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集市贸易。单家集人把集市也作为一种产业来经营。众所周知，集市是农村定期进行产品交换和交易的市场。农民一般都是借助定期的集市活动销售自己生产的剩余产品。一个村庄距离集市的远近是影响农民交易成本和收益高低的基本因素，离集市近、交通便利的村庄里的农民交易成本就比居住在偏远村庄里的农民低，收益也就高一些。自单家集畜产品专业市场建立以来，每集上市交易的牛羊近1000头（只），客流量也接近1000人，旺季的物流、客流量就更大一些。单家集人以牛羊屠宰、皮张贩运等为主业，而畜产品市场就在自己的家门口，这就大大降低了他们的经营成本。另外，集市还为村里一些人提供了多种谋生的途径，比如有的人在集市的牛羊交易中充当经纪人（当地人称为“牙子”），一笔交易完成后，交易双方都会给经纪人一定数量的报酬。有的人在集市上做一种被称为“挂红”的生意，举例来说，甲某在市场上花2000元买了一头牛，乙某如果觉得这头牛不错，当时就可以多出50元把这头牛买下来。交易完成后，甲某已经赚了50元，而乙某花费2050元买下这头牛则是出于一种乐观而带有风险的预期，即这头牛可能在下一个集日或一段时期后会卖出高于2050元的价格。
（二）组织结构及其变迁
包产到户以后，农村改变了过去由生产队、生产大队组织经济生产、分配劳动成果的旧体制，家庭成为经济活动的主体，农民可以自主选择经营项目，享有自由分配劳动成果的权利。这种经济体制大大激发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和创造性。在单家集，各种加工经营户是以家庭为基础组建起来的经济活动主体，因此具有明显的血缘性特征。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加工场所一般设在专业户自己家的庭院里。马文秀、单发俊、米正清、咸发良、赵玉福等从事皮张初加工、牛羊屠宰、土豆加工等行业的大户，都在自己家里从事加工和生产。从事各种服务业的农户也是以自家庭院临街的一面修建房子作为店铺。第二，企业的负责人一般是家庭里的家长，家庭成员是企业中的主要劳动力。第三，企业内部有一定的分工，但没有严格的科层管理体制，没有明确的规章制度。
随着经营规模的扩大、行业竞争的日趋激烈和单家集民族工业园的建立，单家集的一些加工贩运户的内部组织结构正在发生新的变化，出现了从作坊式生产经营向企业式生产经营方式的转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有些加工户的生产经营空间已和庭院发生分离。目前，该村已有20家专业户进入民族工业园，在设施齐全的厂房从事生产经营。第二，雇佣劳动力的出现使专业户内部成员的血缘关系开始淡化，业缘关系逐渐增强。目前，该村的土豆加工、牛羊屠宰、皮张加工等三大行业都已出现了雇佣劳动力的情况，尤其是一些规模较大的专业户，在生产旺季都要根据实际需要从本村或附近村庄招聘一定数量的劳动力。据估计，单家集三大行业在生产旺季雇佣劳动力数量在300人左右，长期雇佣劳动力40多人。第三，行业内部专业分工日益细化，协作程度增强。以牛羊屠宰为例，村子里有专门宰牛和剥牛皮的人，假如某专业户宰了一头牛，做骨头生意的会收购骨头，做百叶生意的会来收毛肚，做牛蹄筋生意的会来收牛蹄，做牛皮生意的会来收皮张，从事货物运输的会把牛肉如期送达目的地。第四，同行业的合股经营开始出现。为了扩大经营规模，减少风险，该村三大行业的专业户之间已经出现了联合经营的情况，这些联合经营有的是以血缘为纽带开展联合经营，有的已经超越了血缘关系。单北村宰牛专业户米正清说，他早在三年前就已经开始了联合经营，他和别人合股经营的原因是资金短缺，两家合起来周转金增加了，小专业户变成了大专业户，就能挣更多的钱。目前，单家集三大行业的开放程度日益增强，许多专业户的经营活动不仅与国内市场有着密切的联系与互动，而且已成为全球化经济体系中的一部分，国际市场上某种商品需求状况的增加或减少或某一个经济事的发生都会对这个山区村落中某一个家庭的命运产生影响，在亚洲金融风暴中，该村的皮张专业户马文秀一次就赔了10万元。近年来，单家集已自发组建了牛羊养殖贩运协会、土豆加工协会等民间经济协作组织。比如土豆协会每年都要开1~2次协作会，就土豆的收购价格、产品的分级与销售价格等进行讨论，达成一致，通过协调行动来提高各专业户在市场经济环境中抵御风险的能力。
三、效益分析
（一）经济效益
1.增加了农民收入。非农产业发展带来了显著的经济效益，成为村庄小康建设的重要动力。据统计，截至2002年年底，单家集人均纯收入已达到2070元，其中源于非农产业经营的收入近2000元，农业在人均纯收入中的份额不足100元。以单北行政村为例，该村1993年的社会总产值为505.6万元，2002年达到1526万元，人均纯收入由1993年的749元增长到2002年的2084元。问卷调查表明，单家集村整体上已达到小康水平，该村当前的恩格尔系数低于60%，年人均衣着消费支出超过60元，全村砖混结构住房比重为45%，电视普及率72%，电话安装率53%，用电户为100%，全村劳动力平均受教育程度接近6年，约有65%的农户用上了自来水，万人刑事案件立案数连续多年为零，社会秩序良好。从家庭户的生活情况来看，非农产业的经济效益相当显著。表6—2反映的是从业类型与农民家庭生活水平之间的关系状况，从中可以看出，从事单一粮油作物种植的家庭多为温饱型，甚至还有一定比例的贫困型家庭，生活水平普遍较低，在22个以农为主的家庭中没有富裕户和比较富裕户。在以非农产业为主的农户中没有贫困户，富裕和比较富裕的家庭均为非农产业家庭，分别占被调查总户数和非农产业户数的76.12%和57.30%。非农产业的家庭收入尽管因行业差别而有所不同，但它在农村经济发展中的比较优势和效益均很明显。从图6—2中可以看出，单家集人均纯收入的逐年提高与农业生产状况没有明显关联性，当人均纯收入曲线逐年上扬时，人均粮食占有量曲线几乎处在一种平缓状态，也就是说村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并不是农业生产引起的，而是非农产业发展的结果。
2.推动了职业分化。非农产业发展创造了多种就业机会，极大地推动了村庄内部的职业分化。随着牛羊屠宰贸易、土豆加工、皮革加工贸易等一些行业规模的逐步扩大，劳动力需求有所增加，这就为本村和周边地区农业人口从事非农劳动创造了机会。试以牛羊屠宰和土豆加工为例分别说明。单家集专门宰牛的阿訇有3~4人，宰一头牛3元钱；有专门剥牛皮、剔牛肉的14人，平均剥一头牛的收入是10元，一个人每天最多可剥8张牛皮；专门从事牛羊肉运输的30多人。全村土豆加工行业在生产旺季需雇用200个左右的劳动力，人均工资每天10元~12元。比较大的皮毛加工贸易专业户也有雇用劳动力的情况，比如有专门负责腌制牛皮的人，月工资500元左右。这些行业对牛羊饲养、土豆种植、牛羊交易等领域的带动作用和间接效益也非常显著。由该村群众集资兴建的村级畜产品专业市场，旺季上市交易的牛、羊数量在500头（只）~1000头（只）之间，这种交易规模衍生出许多从事牛羊期货交易的人和一定数量的经纪人。每逢集日，“牙子”是最活跃者，他们作为中间人承担买卖双方讨价还价的任务，以双方较为公平地达成交易为目的，交易完成后由买卖双方或一方付给5~10元的佣金，佣金的多少取决于买卖双方各自的赢利情况。
3.促成了地域经济网络的形成。尽管单家集第二、第三产业的整体发育水平尚处在较低层次，但我们从中可以看到一条产业链正在小区域经济体系中逐步形成。例如，该村的土豆加工带动了周边农村土豆种植业的发展，土豆加工中形成的粉渣则是理想的牛饲料，从而促进养牛业的发展，而养牛业的发展又可促进屠宰业和皮毛加工贸易的发展，屠宰和皮毛加工贸易等行业的发展又可带动牛羊饲养业的发展。单家集每年可加工土豆2万吨，照这样计算，周边地区每年种植1万多亩土豆才能满足加工需要，如果每个农户平均种植5亩土豆，就可带动2000个农户。加工2万吨土豆的剩余粉渣约为120万公斤，这些粉渣可为5000头牛提供半年的饲料。单家集最大的宰牛专业户每年宰牛近2000头，全村每年宰牛超过1.5万头，按每个农户平均养牛5头计算，大约可带动3000个农户从事肉用牛的饲养。集市贸易的繁荣打破了村庄的封闭性，使流动人口增加，从而带动了餐饮服务、商品批发零售、机电维修、蔬菜瓜果交易等方面的发展。另外，由于该村很多人把绝大部分精力和时间投于非农产业劳动，所以无暇顾及农业生产，这就为本村和周边乡村擅长耕作的农户提供了创收的机会。在每年的耕地种植、施肥锄草、收割打碾等几个时段，每天有200多位来自将台、王民、什字等乡的农民在该村从事工资性收入的农业劳动，每天的工资15元左右。由此可见，非农产业的发展往往能产生明显的联动效益，勤劳而又善于动脑筋的人都有可能在这个链条中的某一个环节受益。
4.改变了传统的土地经营制度。传统的土地经营制度具有三个特点：一是以户为单位从事封闭、专一的土地经营，土地所有者是农业生产经营的主体。二是土地经营的人口“过密化”。比如一块土地本来只需要3个劳动力，但实际上家庭中所有的劳动人口都卷入了土地经营活动中。三是劳动时间分配的纯农业性，也即人们把时间和精力绝对地分配到农业生产活动中。随着非农产业的发展，传统的土地经营制度发生了与传统经营相对应的三个变化：第一，土地经营的开放性显著增强。尽管土地的所有权没有发生变化，但许多土地所有者以出让土地经营权、雇用农业工人耕种等形式经营自己的土地。第二，土地经营人口的稀疏化。同一块土地的劳动力投入量减少了，过去一块土地一家人经营，现在同一块土地只留下部分家庭成员经营，另一部分劳动力摆脱了土地的束缚，转移到了非农业生产经营活动中。第三，劳动时间分配的相对化。非农产业的发展给农民创造了重新分配劳动时间的有利条件，人们可以根据农时、季节变化和其他经营需要合理安排一年的时间。
（二）生态效益
单家集非农产业发展的生态效益突出表现在对人口、土地资源、生态环境三者之间紧张关系的缓解方面。清朝同治以后，随着外地人的相继迁入，单家集村的人口数量不断增加，人口与土地的关系趋于紧张，祖先们开垦的河谷型土地已无法支撑人口过快增长所带来的压力。过去，该村人地关系矛盾主要通过三种方式加以缓和：一是人口的自发性外迁，二是上山开荒，三是经营商业，其中最主要的途径就是不断上山开荒。但后来的事实表明，对山地的大量开垦不但没有从根本上解决人口的吃饭问题，反而导致了比较严重的水土流失。近年来，随着单家集非农产业的发展，人的生存对土地资源的依赖性减弱，从而使人口与土地之间的张力有所消解，村庄对人口的容纳力增强。当前，宁夏南部山区正在开展以“退耕还林还草”为主要方式的区域生态重建工程。与很多村庄相比，单家集村民在贯彻落实生态重建工程相关政策、措施方面的积极性相对较高、效果也更好一些，这主要与该村非农产业的发展和农业结构的调整有关。目前，除居住在山里的后湾村民小组的农户仍在山地上种植外，单家集主村的大部分山地已退耕还草，这不仅为当地牛羊饲养业的发展创造了条件，而且有利于小区域生态环境的改善。单家集的经验表明，非农产业的发展有助于缓解人的生存对土地和农业的依赖性，从而可以为区域性的生态重建创造有利条件。
（三）社会效益
1.推动了农村劳动力资源的充分利用。单家集非农产业的发展使农村过剩劳动力资源得到较为充分的利用。截至2002年年底，该村不同程度参与非农经济活动的人口在2000人左右，约占全村总人口的61%，其中主要从事非农经济活动者近800人，约占全村总人口的29%。由于农业劳动时间的季节性，当年10月份到次年3月份对宁夏南部山区许多农民来说是休闲时间，但在单家集则是人们最忙碌、经济收益最好的时候，因为这段时间正是土豆加工、牛羊屠宰、皮毛贩运的黄金季节。由此可见，非农产业的发展不仅有效推动了农村劳动力资源的充分利用，而且能够改变人们的时间观念，提高农村地区的劳动效率。
2.推动了村庄城镇化进程和农村生活方式的变迁。非农产业的发展推动了村庄物质文明，进而成为社会文化变迁的动力。单家集看上去像个小集镇，沿中静公路走进单家集，路两边建有砖混结构的平房或两层楼商业用房，有从事餐饮、商品批发零售、理发、医疗卫生和蔬菜水果经营服务的店铺、摊位40余家，有从事畜产品和建材交易的专业市场。随着收入的增加，单家集人在住房装修、衣着、休闲娱乐、消费品使用、餐饮方式、日用品购买、医疗保健等方面正在逐渐摆脱农村传统生活模式，越来越具有城市生活的味道。
3.促进了人们价值观念的革新。非农产业的发展对人们的婚育观念、教育观念、宗教观念等方面的变革产生了积极影响。比如在婚姻方面，青年一代的平均初婚年龄已超过20岁，其中男性初婚年龄众值在22~24岁之间，女性初婚年龄众值在18~19岁之间，男女晚婚、晚育现象比较多见。在生育方面，39岁及以下年龄人群中超计划生育现象很少，生育中“重男轻女”的性别选择观念较淡。随着非农产业的兴起和运营，单家集人对民族文化教育重要性的认识不断提高，是我们迄今所见到的最重视教育的农村回族社区之一，每逢“六一”儿童节和教师节，单家集村民都会在村组织人员的带领下到学校看望老师，自发为学校捐助资金。这种尊师重教之风有利于推动民族教育进步，从而可为本村经济社会发展不断积累文化资本，提供较高质量的人力资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