了战斗队。宁奇没有参加任何一派组织。保皇派不会要他，人家吸收的全是贫下中农；造反派来动员他，被他婉言谢绝了。他的理由是，只要是坚决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忠诚战士，在哪里也能干革命。
四清运动的会多，文化大革命的会更多。四清运动的会大都在晚上开，文化大革命的会大部分在白天开，而且具有很大的突然性。每次会议有一个例行的程序，那就是先背诵“老三篇”。所以每次开会，所有的人都十分紧张，甚至有些恐惧。看着一张张汗流满面，憋得脸红脖子粗的革命群众们的面孔，宁奇心里很惬意。是啊！没有高山显不出平地，他又一次想起了他爹骂他的那句话：“牛粪巴拉好吃，放牛的娃娃还不带干粮呢！”如果文化大革命能够长年累月地搞下去，我宁奇将会是个什么样子呢？有时候他竟然能想入非非，无限的遐思能把他带入美好的未来。
可是，当这些善良的人们被运动整治的筋疲力尽，又不得不打起精神的时候，他发现了运动本身的残酷性。这种认识上的变化，使一个个问号在他的脑海里产生了。他搞不明白，这场革命明明是要革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命，现在怎么会革到农民的头上？换一个角度讲，既然是文化大革命，面对这些愚昧落后的农民，首要的问题是给他们扫除文盲，教他们学文化。他搞不明白，背会了“老三篇”，对这些世世代代面对黄土背朝天的农民到底有什么用处。由此，他由一种近乎于幸灾乐祸的惬意转而产生出一种怜悯之情。在人们的求助中，他最大限度地去满足他们，去解脱他们，算是一种良心的施舍。
四队的队长刘根存革命性很强，是个雷厉风行的领导干部。随着宁奇在群众中地位的提高，刘根存也高看了他一眼，队上办个专栏写个标语念个报纸什么的文化活，经常派了他去干。这是一件美差，他干得很滋润。刘队长很信任他，一件差事，时间是由他来决定的，他说几天就几天，队长向来没说过一个“不”字。记工分的时候，把他的活计列入了技术活，和种瓜的堆垛的老农享受着同样的待遇。别人一天挣七分，他就是十分；别人挣十分，他就是十三分。
宁奇十分了解刘根存。文化大革命以来，他跟形势跟得特别紧，只要上面有什么指示，他总是不折不扣，坚决落实。毛主席发表了最新指示，哪怕是半夜都要敲钟，召集起全队的革命群众迎接最新指示，传达最新指示，坚定不移地执行“传达最新指示不过夜”的指示。他坚信，只有把革命抓好了，才能把生产促上去。公社大队都认为，他是一名很优秀的朝气蓬勃的年轻干部。
一个阳光灿烂的早晨，宁奇拿着一幅毛主席的版画像和两个“忠”字，来到刘根存家。他把毛主席像贴在屋的上墙中央，又把两个“忠”字分别贴在两扇门上。贴好之后，刘根存左看看，右看看，越看越喜欢，越看越激动。他对宁奇说：“太棒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