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孙氏在防止外戚专权上同样不遗余力。长孙无忌是长孙皇后的哥哥，文武双全，早年即与李世民是至交，并辅佐李世民赢取天下，立下了卓卓功勋，本应位居高官，但因为他的皇后妹妹，反而处处避嫌，以免给别人留下话柄。唐太宗原想让长孙无忌担任宰相，长孙皇后却奏称：“妾既然已托身皇宫，位极至尊，实在不愿意兄弟再布列朝廷，以成一家之象，汉代吕后之行可作前车之鉴。万望圣明，不要以妾兄为宰相！”唐太宗不想听从，他觉得让长孙无忌任宰相凭的是他的功勋与才干，完全可以“任人不避亲疏，唯才是用”。而长孙无忌也很顾忌妹妹的关系。不愿意位极人臣。万不得已，唐太宗只好让他作开府仪同三司，位置清高而不实际掌管政事，长孙无忌仍要推辞，理由是“臣为外戚，任臣为高官，恐天下人说陛下为私。”唐太宗正色道：“朕为官择人，唯才是用，如果无才，虽亲不用，襄邑王神符是例子；如果有才，虽仇不避，魏征是例子。今日之举，并非私亲也。”长孙无忌这才答应下来。而长孙皇后仍然多次请求夫君降低兄长官职，只授予荣誉性虚衔。直至弥留之际，她仍然不忘谦称自己家族并无重大功勋，提醒夫君防范外戚专权，并力图永久保全家族的名望和声誉：“妾家以恩泽进，无德而禄，易以取祸，无属枢柄，以外戚奉朝请足矣。”
对自己的亲哥哥如此压制，而对曾经给自己带来过无穷痛苦的同父异母哥哥长孙安业，长孙皇后却是另外一副态度。她不仅宽容了长孙安业往日的绝情，而且还私下做通了李世民的工作，让他赏给长孙安业一个品级不低的武职。即使后来身为监门将军的长孙安业卷入了叛乱，长孙皇后依然以德报怨，恳请李世民留下了长孙安业的性命。
长乐公主是唐太宗与长孙皇后的掌上明珠，将出嫁时，所配嫁妆要比唐太宗的姐姐永嘉公主加倍。魏征听说了此事，上朝时谏道：“长乐公主之礼若过于永嘉公主，于情于理皆不合，长幼有序。规制有定，还望陛下不要授人话柄！”长孙皇后对此十分重视，她称赞道：“常闻陛下礼重魏征，殊未知其故；今闻其谏言，实乃引礼义抑人主之私情，乃知真社稷之臣也。妾与陛下结发为夫妇，情深意重，仍恐陛下高位，每言必先察陛下颜色，不敢轻易冒犯；魏征以人臣之疏远，能抗言如此，实为难得，陛下不可不从啊。”长孙皇后不仅是口头上称赞魏征，而且还派中使赐给魏征绢四百匹、钱四百缗，并传口讯说：“闻公正直，如今见之，故以相赏；公宜常秉此心，不要转移。”
还有一次，魏征不知何故又在朝廷上惹怒了唐太宗。唐太宗罢朝回宫，怒气冲冲地说：“会须杀此田舍翁。”长孙皇后问是为谁发这么大的脾气。天子说是魏征，因为每每当廷给他难堪。长孙氏没说什么就退了下去，换了一身庄重的朝服站在庭前。李世民很惊讶地看着盛装的妻子。长孙皇后一本正经地解释道：“妾闻主明臣直；今魏征直，由陛下之明故也，妾敢不贺！”唐太宗听了先是一怔，既而欣喜，脸上乌云一扫而空。
魏征得到长孙皇后的支持和鼓励，更加尽忠尽力，经常在朝廷上犯颜直谏，丝毫不怕得罪皇帝和重臣。也正因为有他这样一位赤胆忠心的谏臣，才使唐太宗避免了许多过失，成为一位圣明君王，说到底，这中间实际上还有长孙皇后的一份功劳。可以说，长孙皇后是用自己的智慧和智商平衡了朝野，同时也显示了大唐王朝的智力所达到的高度，虽然在李世民的朝堂之上，看不到长孙皇后的身影，但却可以随时随地感受到长孙皇后无处不在的影响力。
不仅仅是魏征，在对待房玄龄的问题上，我们依然可以看到长孙皇后那只看不见的手。房玄龄是李世民班底的重要成员，层协助李世民经营四方、削平群雄、夺取皇位，李世民盛赞他有“筹谋帷幄，定社稷之功”；贞观时期，他总领百司，执掌政务长达20年，在朝野享有崇高威望。后来，因为一件小事，李世民将房玄龄降职打发回了老家。长孙皇后病重之时，还念念不忘此事，借李世民来探病之际，委婉地说道：“玄龄事陛下久，小心慎密，奇谋秘计，未尝宣泄，苟无大故，愿勿弃之。”李世民听了这话之后，立即召回房玄龄，让他官复原职。
贞观八年（634），长孙皇后随唐太宗巡幸九成宫，回来路上受了风寒，又引动了旧日痼疾，病情日渐加重。太子承乾请求以大赦囚徒并将他们送入道观来为母后祈福祛疾，群臣感念皇后盛德都随声附和，就连耿直的魏征也没有提出异议；但长孙皇后自己坚决反对，她说：“死生有命，富贵在天，非人力所能左右。若修福可以延寿，吾向来不做恶事；若行善无效，那么求福何用？赦免囚徒是国家大事，道观也是清静之地，不必因为我而搅扰，何必因我一妇人，而乱天下之法度！”
长孙皇后的病拖了两年时间，终于在贞观十年（636）盛暑中崩逝于立政殿，享年仅36岁。弥留之际尚殷殷嘱咐唐太宗善待贤臣，不要让外戚位居显要；并请求死后薄葬，一切从简。
临终的一幕，是长孙氏美德的集中体现，也是长孙皇后对李世民忠贞爱情的最好验证。对于李世民，她有着足够的忠诚，她曾说：“上得疾，累年不愈，后侍奉，昼夜不离侧。常系毒药于衣带，曰：‘若有不讳，义不独生！’”“妾于陛下不豫之日，誓以死从乘舆，不能当吕后之第二。”意即如果李世民死在我之前，我一定会马上服毒自尽，以免自己成为当年的吕后。这话虽然听起来有些肉麻，却充分表现出了长孙皇后的机心和忠贞。但很不幸长孙皇后反而死在了李世民前面，临死之际，长孙氏仍然顾大局、识大体，以忘我精神安排身后事。她坚决不许子女吊唁奔丧，以免悲戚，只是与相濡以沫20余载的夫君诀别，她解下系于裙边的毒药锦囊，向夫君表明一直以来“若有不讳，义不独生”的心迹，这至死不渝的爱情，令李世民感动得涕泪交流。她又语重心长地表示：“仍愿陛下亲君子，远小人，纳忠谏，屏谗慝，省作役，止游畋。妾虽殁于九泉，诚无所恨。”她还立下三条遗嘱：善待贤臣，对房玄龄勿弃而不用；防止外戚专权，勿授予长孙家族显要官位；自己在生时对国家毫无功绩，死后千万不要厚葬，因山为坟，所须器物，以木、瓦制作，俭薄送终。最后，她含笑告诉夫君，若能遵嘱而行，便是对她最大的纪念。
红颜薄命，长孙氏年仅36岁便与世长辞。忆及皇后“每能规谏，补朕之阙”，以后却“不复闻善言”，李世民不禁悲叹“朕非不知天命而为无益之悲，但入宫不复闻规谏之言，失一良佐，故不能忘怀耳”。长孙氏掌管后宫的十年，正是李世民统治的前十年，处于“贞观之治”的上升时期。不可否认，“贞观之治”的辉煌完美，与她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李世民将长孙氏葬于昭陵，并刻石为文，称“皇后节俭，遗言薄葬，以为‘盗贼之心，止求珍货，既无珍货，复何所求。’朕之本志，亦复如此。王者以天下为家，何必物在陵中，乃为己有。今因九山为陵，凿石之工才百余人，数十日而毕。不藏金玉，人马、器皿，皆用土木，形具而已，庶几奸盗息心，存没无累，当使百世子孙奉以为法。”
唐太宗并没有完全遵照长孙皇后的意思办理后事，他下令建筑了昭陵，气势十分雄伟宏大，并在墓园中特意修了一座楼台，以便皇后的英魂随时凭高远眺。这位圣明的皇帝想以这种方式来表达自己对贤妻的敬慕和怀念长孙皇后之后，而且终李世民之生，没有任何一个女人再被封为皇后。长孙皇后以她的贤淑的品性和无私的行为，不仅赢得了唐太宗及宫内外知情人士的敬仰，而且为后世树立了贤妻良后的典范，到了高宗时，尊号她为“文德顺圣皇后”。史家也给予她“乾坤辅佐之间，绰有余裕”的高度评价。
道德光环笼罩下的名君形象
昭陵
西方大哲学家黑格尔曾经一针见血地指出：“在东方各国，从古到今只有一个人（指专制帝王）是自由的。” 这种自由包括物质上和言论乃至道德上的自由。纵观中国历史，“强权就是公理”的事例比比皆是，也就是吴思所说的“血酬定律”，谁用血去拼，拼出来的江山就是谁说了算，谁就是“救世主”，可以支配天下人的命运。只要专制帝王能坐上龙椅，坐稳江山，他就可以开动各种宣传机器美化自己、丑化政敌，这些都是“小菜一碟”的事情，不成其为“问题”。这样一来，任何“大逆不道”的人都可以受到天下臣民的“衷心拥戴”，坐稳龙椅。这就是所谓的“历史是胜利者的历史”，或“胜者王侯败者贼”。胡适比较文雅，说历史是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脸谱化”是我们理解历史人物的重大误区：提起来某人，要不就是明君、贤臣，几乎不知道他的任何缺点；要不就是昏君、佞臣，又完全不了解他有什么缺点了。公式化是我们理解王朝更替的基本出发点，凡是那些末世的君主将要被替代的君主们一定是昏君，如此才导致朝代的更替，而开创新一代王朝的肯定是明君。通过隋唐两代君王杨广与李世民在史学家笔下的遭遇可见一斑。封建史家似乎更愿意“跟红顶白”，对于明主，他们不遗余力地美化赞颂；对于昏君，他们则毫不留情地丑化贬低，对于前者永远是锦上添花，对后者恨不得痛打落水狗，人为地造成明主愈明、昏君愈昏的历史迷雾。
相对于被美化者的偏偏一律，被丑化者可谓花样百出，历史上的这类冤假错案种类繁多，“众口铄金，积毁销骨”，那怕你再有神通，也让你永世不得抬头。最早的被丑化者当属蚩尤，在有关的文献记载中，蚩尤的形象是暴君和乱贼，是相当丑恶的，蚩尤原为“九黎之君”，是九黎部落联盟的首领，只不过他与轩辕黄帝发生了矛盾，被史家看成是“作乱”，那只不过是为了烘托出黄帝的高大形象，敢于向黄帝挑战的蚩尤自然就成想当然的反面人物了。事实上，蚩尤形象是在后来有了华夷之辨后才被丑化的，在儒家文化没有取得大一统的地位前，蚩尤的形象并不坏，甚至一度成为被顶礼膜拜的崇拜偶像。战国时齐国祭祀八位神仙，其中第三位就是蚩尤，号称兵主，仅排在天、地之后。
丑化的典型代表是商纣王，纣王是商代最后一位皇帝帝辛，史上也称之为殷辛。三千多年来，殷辛一直是个非常有争议的人物。后人对殷辛最早也最可信的历史记载、评价出现在东周人所作《周书·牧誓》中。书中记载，周武王讨伐殷辛时，为了出师有名曾绞尽脑汁找出了殷辛的全部罪行：听信妇言，不用贵戚旧臣，信任任用奴隶、下等人为重臣，轻视对祖宗的祭祀。这四种所谓的罪行一看就是牵强附会，按照这个标准，无论如何也不能把殷辛定性成暴君。真正商周史料《今文尚书》之《商书》、《周书》诸篇中，均未见商纣王失道失国的罪状，也无焚炙忠良、滥杀无辜、嗜血成性之类记载。但是历史是累加的，罪行也是如此：在春秋时期，关于纣王的罪状又多了“比干谏而死”，到了战国，比干的死法就生动起来了，屈原说他是被扔进水里淹死的，吕不韦说“杀比干而视其心”，到了汉朝，刘向更进一步说纣王剖开他的心是为了满足妲己的好奇心，想看看“圣人”的心是不是七窍。到了东晋，就成了“刳剔孕妇、剖贤人之心”。至于纣王最著名的“酒池肉林”、“炮烙”等暴行，不但不见于周朝文献，就是春秋时代也没有，只是到了战国末期，韩非子的书中才首次出现“纣为肉圃，设炮烙，登糟丘，临酒池，翼侯炙，鬼侯腊，梅伯醢”的描述。过了几年，吕不韦再添上“截胫观髓、刨孕妇、筑顷宫”。到了西汉，司马迁在“酒池肉林”的基础上又加了“男女裸奔其间，为长夜之饮”的生动描写，而刘向又把纣王鹿台的规模升级为“大三里，高千尺”，到了晋朝，皇甫谧更把纣王鹿台的建筑规模，比汉朝又提高了十倍，达到“高千丈”的地步。凡此种种，有史学家做过统计，见于史书殷辛的罪行最初有6项，后来战国增加20项，西汉又增加21项，西晋再增加13项。就这样，经过几千年文人、政客在“添枝加叶及随心所欲丑化炉”中的“千锤百炼”，一个暴君典型诞生了。 这种情况，就连当时的人都看的很清楚，子贡曾说：“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恶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焉。”
类似被丑化的，还有秦始皇、王莽、曹操和隋炀帝。当然，和李世民相对立的李建成也成为了被丑化的对象之一。
远的不说，我们来看看杨广和李世民这两位表兄弟的对比就可一目了然。从政绩方面来说，炀帝干了几件惠泽千秋的“形象工程”，他首开科举，凿通大运河，开发西域，仅以运河的实际功用来看，功胜长城；唐太宗除了造反成功，有一些四处杀戮的战功和所谓贞观之治外，实在例举不出具体的政绩，从“贞观”经济来比，隋朝实际上也富过唐太宗。从败笔”方面看，两人是半斤对八两，两人都曾夺嫡，把原本不属于自己的皇位抢了过来；在对待父亲上，炀帝疑杀其父隋文帝（无确证），太宗则幽禁其父致死（有明证）；再对待兄弟上，炀帝对作乱的四弟五弟未杀，太宗则不仅杀了其兄斩了其弟，还杀了自己的侄子，还兄夺弟妇，纳李元吉的正妃为杨妃；两个人都征伐过高丽，都以大败而归。以具体数字为例，以基本国情的户口来看，隋炀帝大业二年（606）有890余万；而唐初仅200余万，贞观中不满300万，至高宗永徽三年（652）才有380万。可见，贞观末期其实远不及隋炀帝时兴盛。但是，隋炀帝的苛暴弊政如好大喜功、刚愎拒谏、奢靡无度、穷兵黩武、赋役繁剧等，在唐太宗身上皆有不同程度的表现。
这样比较下来，似乎杨广的正面效应要高于李世民，而负面影响更低于李世民。那为什么这对 “表兄表弟”比起来相差无几，而形象落如此之巨？这是有原因的。炀帝为亡国之君，太宗近乎开国之帝，史家为弘扬正气，树立典型，当然要以前者为借鉴，后者为表率，而更重要的是隋炀帝爱搞 “形象工程”，却不太会维护“自家形象”；唐太宗不爱搞 “形象工程”，却特别注重树立 “自家形象”。
在皇权国家体制下，夺权篡位历来是被视为“大逆不道”的罪恶。但是，在中国历史上，夺权篡位的人还是多如牛毛，有的甚至还受到赞美和歌颂，关键是夺权篡位的行动能否成功，成功以后能否以善终结局。玄武门之变是李世民最深的隐痛。对于弑兄杀弟、逆父夺权的不光彩往事，他始终耿耿于怀。史书如何记载与评价玄武门之变，成为令李世民寝食难安的心魔，以致开皇帝干涉修史之恶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