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先秦到两汉的侠义文学
侠义精神在中国古代十分发达，作为一种重要的思想资源，儒、墨、道、法四大思想流派都对此有论述。“侠”就是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人，专门喜欢打抱不平；“义”就是正直、正派，对朋友肝胆相照，舍生忘死。在古代具有这样侠义精神的英雄人物举不胜举。司马迁在《史记》中有《刺客列传》和《游侠列传》，专门为荆轲、聂政、豫让、专诸、郭解、田仲等侠士立传，是中国古代侠客最早的小传。丰厚的侠义精神，崇高的侠客形象，投影在文学中，便有了侠义小说的出现。
虽然有传记把侠客写得虎虎有生气，但是传记文学并不是真正的小说。小说作为一个独立的事物，小说家作为三教九流中一个独立的门类，则开始于班固的《汉书·艺文志·诸子略》。在班固这里，诸子共分十家，小说家是最末的一家。他说：“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可见他们还不是艺术创作者。
（一）汉代武侠小说的雏形
刘若愚认为《燕子丹》是中国第一篇文言武侠小说，创作年代一般认定为公元前6世纪。内容是根据《史记》中写燕子丹以及游侠田光、荆轲的记载而加以艺术虚构而成。
另一篇武侠小说是《吴越春秋》中的《越女》。“越女试剑”取材于民间传说，把剑术引入文学故事。这篇小说脱离了具体的历史事实，大胆采用民间传说，并第一次在小说中论及剑术。这两篇小说对于武侠小说取材于历史，展示丰富想象都有影响和启发。实际上，从民间的武侠小说到新派武侠小说的崛起，基本上走的都是这样的两条道路。如金庸的武侠小说大都以史实为依据，加上作者自己的合理大胆想象；古龙的武侠小说则大都无历史背景，也很少借用历史事实与历史人物。当然，《燕子丹》与《越女》都处于武侠小说的雏形期，还称不上是真正的武侠小说。因为，在《燕子丹》中，只有刺杀没有武功，关于侠义精神的表现很模糊，荆轲与田光两位大侠行侠的目的也不明确。《越女》则故事情节太过于简单，越女只有武艺而无侠义精神。
（二）先秦两汉有关武侠的篇目如下①
《庄子·说剑》、《庄子·盗跖》、《庄子·让王》、《列子·汤问》、《礼记·儒行》、《论语·泰伯》、《韩非子·五蠹》、《韩非子·六反》、《墨子·经说》、《左传·鲁宣公二年》、《左传·鲁襄公二十九年》、《战国策·冯煖客孟尝君》、《战国策·鲁仲连义不帝秦》、《战国策·唐雎说信陵君》、《史记·游侠列传》、《史记·刺客列传》、《汉书·司马迁传》、《汉书·游侠传》、《汉记·前汉孝武皇帝纪》、《燕子丹》、《吴越春秋·越女》、《西京赋》。
二、武侠小说的成熟期
魏晋六朝时期，出现的志怪小说是武侠小说成熟期的准备阶段。著名的志怪小说有《搜神记》中的《干将莫邪》和《李寄》。《搜神记》的作者是干宝，他撰写《搜神记》的目的就是“发明神道之不诬”，可见侠义小说一开始就承受了“神道不诬”的特点。
唐代武侠小说开始成熟，有了自己的三大艺术特色：“虚构铺陈”、“武功奇幻”、“侠气纵横”，这是武侠小说独有的风格。侠与武开始结合始于唐传奇。唐传奇中的侠义小说据统计大概有35篇左右②，除了具有超凡的武功豪侠型的小说，如《韦子东》、《虬髯客传》、《霍小玉传》、《柳氏传》、《荆十三娘传》、《义侠》等，另外爱情题材的人鬼相爱、人神相恋的作品也很多，写实与魔幻呈杂糅胶着状态。如《离魂记》、《枕中记》、《长恨歌传》等这主要是受道家炼丹、追求长生不老的思想影响。唐代侠义小说中剑仙型的小说也很多。
唐末、五代、宋初，社会动荡不安，后来的宋王朝由盛而衰，中原沦陷使得游侠之风再度影响文坛，宋元文言小说中多描写豪侠。宋初编就的《太平广记》是最典型的短篇武侠文言作品。
明代诞生了长篇古典名著《水浒》。虽然它不是一部纯武侠小说，但是该书对侠义精神的颂扬，对清代出现武侠小说的狂潮有极大的影响。同时，明代的白话短篇中也有涉及侠客的篇章，可见明代的侠客，为中国古代武侠小说走向成熟提供了条件。
从魏晋六朝至明代，1400余年中，中国的武侠小说经过了漫长的过程，终于逐渐走向成熟。在思想内容上，从刺客、游侠的个人恩怨转入侠客义士的替天行道、为民伸冤。在艺术风格上，从情节简单的单线勾勒，走向日趋鲜明的人物形象刻画，情节曲折离奇，人物形象丰富多彩。
三、武侠小说的第一次高潮
清代武侠小说之所以达到高潮，原因有二：
其一，清代市民生活的繁盛和活跃。一方面武术发展与说唱艺术越来越深入民间，武侠小说迎合广大市民的文化需求和猎奇的心理；另一方面封建社会进入后期，政治黑暗，统治阶级需要物色有武功的人为其爪牙，人民则欢呼侠客来行侠仗义，为民除害。宫廷政变和镖局的发展都为武侠小说提供了生活素材。
其二，武侠小说的概念也已经逐步明确。武侠小说是武+侠+小说，三者缺一不可。中国的侠文化发展到清朝，侠客的形象日益鲜明，武功描述渐见明朗，文言也转化为白话，短篇则演变为长篇。
清代武侠小说的问世，使武侠小说在中国小说史上占有一个重要的位置，这一点鲁迅在《中国小说的历史变迁》中有所评述：“当时底小说，有《红楼梦》等专讲柔情，《西游记》一派，又专讲妖怪，人们大概也觉得很厌气了，而《三侠五义》则别开生面，很是新奇，所以流行也就特别快，特别盛。”由此可见，武侠小说受人喜爱，正是因平民意识对文艺创作的要求。清代武侠小说作为中国侠文化史上第一个高潮期，不仅因为数量多，而且其风格也很纷杂，形成了三种艺术流派。一是以《施公案》、《彭公案》、《三侠五义》为代表的武侠公案小说；二是以《儿女英雄传》为代表的武侠言情小说；三是以《七剑十三侠》为代表的武侠剑仙小说。民国尽管武侠小说和新派武侠小说层出不穷，风格多姿多彩，但万变不离其宗，都是在这三派武侠小说的基础上发展而日趋完善的。
（一）最早的武侠公案小说
最早的武侠公案小说是《施公案》。该书约成书于清嘉庆初年，现流传的刊本是清道光四年刊本，全书九十七回，后来一续再续，长达五百二十八回，约一百二十万字。该书作者不详，估计先是艺人的话本，经过长期流传才整理为小说。该书主要内容写康熙时江都县知县施仕纶审理、查办案子。施仕纶虽然只是一个七品芝麻官，但是此人性格刚正不阿，作风廉洁，除暴安良，主持公道，最终参倒皇亲索国舅。其前半部以施仕纶为主角，后半部以黄天霸为主角，绿林之争终于代替了公案模式。
《施公案》的长处：第一，在小说中设置悬念，开武侠公案小说之先。比如写黄天霸破案，一起三伏，颇有扑朔迷离的味道。这种艺术手法在《施公案》之前的武侠小说中未曾见过，并为新派武侠小说家古龙写《陆小凤》所借鉴。第二，塑造了一个成功的艺术典型黄天霸。黄天霸本是江南四大响马之一，武功极高，后投靠施仕纶，改名施忠。黄天霸效忠施仕纶，因施公是清官，尚有可原谅之处。但他后来表现为对康熙尽忠，寻找失盗的御马与御杯，特别卖力，屈膝称臣，出卖朋友，活现出媚态十足的奴性。从侠客沦为鹰犬，黄天霸不失为一个极有性格的反面典型，他也是中国侠文化史上第一个沦为鹰犬的绿林中人。
从作品所表现出的思想性来分析，《施公案》作者站在统治阶级的立场上写绿林好汉，对沦为封建统治者帮凶的黄天霸大加赞美，宣扬侠客的出路只有一条，便是报效朝廷。与《水浒传》施耐庵肯定了梁山英雄的敢作敢为，敢与官府为敌的侠义精神相比，《施公案》的总体倾向是反人民的。从艺术而言，《施公案》结构较为松散，是由一个个的小故事串联起来的。
《彭公案》，作者署名贪梦道人，真实姓名不可考。写法上类似《施公案》，只不过施仕纶换了彭朋（另一位清官），黄天霸换成了黄三太（黄天霸之父），黄三太助彭朋查办案子，也写绿林中事。但结构松散，语言乏味，质量在《施公案》之下。
《施公案》首开武侠、公案小说合流之风，就其原作而言，公案成分多，武侠内容少。后来，黄天霸夺了施仕纶的戏，才有武侠味。尽管《施公案》与《彭公案》的作者是站在封建意识的立场上，把奴才歌颂为英雄，迎合了统治阶级的需要，但这两部书在小说史上有一定的地位，正是在这一基础上石玉昆创作了《三侠五义》。
（二）第一部正宗的武侠小说《三侠五义》
《三侠五义》的原始版本是《包公案》。《包公案》是明代无名氏所作，因其故事生动，清代有了抄本《龙图耳录》。石玉昆是天津艺人，说表俱佳，而且是位编故事的能手。他在讲《包公案》时，开始意识到侠客在观众心目中的地位，于是在包公审案过程中加强了侠客的份量。光绪五年《三侠五义》经文人润色刊行，又名《忠烈侠义传》（包括《小五义》与《续小五义》），一百二十回。后来，清代学者俞樾又作修改，删去第一回《狸猫换太子》，另写一回，并更名为《七侠五义》，故此书流传至今共有三种刊本。
严格来说，中国的武侠小说是从《三侠五义》开始的。《三侠五义》，顾名思义是一部真正以侠客为主角的武侠小说。书中的“三侠"是指南侠展昭、北侠欧阳春、双侠丁兆兰、丁兆蕙；“五义”是指钻天鼠卢方、彻地鼠韩彰、穿山鼠徐庆、翻江鼠蒋平、锦毛鼠白玉堂。后来俞樾改为《七侠五义》，因书中另有四侠，即小侠艾虎、小诸葛沈仲民与黑妖狐智化。这七侠五义中，写得最成功的是白玉堂、蒋平、智化、艾虎、展昭与卢方。除七侠五义之外，还有一个侠士写得很见功力，那便是白面判官柳青。此人极重义气，与白玉堂情同手足，性格偏激，也如锦毛鼠。这些侠客形象对后代武侠小说的人物群像谱有极大的影响。
《三侠五义》之后又有《小五义》、《续小五义》，它们合称为《忠烈侠义传》。《小五义》、《续小五义》的主角是小侠艾虎（欧阳春义予）、粉面子都卢珍（卢方之子）、白眉毛徐良（徐庆之子）、霹雳虎韩天锦（韩彰义子）、玉面小专诸白芸生（白玉堂侄子）。翻江鼠蒋平、北侠欧阳春与黑狐妖智化在书中的戏不少，但其中写得最出色的是艾虎与徐良。这两部续书从公案转向武侠，武功一招一式的描写甚详，不过在塑造人物个性与语言技巧上，不如《三侠五义》成功。
《三侠五义》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长篇武侠小说。除了这部书以侠客为主角，还因为它在结构上具备了武侠小说的模式，它和《施公案》一样，用一个个小故事来串联情节发展，一波未平，又起一波，云山起伏，绵延千里。这些小故事不是单纯写破案，而是涉及江湖中的人和事，其社会背景也与侠客活动的天地极关联。石玉昆是第一个放手写绿林好汉争斗，又第一次把机关布景与暗杀贯穿于武侠故事之中的武侠小说家。如写白玉堂在陷空岛设下机关，又在襄阳府中误落机关丧命，这在过去武侠小说中都不曾见过。其次，《三侠五义》中侠客的对手，可谓形形色色。他们不仅反皇亲国戚、贪官污吏，如庞吉，而且剪除恶霸豪强，如葛登云、马刚、马强，还擒拿采花贼花冲，并涉及到社会上的财主、歹徒、泼皮，如白熊、柳洪、苗秀、赵大等各种人物。在《小五义》中续写黑道人物白菊花、东方明、路素贞等。七侠五义不反皇帝、拥护清官，但他们在客观上还是有利于为百姓伸张正义，而反面人物的多姿多彩，也为《三侠五义》的社会画面大大增色。
《三侠五义》的语言曾受到鲁迅的赏识。力求通俗易懂，生动活泼，并在描写武功上绘声绘色，力求逼真与神秘、平实与夸张相结合。飞檐走壁、暗器运用，以及谐语穿插，悬念设置，都为后代武侠小说的发展起了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应当指出，《三侠五义》的思想倾向是有问题的。作者歌颂的侠客，最后还是心甘情愿去当封建统治者的鹰犬，且不说展昭、卢方，就是敢于闯皇宫、杀太监的白玉堂，后来也俯首帖耳当了四品护卫，武功成为效忠朝廷的一种资本，“义”最后服从于“忠”，这也就很符合《忠烈侠义传》的书名了。尽管如此，《三侠五义》毕竟为武侠小说开辟了一条新路。武侠公案小说一直影响到当代，以捕快为主角的新派武侠小说仍不断出现，如温瑞安的《四大名捕》也是继承和发展了这一风格，并且在《三侠五义》的基础上有了新的突破。
（三）武侠言情小说的诞生
清代武侠小说的另一派是武侠言情小说，文康的《儿女英雄传》为其代表作。文康，姓费莫，字铁仙，笔名燕北闲人，生卒年不详，估计他生活在嘉庆、道光年间。《儿女英雄传》又名《侠女奇缘》、《金玉缘》。作者认为“英雄志气”与“儿女情长”本为一体，有了英雄至性，才成得儿女心肠；有了儿女情长，才能做英雄事业。全书虽然蒙上了一层封建道德的说教，但以“儿女之情”来写英雄侠客，在武侠小说史上有其不可低估的影响。
在《儿女英雄传》之前，写侠士的感情的小说也有，但是情节不易展开，儿女之情描写得也不够淋漓尽致。明清的武侠小说大多都写侠客的豪气，不近女色，如《水浒》中的英雄豪杰都视女色为侠义所忌，其中的女英雄也是豪迈有余，柔情全无。《七侠五义》中有一段“展熊飞比剑定良姻”的故事，但是展昭与丁小姐的姻缘，不过几句话，后来就没有了交代。可见，在《儿女英雄传》之前，侠骨柔情还未真正起步，文康敢于在这方面跳出“侠不追色”的框框，为以后武侠小说世界中出现“情侠”开了先河。
《儿女英雄传》的特点：首先，塑造了一个侠女十三妹的形象。十三妹是中国武侠小说史上第一个光彩夺目的女侠，她既有侠骨，又有柔情，武艺高强，智谋极高。其次，语言优美，《三侠五义》是从说唱艺人的话本中演变而来的，而《儿女英雄传》属于文人创作。文康出身大家，古文文化底蕴深厚，对北京口语运用的极为圆熟。他绘事状物，吸收了俚俗民谚和通俗的口语，有人物、有性格、有口吻，在塑造人物和情节安排上精雕细刻，具有出人意料又在人意中的神来之笔，显示了他构思精巧和流畅明快的语言风格。他笔下的安骥、何玉凤、张金凤、安学海、邓九公以及凶僧，个个具有鲜明的个性，对话十分精妙，显示出文康较高的语言水平。最后，作为一部武侠言情小说，文康也在描写人物与情节安排上，更多地表现清代各种风俗画面，从官场写到绿林，从庙寺写到闺房，乃至一会儿写村民的市井俚语，一会儿写官宦的高雅言谈，其中写得最生动的是“悦来店静”、“能仁寺”两个段落。无论从主题、人物、情节、语言哪个角度看，都不愧是精彩绝伦的侠义小说。
（四）武侠剑仙小说与浪漫主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