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修桥的工地上回来之后，宁奇显得老成多了，也硬强多了。他的收获很大，他终于由五成劳动力、六成劳动力、八成劳动力的窘迫境地中挣扎了出来，迈入了十成劳动力的行列。从现在开始，他可以和大人们同工同酬，他觉得，他已经是个真正的大人了。然而，宁奇的收获绝不仅限于此，他还取得了一个重要的政治资格，那就是可以开会。
随着“四清”运动的不断深入发展，斗争形势越来越激烈，生产队每天晚上都要开会，一熬就是半夜。会议，已经成了人们沉重的负担。
首先是生理上的。受了一天的重苦，到了晚上早已经腰酸腿疼瞌睡来，老实巴交的庄稼汉们，千百年来就遵循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法则，已经成为了一种生活定式。这会儿人为的去改变它，人们难以适应的景况是可想而知的。其次是心理上的。从某种程度上讲，心理上的压力比起生理上的压力更折磨人。
“四清”运动的会，不光是工作组学习文件，传达指示，更多的是要发动群众，检举揭发“四不清”干部的罪恶行径，再行批斗。按照工作组的要求，参加会议的人必须人人发言，必须进行揭发，否则就是包庇，就是和“四不清”穿了一条裤子。“四不清”干部端了一簸箕麦子也可以揭发，掰了三个玉米棒子也可以揭发，如果能揭发出贪污盗窃的重大问题，那就是运动的功臣，就会培养为积极分子。批斗的时候也是一样，必须人人发言，发言的深刻程度决定着本人的阶级立场的坚定程度。如果有“四不清”的家属子女或亲朋站出来批斗，那将会被树立为与阶级敌人划清界线的典型而大肆表彰与宣传。
浙江青年走了以后，宁家梁子的人早己经搬回来了。自从成立人民公社以来，这个生产队前前后后当过队长的也就是两三个人。可是，上面给这个队下达的“四不清”指标是至少两个，不管他们隐藏的有多么深，也要把他们挖出来，否则，不但工作组交不了差，就是全队的社员群众也过不了关。在这种形势下，天天的政策攻心，攻得干部晕头转向，攻得群众心里发毛。是啊，光说让检举揭发，什么也没看见，什么也没抓住，总不能生编捏造，闭着眼睛说瞎话去陷害人家吧！不说，工作组、贫协主席、积极分子一个劲儿的逼，所以每次上了会场，“四不清”难受，哪个人都不轻松。
尽管如此，在宁奇的眼里，能够让他参加会议就是获得了一份政治权利，这说明，他和孩子有了区别，他和他爹宁先生有了区别。第一次参加会议的时候，他的心情异常激动。跨进会场的门槛，他像是捅破了一层窗户纸，看到了另外一个世界。这里空气浑浊、气氛肃杀，平日里神气活现的队长，此时此刻竟然那么的无助和无奈。与此相反，平日里出了名的无赖侯喜喜，按乡亲们的话说这个赖得驴都淌眼泪的下件，却成了最活跃、最吃香的人物。
侯喜喜长大了。侯喜喜的变化很大，他学会了抽烟，学会了偷鸡摸狗，学会了从墙缝里偷看女人的东西。侯喜喜唯一没变的，是他肚子里那颗仇恨不灭的复仇的心。他仇视这个世道，他仇视所有的人，他最仇视的是那些日子过得最滋润的人。随着年龄的增长，他人大心大，他看明白了一个道理，要想整人，不掌权是不行的。如今的侯喜喜，无时无刻不在思谋着捞个一官半职。
侯喜喜从丁家搬出来，没过多长时间，在丁连长的劝说下，还是搬回了丁家。丁占海本来就有四个孩子，日子过得十分紧巴，现在加了一张嘴，日子更显得紧张。尽管如此，每次吃饭的时候，不管是米汤调和，先让侯喜喜吃饱。每年过年，自家的孩子换上换不上新衣服，先给侯喜喜做一身。丁占海为人忠厚，他的妻子王秀英也是个通情达理的明白人，他们经常教育孩子们，侯喜喜是个没爹没妈的娃娃，各个方面都要让着他。丁占海的孩子们也很懂事，一直把侯喜喜当作自己的亲兄弟，从来没有发生过什么纠纷。
现如今，侯喜喜长到二十来岁，已经是个壮劳力了。丁占海想，他已经到了成家立业的年龄，便让他离开自己的家独立生活，一来他一个人挣工分一个人花钱，手紧一些每年可以余点儿钱，二来让他养成独立生活的习惯和锻炼他的本事，为将来成家过日子打个基础。丁占海提出让他搬出去另住，正是侯喜喜求之不得的。他早就想离开这个让他很不自在的家庭，过几天自由自在的日子。
离开丁家，侯喜喜为所欲为，尽情施展他的本领。
侯喜喜的第一大本事是偷。瓜田里偷瓜，果树园子里偷杏对他来说根本不在话下。有一次他到瓜田里偷瓜，瓜还没偷到手，看瓜的老汉听见这边有动静，从渠边走了过来。侯喜喜一看情况不妙，骨碌一个翻身滚到渠里，在一丛树秧子下面蹲了下来。当时渠里有半渠水，他蹲在渠里，水刚淹没了肩膀，外面只露出一个脑袋。老汉在渠上来回走了几趟，并没有发现什么情况，自言自语地说：“看见有个黑影子从渠上跳了过来，怎么啥也没有呢？真是日了怪了。”
老汉说完，解开裤带向渠里浇起尿来。说来也巧，老汉的尿不前不后，不左不右，正好浇在了侯喜喜的头上。侯喜喜一动也不敢动，任凭骚咸的尿液顺头上流了下来，流过眼睛、鼻子，淌到嘴里。俗话说：“老汉的尿，滴溜吊”，今天老汉这泡尿足足滴嗒了一根烟的工夫，侯喜喜蹲在渠里，下面泡，上面浇，那个罪受的，常人难以忍受。
按照一般人的思维方式，担了这么大的惊，受了这么大的辱，遭了这么大的罪，这一辈子再也不干这种下三烂的营生了。可是侯喜喜不这么想，就在他蹲在渠里受辱的时候，一个极其恶毒的抱复计划已经在他的心中酝酿成功。等老汉提起裤子重新回到瓜窝棚的时候，侯喜喜爬上渠，爬进瓜田。他没有偷瓜，而是见瓜就摘，不管是生的熟的，也不管是大的小的。事情办完之后，他悄悄的溜回了家。第二天，看瓜的老汉来向队长汇报，说昨天夜里不知道来了哪里的贼，一个瓜也没偷，把半块子田的瓜全给作害了。
这件事非同小可，惊动了全队，大队上也来了人。大家一致认为，这不是偷瓜贼干的，这是阶级斗争新动向，一定要严格追查。对于负直接责任的看瓜老汉，则撤销其种瓜和看瓜的资格，种瓜的工分全部扣掉。
这一天，村子里来了一个要饭的女人，衣衫褴缕、灰头土脸。这个女人要到丁占海家，丁占海让老婆给女人盛了一碗饭。女人吃着饭，他们扯开了磨。这个女人是甘肃武威人，天旱无收，全家人都出来要饭。女人是个姑娘，今年二十岁，是家里的长女，下面还有两男一女，上头有爹妈。姑娘虽然穿戴破烂，但是丁占海细细端详，此人长的丹眉细眼，脸上自带几分秀气。于是他生出一个念头来，何不把这个姑娘介绍给侯喜喜？如果真能这样，也了却他的一个心思。他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姑娘，姑娘羞而不答，半天才说：“我一个人的事怎么都好说，啥时候都得嫁人，到哪里也是吃饭。就是我一走，家里老的老，小的小，没有个依靠。”
停了半天她又说：“如果大叔能给我们全家在这里落个户，我就答应。”
姑娘一席话，把丁占海放在了难处。按姑娘提出的要求，是一件皆大欢喜的大好事，兴许侯喜喜碰上这个同情达理的姑娘，遇上这家人家，就会改变他的生活，做一个堂堂正正的男子汉。可是，办户口这件事太难了，虽然他现在已经升了大队长，但是他没有批准外迁人口这个权力，这事得到公社去办。他转念又想，这事要说难办，全公社隔三间五也有人迁移进来，凭着他的威望向公社领导提这么个要求，也许领导能批准呢！
想到这里，他对姑娘说：“你先吃饭，吃完饭你就不要走了，我给你安排个住处，你先住几天。至于迁移户口的事，归公社管，我到公社里给你跑跑看，你看怎么样？”
姑娘一听，连说了几个“多谢”。
过后，丁占海让队长拾掇出了一间闲置的牛圈房，把姑娘安顿了下来。他又向队长要了半袋子黄米，让侯喜喜背着送过去，并且对侯喜喜说明了事情的原委。
侯喜喜来到牛圈房，一见到这姑娘，三魂早已经去了两魂，就剩下一双老鼠眼色眯眯地盯着姑娘，盯得那姑娘低下了头。你想，侯喜喜平时就是个扛寡妇门，挖绝户坟，嫖风浪荡的好色之徒，今天好不容易捡到一块肥肉，怎么能不馋得他流涎水呢？
自从见了这个姑娘，侯喜喜整天神不守舍，就像丢了魂似的。到了晚上，他翻来覆去，浑身火烧火燎的，怎么也睡不着。他盘算着，丁占海一番好心，不知道事情办得怎么样。若能办成，那是他侯喜喜的造化，从此以后他就可以成家立业，再也不会做那种无事生非的讨人嫌了。办不成，那就会让煮到锅里的鸭子飞掉，那将是他侯喜喜一辈子的遗憾。想到这里，一条妙计浮上心头：我何不先下手为强，把生米做成熟饭，到时候她就是插上翅膀也飞不掉了。
他翻身下炕，乘着月色向牛圈房子走来。他来到门前听了听，姑娘已经睡了。推了推门，门顶着。他敲了几下门，喊道：“我是侯喜喜，你开开门，丁大队长让我给你送东西来了。”
姑娘说：“我已经睡了，你明天再来吧！”
侯喜喜说：“不行，今天不送来，丁大队长会骂我的。”
姑娘一听，开了门。还没等她认清人，侯喜喜已经扑到了她的面前，一搂腰抱起了她，把她按在了炕沿上。
直到这时候姑娘才明白，她遇上了坏人。她用手抓，用脚蹬，极力地挣扎着。侯喜喜不愧是个嫖风的高手，三下两下便解开了她的裤腰带。姑娘又急又怕，大呼“救命”。侯喜喜见她不顺从，便用双手掐住她的脖子，咬牙切齿地说：“再敢喊，我就掐死你！”
姑娘软了，她流着眼泪，任凭侯喜喜摆布……
一切平静下来之后，她羞辱难当，想了此一生。当她把裤带挂在房梁上的时候，她的脑海里浮现出了年迈的父母、年幼的弟妹们一张张饥饿的面庞。今天一天发生的事情，一幕幕浮现在她眼前。侯喜喜那色眯眯的眼神，那粗野的举动，那凶残的手段，让她挥之不去。不行！我不能便宜了这条色狼，我要去告，到公社里去告，连丁大队长一起告。今天的事肯定是他们事先搭好的圈套。
第二天天不亮，姑娘就来到公社大门口，守候着公社领导。事情很顺利，姑娘不但找到了公社书记，而且官司也打赢了，侯喜喜当天就被公社保卫部抓了起来。
这件事也连累了丁占海，害得他在公社党委会上做了检查。他恨铁不成钢，没想到这个不成器的东西竟然能作出如此的下流事来。他到保卫部去见侯喜喜。侯喜喜一见他来，还没等到他问话，“扑通”一声跪倒在地，求爷爷告奶奶，求他无论如何饶了他这一次，救他出去。今后如有重犯，就打折他的贼腿。看着侯喜喜痛哭流涕的样子，丁占海的心软了。他想，一旦将侯喜喜送交司法机关，按强奸罪论处，少说也得判上他十年八年徒刑，如果是那样，那么他这一辈子也就算完了。
念起他是个没爹没妈的苦孩子，从小缺乏教养，好在苗红根正，他又一次腆着老脸，找公社书记和社长为侯喜喜说情。公社领导心里清楚，侯喜喜从小由丁占海抓养大，自然有一份父子般的感情在心头。好在受害者是个外乡来的要饭女子，告完了状便再也没见她来，估计不会有什么麻烦。最后书记和社长一合计，给侯喜喜定了个“强奸未遂”，让保卫部长狠狠训了一顿，此事不了了之。
这件事发生以后，侯喜喜被生产队派到城里去积肥。他每天拉着粪车，走街串巷，把各家各户倒的垃圾收拢到一起，让生产队的大车小车来拉。晚上，他每天都到街上去转悠转悠，有时候能捡到一张电影票看个电影，他觉得很逍遥。
一个漆黑的夜晚，已经过了十二点，城里的住户绝大部分都熄灯睡觉了。各条巷道都黑魆魆的，只有几条主要的街道上亮着昏暗的路灯。这时候，从一个巷道里出来一辆架子车，拉车的是三个年轻男子。他们先在巷口张望了一会儿，便拉着车向出城的路走来。路灯照着三个人的身影，也照着这辆车，车上不知道拉的是什么东西，只看见上面盖着一床棉被。三个人拉着车急匆匆地往前走，忽然，两个巡逻的警察走了过来，拦住了他们。一个巡警问：“车上拉的是什么？”
站在车旁的一个男子走上前说：“同志，车上拉的是我们的老妈。老妈突然得了急病，我们拉到市医院给老妈治病。”
巡警听罢，说道：“那你们抓紧去吧，别耽误了病情。”
三个人向巡警点了点头，拉着车就走。这时候另外一个巡警说：“不对呀！市医院在北面，他们怎么往乡下走呢？”
这一问，提醒了先前那位巡警，他们赶紧喊：“站住！我们要检查！”
三个人已经走出几十步远，一听巡警喝叫，扔了车撒腿就跑，不一会儿便消失在黑暗的街巷中。两个巡警来到车前，揭开被子一看，眼前的情景让他们大吃一惊。只见车上躺着一头大黑猪，四只蹄子捆绑着，猪沉睡着，散发着浓烈的酒气。
跟巡警搭话的不是别人，正是侯喜喜。另外的两个人，一个是他的表兄，一个是他的表弟。
白天，侯喜喜已经踩好了点，做好了偷猪的准备。等到夜深人静的时候，他们偷偷摸摸把车拉到猪圈旁，先把事先准备好的馒头扔进猪食槽里。猪饱餐一顿之后，便呼呼大睡起来。他们消消停停捆好猪蹄子，把猪抬上架子车，盖上棉被往回拉。至于猪吃了馒头为什么就一定会睡觉，这很简单。他们先把馒头用酒泡了再让猪吃，猪吃醉了，等它酒醒的时候，恐怕已经成了刀下之鬼。
有了这个发现，最近市区发生的一连串的盗猪案有了眉目。公安机关加大了侦察力度，进城的积肥人员成了被调查的主要对象。侯喜喜一看事情不妙，谎称有病，回家躺着去了。
本来，四清运动与侯喜喜是毫不相干的，他蹲在市区积他的肥，人家生产队开人家的批斗会，谁也不关谁的事。但是，自从偷猪露了馅，被迫回家躲避风头之后，一个偶然的机会，让他显了回山露了回水，大放光彩而一夜成名。
为了打开四清运动的局面，大队工作队决定，必须先打开一个突破口，把这块铁板砸烂，各队的四不清干部就会土崩瓦解。到那时，他们就会像瓦罐倒黑豆一样，把自己的犯罪事实汤汤水水都交待出来。这个突破口没选别人，选的就是大队会计金国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