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疑，科举选拔对于广大的知识分子是相当具有吸引力的。在其他改变自身状况无门的情况下，科举入仕则是他们的最后一根稻草，于是无数英才为之前仆后继，在所不辞。落第者或失望或悲愤，感慨悲歌，潦倒终生；及第者自是欣喜万分，得意洋洋，衣锦还乡，光宗耀祖。落第和及第都是人生的大事，得失之差，有如宵壤。被认为王维之后诗坛盟主的钱起，即是以为入第无门的大才子，他在诗作《长安落第》中大大抒发了一番自己的郁闷：“始愿今如此，前途复若何？无媒献词赋，生事日蹉跎。不遇张华识，空悲宁戚歌。故山归梦远，新岁客愁多，刷羽思乔木，登龙恨失波。散才非世用，回首谢云萝。”其中悲苦溢于言表。而同样早年总是登第无望的孟郊，在屡次失败之后也留下了很多悲情诗作，“晓月难为光，愁人难为肠。谁言春物荣，岂见叶上霜。雕鹗失势病，鹪鹩假翼翔。弃置复弃置，情如刀剑伤。”他科场失意，如刀剑穿心，怨恨雕鹗失势，鹪鹩飞翔，有才者落榜，无才者及第。再次落第之后，又云“一夕九起嗟，梦短不到家。两度长安陌，空将泪见花。但当他50岁终达夙愿后，他立即写下登科后的名篇：“昔日龌龊不足夸，今朝放荡思无涯。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落第时满眼凄苦再到及第后的春风得意转变，只因了那一场科举考试的上榜与否。唐代以诗取士，给予很多读书人入仕的机会，唐代科举录取进士的比例很小，读书人的仕进之途十分狭窄，能考中进士的毕竟是少数，多数人其中不乏才华出众者却未能考中。大诗人李白、杜甫均未考中进士；孟郊、韩愈、柳宗元、刘禹锡、李商隐等著名诗人，都是三四试甚至五六试始登第；罗隐六试不第，孙樵十试不第，还有许多人终身不第，抱恨而终。其悲苦之状，赵嘏写得最为真切：“落第逢人恸哭初，平生志业欲何如？鬓毛洒尽一枝桂，泪血滴来千里书。”隋唐之后的科举制度开启了中国以考试来选拔人才的先河，其中虽内容不断变化，机制也逐渐成熟，但究其本质，却是一样的。
明君的明镜——魏征
其实，在“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封建社会，魏征的成就与当朝天子李世民的知人善任是绝对分不开的，毕竟是这位大唐帝主给了魏征以报国有门的机会。我们所铭记的关于魏征的那些据理力争、勇于进谏的故事，关乎的，是一个名叫李世民的王朝。因此，也许，对于魏征的历史定位，“明君的明镜”是最为恰当的。由此，魏征死后，唐太宗备感失落，他曾用以下这段流传万古的话来评价和他战斗了一辈子的老臣：
“夫以铜为鉴，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鉴，可以明得失。今魏徵殁，朕失一鉴矣！”在此，唐太宗将魏征比作自己的一面铜镜，如若魏征九泉之下得知，也必会自己为之奉献了一生的纳谏事业欣慰了。
也许，对于魏征来说，当他受到李世民不计前嫌的礼遇之后，更是萌发了他的辅佐才能。这从他早年坎坷的人生、仕途也许可以略知一二。
魏征（580－643），字玄成，巨鹿下曲阳（今河北晋州）人。魏征自小即丧失父母，家境甚为贫寒，曾出家当过道士。其早年的宦海生涯多有沉浮：先是在隋大业末年，魏征被隋武阳郡（治所在今河北大名东北）丞元宝藏任为书记。元宝藏举郡归降李密后，他又被李密任为元帅府文学参军。唐高祖武德元年（618），李密失败降唐，魏征随其入关，但久不见用。不久，窦建德攻占黎阳，魏征被俘。窦建德失败后，魏征又回到长安，被太子李建成引用为东宫僚属。也许，正是魏征如此几起几落的政治生涯，让其最终拥有了为唐太宗赏识的资本和辅佐才能。
玄武门之变，李世民得知原太子门下有一名叫魏征的才华横溢的僚属，政权初定、渴求人才的唐太宗当即命人引见。只不过他们之间的对话是这样开始的，当时唐太宗有意要难为一下这位他已久仰大名的大臣，唐太宗说到：“你为什么要挑拨我们兄弟间的关系？”是个明白人都知道，他们兄弟之间的不和岂是一个小小的魏征就可挑拨坏的？前人都把魏征的这个回答当作他不为权势所动，敢于顶撞皇帝的耿直和坦率的个性。其实，这是没有真正认识到魏征的圆滑。事实上，唐太宗所提的这个问题本质上来说是个政治问题，作为臣子的魏征当然不能挑明。于是天生善辩的魏征换了个角度说：“如果李建成能早点听从我的建议，他就不会有今天的祸端了。”是的，魏征言下之意是，你唐太宗把你们兄弟间的政治斗争归咎在我的身上也是可以的，那好，他的失败也是正因为没有听从的劝谏才导致的。好一个聪明人，既给李世民的继位一个充足的理由，也适时地表现了自己的才能。
自此开始，一个积极上进的天子和一个尽心辅佐的臣子之间开始了他们长达二十多年的较量。关于唐太宗和魏征之间的故事，历史上有着很多丰富的记载，有关于治世的探讨，有关于后宫的琐事，其中有剑拔弩张的冲突，也有谈笑风生的戏虐。仅在贞观前三年就进谏二百余次，数十万言。如此说来，魏征真可谓李氏王朝的大总管。
贞观元年（627），深受唐太宗赏识的魏征升任尚书左丞。也许他的平步青云招致其他臣子的嫉妒，不久即有人向唐太宗密告，说魏征私自提拔亲戚作官。唐太宗听罢非常生气，立即派御史大夫温彦博调查此事。结果，查无证据，这件事纯属诬告。但无法下台的唐太宗仍派人转告魏征说：“这件事虽然属纯属别人对你的诬告，但肯定不是空穴来风。你今后要远避嫌疑，不要再惹出这样的麻烦。”魏征当然不服皇帝的没事找事，他辩护到：“君臣之间，应相互协助，义同一体。如果不讲秉公办事，只讲远避嫌疑，那么国家兴亡，或未可知。”并请唐太宗要使自己作良臣而不要作忠臣。太宗询问忠臣和良臣有何区别，魏征答道：“使自己身获美名，使君主成为明君，子孙相继，福禄无疆，是为良臣；使自己身受杀戮，使君主沦为暴君，家国并丧，空有其名，是为忠臣。以此而言，二者相去甚远。”聪明的魏征又一次在表明自己心系国家大局的前提下为自己争夺到了权益。这又是政治家的精明之处，那便是不是自己的错误当然得要理直气壮地去反驳，千万不能委屈接受，那样以后就没有翻身的机会了。良臣和重臣，都是为了这个社稷的安危。不同的是，重臣仅是死心塌地，而良臣，则是起死回生。是个人都能明白，哪一个更重要？当然，前提是，有个如魏征般能辩的人对这两个词做出一个相当有说服力的解释。
第二年，唐太宗王朝的政局已经基本稳定下来。于是，得要考虑天子嗣后的问题。唐太宗的贤内助长孙皇后，听说一位姓郑的官员有一位年仅十六、七岁的女儿，才貌出众，乃京城之内首屈一指的好姑娘；为了皇家大族优生优育的考虑，便请求唐太宗将其纳入嫔妃。此等好事，唐太宗当然没有反对的道理。只是当魏征听说这位女子已经许配陆家，便立即入宫进谏：“陛下为人父母，抚爱百姓，当忧其所忧，乐其所乐。居住在宫室台榭之中，要想到百姓都有屋宇之安；吃着山珍海味，要想到百姓无饥寒之患；嫔妃满院，要想到百姓有室家之欢。现在郑民之女，早已许配陆家，陛下未加详细查问，便将她纳入宫中，如果传闻出去，难道不怕为天下人所诟病？”太宗听后大惊，当即深表内疚，并决定收回成命。但陆家却派人递上表章，声明以前虽有资财往来，但并无订亲之事。这时唐太宗又召来魏征询问。魏征说道：“陆家其所以否认此事，是害怕陛下以后藉此加害于他。其中缘故十分清楚。不足为怪。”其实，唐太宗仔细考虑即可知道，陆家即使不怕皇帝加害与他，一个即使是富甲一方的大商，和一个拥有天下的皇帝比较，找谁当女婿，这个答案是不用考虑的。
对于一个皇帝，对于一个坐拥天下的帝王，这世上本应没有什么让其恐惧的事情。而当这个皇帝是个为天下苍生、为他的社稷考虑的君王时，他的处事方式则会受到好多牵制。关于唐太宗和魏征之间的过招，还有这么一件让人哭笑不得的事儿。某日，唐太宗李世民意外得到一只上好的鹞子，皇帝甚是喜欢，时不时拿出来逗玩一番。一天皇帝又在耍这只可爱的鹞子，看见魏征远远走来。李世民担心这个非常喜欢管闲事的大臣又要借题发挥，赶紧将鹞子藏在怀中。魏征当然将这一切都看个明白。人也不明说，就照常汇报政务，但是好像竟比往日还要罗嗦，只是苦了有话说不出的皇帝还有他那只甚为真爱的鹞子。等终于把魏征打发走人之后，也发现鹞子已经命归西天了。同样的事情还有一次，贞观五年（631），周边各国为表对大唐帝国的附庸，纷纷来进贡礼品，其中林邑国向进贡饶舌的五色鹦鹉，新罗国进献了两名绝色美女。爱美、爱玩之心人皆有之，这大唐帝国的皇帝也不例外。魏征得知此事后，又开始了他的进谏征程。他开始并没有批评皇帝的不当，而是先从赞美皇帝开始，给皇帝个台阶下再说。他说皇帝是个节俭爱民的君主，这是人民的福分。但是政权刚刚稳定，皇帝理应再接再厉勤勉于政务，而不是将精力放在毫无用处的玩乐之上。结果是，魏征这种先扬后抑的进谏方式深得唐太宗的喜欢，太宗听罢魏征的奏报，当即把鹦鹉和美女退还给了进贡国。
当然，对于魏征来说，他更是这个国家的辅佐大臣，而皇帝和他之间探讨最多的是，当是国家政务。
贞观六年（632年），唐太宗的帝王已经做得如鱼得水，国内安定，四海升平。于是李世民开始想要效仿秦皇、汉武泰山封禅的打算。唐太宗随即招来大臣进行商议。对于一个帝王来说，封禅本也不是什么特别大的事，皇帝的念头得到了诸多大臣的赞同，只有天生不合众的魏征提出反对。李世民质问魏征：你不主张封禅，是不是认为我的功业不高、德行不够、国家未安、四夷未服、年谷未丰、祥瑞未至吗？魏征回应道：陛下虽有以上六德，但隋末至今，户口并未恢复，仓库尚属空虚，物质略为匮乏，百姓受惠不多，而车驾东巡，千骑万乘所费不菲，沿途百姓难以承受。况且陛下封禅，必然万国咸集，远夷君长也要扈从。而中原一带人烟稀少，灌木丛生，万国使者和远夷君长看到中国如此虚弱，岂不产生轻视之心？如果赏赐不周，就不会满足远人的欲望；免除赋役，也远不能补偿百姓的损失。如此仅图虚名而受实害的事，陛下为什么要做？当然一直标榜自己要做个明君的唐太宗在魏征如此这番合情合理的陈述中是没有理由再去坚持去泰山封禅，毕竟，魏征的出发点是在人民的安危之上，而这人民，都是大唐王朝李氏家族的子民。
贞观七年（633），中牟县丞皇甫德参向李世民上书，直陈修建宫殿劳弊百姓，地租过于繁多，妇女喜梳高髻有伤风化等弊端。唐太宗当即大发雷霆，斥责皇甫德参意在国家不役一人，免收地租，妇人无发，想治他诽谤之罪。站在一旁的魏征当即刚直不阿地劝谏到：自古上书不偏激，不能触动人主之心。一个好的君主，不仅要听得臣子的赞美和恭维，更要接受臣子的建议，所以择善而从。李世民觉得魏征说得入情入理，不但没有治皇甫德参的罪，反而将他提升为监察御史。
除了日常辅佐帝王和进谏纳言之外，魏征还支持编写了多部史书。贞观十年（636），魏征奉命主持编写的《隋书》、《周书》、《梁书》、《陕书》、《齐书》（时称五代史）等，历时七年。其中《隋书》的序论、《梁书》、《陈书》和《齐书》的总论都是魏征所撰，时称良史。
这一年的六月，魏征因患眼疾，请求解除侍中之职。唐太宗考虑到魏征的身体，也可能只是想要魏征少一些谏言，便答应了他的请求，将其任为特进这一散职，但仍让其主管门下省事务，其俸禄、赏赐等一切待遇都与侍中完全相同。如此看来，皇帝对于这一出了名喜欢冒犯皇帝龙颜的谏官还是相当满意的，并尽可能给了他相当的礼遇。有学者称，魏征的此番作为有明哲保身、急流勇退的含义。其实，这是对于魏征政治意图的误解。如若魏征有此打算的话，他便没有前文所述的那些进谏行为，更没有后来退居二线后对于皇帝的规劝。贞观十二年（638），魏征看到唐太宗逐渐怠惰于政事，生活上也开始追求奢靡，便呈上了著名的《十渐不克终疏》，总结了皇帝相较于早年的十个变化，提出了“四不”的规谏，即“傲不可长，欲不可纵，乐不可极，志不可满。”魏征认为，权势过大难免会让人产生侍骄放纵之为，而“竭诚则吴越为一体，傲物则骨肉为行路”，凭借权势待人以傲，难免众叛亲离的结局。魏征还曾对李世民说：“内外治安，臣不以为喜，唯喜陛下居安思危耳。”他把居安思危视为最可宝贵的精神财富。并相应列出了皇帝理应考虑的“十思”，即“见可欲则思知足，将兴缮则思知止，处高危则思谦降，临满盈则思挹损，遇逸乐则思撙节，在宴安则思后患，防拥蔽则思延纳，疾谗邪则思正己，行爵赏则思因喜而僭，施刑罚则思因怒而滥”。皇帝对于魏征的此番言论相当赞赏，并命侍臣将《十渐不克终疏》写于宫殿屏风之上，以便早晚自省，并令史官抄写一份存档为后世之鉴，并以十斤黄金和两匹骏马作为魏征的赏赐。
勤勉一生的魏征和唐太宗之间的对话，留下了万古流芳的诸多记录，而他们之间的明君昏君的探讨更是让此后的皇帝引以为戒。贞观元年（627），其时李世民刚刚即位，有一天他问魏徵：“爱卿，你说何为明君，何为暗君？”魏征从容答道：“兼听则明，偏信则暗。人主如果能广泛地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就可称得上是一位明君，但要是只相信一个人的说法，那就不可避免是昏聩的君王了。昔日尧经常咨询下民的意见，所以有苗的恶行他才能了解；而舜善于听取四面八方的声音，故共、鲧、欢兜这些奸臣都不能蒙蔽他的视听。反之，秦二世只相信赵高，最终导致亡国；梁武帝任用朱异一人，才引发侯景之乱；隋炀帝偏听虞世基之言，天下大乱而不自知。这都是反面的例子。所以人君应该兼听广纳，这样才能充分了解各方面的情况，而不会受到一两个大臣的蒙蔽。”魏征侃侃而谈，从远古说到前朝，援古引今，将一个明君的所要遵从的规律解释得合乎情理。
贞观十六年（642），勤劳一生的魏征染病在床。唐太宗得知之后马上前往探视。皇帝来到魏征家中一看，只见魏征家无正寝，他立即下令将自己本来用作修建小殿的木料为魏征营建了一间大屋。此后不久，魏征病逝家中，唐太宗亲自前往吊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