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年代大多数的报告文学作品，都具有一种沉重感，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作家对于生活深深的思考，作家身上所具有的社会责任感，促使他们挖掘社会生活中最本质的现象，揭示生活最真实的一面。
90年代初期，是报告文学创作的一个调整期。作为对80年代报告文学功能的过度扩张的反驳，此间的作家走向了另外一个极端，人为地弱化报告文学应有的文体功能，使报告文学变得同普通的新闻报道没有什么两样。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李荐葆、王光明合写的《沂蒙九章》则让人眼前一亮。作品讲述了沂蒙山区的人民在改革开放时期的伟大业绩。作者通过对沂蒙精神的触摸与挖掘，提取和凸现了沂蒙人的人生况味，将人、历史、现实有机地焊接起来，将现实的存在倒映在宏大的历史场景之中，讴歌了无私奉献的沂蒙精神，同时，作者对于沂蒙贫困落后的现状发出了感叹。
《沂蒙九章》既具有历史的崇高，又具有历史的悲情，既让人感奋，又让人沉重。它以复合的主题以及现状与历史的对比，造就其独特的厚重。
90年代一些反映教育题材的报告文学反映出作者开阔的视界，其视点由主要关注教师拓展到既关注教师更关注学生，而且作者将教育与贫困联系起来，取一个特殊的角度，反映中国社会所存在的“另类”景象。部队作家黄传会的《“希望工程”纪实》，真实地写了具有特殊意义的教育工程情形。“近几年来，我国平均每年至少有500万名儿童因家庭贫困而失学”的事实让人深感问题的严峻，每个关心民族命运的人们，面对着“100万双饥渴的目光”，怎么可能无动于衷呢？这一作品在社会上引起了很大的反响。他的另一篇作品《中国山村教师》是“献给用自己的脊梁负载着中华民族重托的山村教师们”的。山村教师们精神伟大而物质困顿，他们用自己的生命支付着社会的欠账，以自己的清贫换来了山村文明之光的传承。作品所提供的若干细节不能不引起人们深刻反思。一个获得“希望工程园丁奖”的山村教师参加表彰会，“来北京的路费还是找人借的”，因为“她已经好几个月没领到工资了”，而乡里却“在建商业街，又买汽车，钱不够，就把老师们的工资也顶上了”。
作品的字里行间流露出了对山村教师的深深同情，同时也表达了作者对于“乡里”的腐败的愤慨之情。何建明推出的长篇《落泪是金》，在题材方面具有独特的新闻性。作者首次用报告文学的形式系统而深入地报道了贫困大学生的生存境遇与心理世界，作品中富有传奇色彩的真实事例，吸引了很多读者。作者通过叙写颇具特异性的题材，反映了如箴言式的文题所蕴含的主旨。在作者看来，“落泪”是苦难的一种象征，而苦难是人生的一笔财富。而“落泪”的并不应该仅仅是贫困的大学生，而应该包括所有人，因为在这里，“落泪”并不表示着对命运的屈从，而是意味着负重与责任，意味着自强与奋进。
90年代的部分报告文学体现了这一责任，这些作品以社会关系为业，以社会批判为己任，以提升人类境界，优化人类理想为终极目标。通过对于现实生活中存在着的一些丑恶、阴暗、反人性、反真理的人事现象的暴露剖析，以引起人们警醒反思，指望疗救，从而完善优化社会。
卢跃刚无疑是90年代最为重要的报告文学作家之一，他的作品《辛未水患》、《长江三峡：中国的史诗》、《以人民的名义》、《讨个“说法”》、《大国寡民》等，表明了作者对重大题材的职业敏感，对弱势人群仗义执言的精神关爱，对正义的维护与呼吁。卢跃刚通过对野蛮、邪恶等丑恶现象的揭露抨击表示着对文明、正义、良知等的诉求与声援。《以人民的名义——一起非法拘禁人民代表案实录》，充分表现了卢跃刚作为报告文学家所禀具的品格与气质，当正义、良知缄默时，他挺身而出。为了正理、正义、公正，他以人民的名义写作。《以人民的名义》中的主人公颜跃明的意义在于，他以人民代表联名的方式，对不称职的市长提出“罢免”。这是对腐败的一次挑战，是对人民代表权利的一种真正实践，同时也是对封建奴性一次彻底拒绝。然而就是这样一个以人民的名义行使人民代表合法权利的颜跃明竟遭打击迫害，被罗织罪名，蒙冤下狱。卢跃刚的《以人民的名义》体现了报告文学作家维护正义良知的崇高精神和敢于向腐败宣战的无比勇气，他以人民的名义为人民代表伸冤鸣屈，为现代报告文学作家树立了良好的榜样。
对报告文学文体精神的坚守，也可见于90年代的问题类作品。90年代的问题报告文学，其规模与深度当然不能与80年代相比拟。但这类创作中所反映出的作家对于现实的关注、反思以及批判则是类似的。
伪报告文学的盛行
从绝对数量上看，90年代的报告文学或许可以被认为是繁荣的，一大批作家发表了各式各样的报告文学，许多刊物仍一如既往地热心于刊发报告文学。但90年代报告文学的质量与层次下降却是一个为多数人确认的不争的事实，作品数量与质量之间的某种不成比例的情状，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报告文学存在的真伪，也即是说，出现了很多的伪报告文学。
如何判定报告文学的真伪，依评论家周政保所说，“真正的报告文学”“必须踏踏实实地兑现三大环节，那就是细致扎实的调查采访、叙述的全方位真实、客观而又深刻的判断或分析及独特的见解”。据此作出相反的推导，伪报告文学就是虚构的缺乏深刻独特的判断与见解的报告文学。实际上，影响报告文学品质的因素是复杂而多样的，通过对90年代报告文学创作的实际情况的描述与分析，可以看出以下问题：
躲避现实前沿是90年代报告文学创作中存在的一个最为基本的问题。判断报告文学价值有一个重要的尺度，那就是可以从作品与现实关系的性质中把握创作的内在品质。
也就是说，报告文学所报告的对象应该具有社会前沿性。90年代是中国社会全面转型的时期，然而，大量作品并没有真正反映出具有前沿性的生活实景；即使有些作品反映了现实的前沿景象，但由于作者没有充分地深入前沿地带，作深入的钻探，所写内容停留在表面，因而未能体现现实的前沿精神。90年代的报告文学对一些重大题材在报道的广度和深度方面显得明显不够。
90年代中国进行了经济改革，经济环境发生根本变化，经济全球化既为中国国有企业的改革创造了机遇，同时又带来了严峻的挑战。国有企业改革是深刻地影响中国社会发展的重大事件。伴随着改革的深化和经济结构的调整，数以千万计的劳动者下岗失业。这是对人们心理与生活产生前所未有重大震荡的历史事件。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改革的推进是与千百万人利益息息相关的。其间既有着人生的艰难，同时又可看出人性的伟大，这本是报告文学作家应予充分关注的题材，但90年代的报告文学对此只有局部、零星的反映，几乎没有有分量的作品。报告文学要整体地反映这样具有前沿性的重大社会题材，需要作者有高屋建瓴的宏观视野和不辞艰辛、进行大运动量扎实采访的能力。然而，90年代的报告文学作家在这些方面并不尽如人意。他们中许多人在题材选择上明显地避重就轻，求小弃大。因而也就难以创作出具有重大现实意义的作品。
90年代报告文学还通过对历史题材的过度开采来躲避现实前沿。李炳银充分肯定了报告文学“历史化”的方式：“作者们对现实生活的关注而把视角有意识地扩展到历史文化领域，由此报告方式产生出一种新的报告文学形态，我把这样形态的报告文学称之为：史志性报告文学”。历史题材的报告文学的成立必须以两个条件为其前提。其一，作品所写必须是“非虚构”的，是对历史真实的描写；其二，作品的题旨必须具有某种现代意蕴。历史报告文学是现实与历史对话的一种特殊文本，通过对历史的描述来反映现实世界。
从历史题材作品本身看，出现了一些具有深厚历史韵味和发人深省的现代意义的优秀历史报告文学作品，像麦天枢、王光明的《昨天——中英鸦片战争纪实》、张建伟《温故戊戌年》、李鸣生《走出地球村》等，但从90年代报告文学创作的全局看，一方面是趋之若鹜地大举吞食历史，另一方面少有反映重大的现实题材的力作。新闻性是报告文学重要的文体规定性。而突入社会，反映现实，干预生活，则是报告文学主要的文体使命，报告文学作家远离现实而亲和历史，这固然有其无奈的一面，但自觉地选择逃逸，这是与报告文学的文体精神背道而驰的。这种情势象征着报告文学文体的某种蜕化。这正是90年代报告文学创作中存在的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
平淡浮泛，这是90年代现实题材的报告文学给人留有的普遍印象。这一时期缺少那种大器的具有很强的思想穿透力的作品。这种现象产生的主要原因在于创作主体思想的匮乏。主体思想的平庸，势必导致作品思想深度的空乏。这样，作品的平淡浮泛就在所难免了。
从文学角度上说，从事报告文学写作的作者，应该是一群具有思想者质素的人；而优秀的一流的报告文学作家，无疑应该是卓尔不群的思想家。报告文学作为一种边缘性的文体，它不仅应该叙事抒情，而且还应该与杂文一样，有作家深刻的思想给予全面的支撑。
报告文学的文体力量生成于作家对于现实的关怀之中，而这特别需要作家有义不容辞的社会责任感。而一个面对现实无动于衷，没有深入生活，或逃避现实的作家，是与深刻的洞察力与思辨力无缘的。与80年代相比，90年代的不少报告文学作家的社会责任感逐步淡化，思想的原创性也大为减弱，选取的题材单一化，没有反映出深刻的社会内涵。
90年代已经过去，成为历史。但中国当代报告文学依然在发展着，未来会有更多反映现实、蕴含深邃思想的作品出现，只有深入地发掘现实生活中形形色色的题材，才能揭示社会本质，表达出作家最直观的看法。相信在不久的将来，报告文学又会登上一个高峰，重新迈入主流文学的行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