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万历时期的瓷器在生产技艺上既有继承又有发展，被一些研究者称为转变期。在万历前期，色料还是回青料，回青用完，改用国产的浙江青料，但色料的处理比前期有了进步，更加精细。清朝顺治二年（公元1645年）设立明史馆，纂修明史，因国家初创，诸事丛杂，未能全面开展。康熙四年（公元1665年），重开明史馆，因纂修《清世祖实录》而停止。康熙十八年（公元1679年），以徐元文为监修，开始纂修《明史》。于乾隆四年（公元1739年）最后定稿，进呈刊刻。从第一次开馆至最后定稿刊刻，前后经过九十多年，是官修史书历时最长的一部。
在二十四史中，《明史》以编纂得体、材料翔实、叙事稳妥、行文简洁为史家所称道，是一部水平较高的史书。编者对史料的考订、史料的运用、史事的贯通、语言的驾驭能力都达到较高的水平。虽然它的篇幅在二十四史中仅次于《宋史》，但读者并不感到冗长而生厌。
《新元史》与《清史稿》民国初年，柯劭志改编《元史》而成《新元史》，北洋政府总统徐世昌乃其老友，遂下令将之列入正史，于是有"二十五史"之名。如加上后来的《清史稿》，则为"二十六史"，总计达四千卷。但"二十五史"和"二十六史"之名并不为人普遍认同，原因是《新元史》虽取材较《元史》为广，但决不可能取代《元史》，且作为民国时期的作品，观念过于陈旧，材料皆不注出处，因而其成就始终未得到学术界的公认。至于《清史稿》，系由一批清遗老主持修成，其书一味颂扬清"德"，敌视晚清革命，疏略亦多，刊行后，其正史地位也一直未得到民国政府的承认。
史注体的发展
司马贞的《史记索隐》继裴驷《史记集解》后，在《史记》研究中作出了更大贡献的是司马贞的《史记索隐》。
司马贞，唐开元问人，曾为国子博士、弘文馆学士。《史记索隐》的体例与孔颖达的《五经正义》相似，它既为《史记》的原文作注，同时又为裴的《史记集解》作注。司马贞学识广博，才情横溢，他不守汉儒"疏不破注"的旧例，他攻驳、纠正了裴骃《史记集解》的许多错误。司马贞不仅攻驳徐、裴旧注，亦且攻驳司马迁《史记》原文，对原"单于和亲"瓦当西汉"单于和亲"瓦当反映的是公元前33年，西汉和匈奴和亲的这段历史。文提出辨正，发语警辟，使人耳目一新。
司马贞天资极高，《史记索隐》的成就也很大，明末清初的大藏书狩猎纹高足银杯唐代该杯为唐代酒具，饰珍珠纹地，在地纹上用阴线刻出狩措纹及奔跑的猪、鹿和狐等图像。家毛晋曾把它和颜师古的《汉书注》同时并举，说它们"如日月并照"。
与《史记索隐》同一时代，只是时间略晚一点的另一部有关《史记》的重要著作，是张守节的《史记正义》。
张守节《史记正义》的体例是，既为《史记》原文作注，同时也为《史记集解》和《史记索隐》作注。关于前两项，人们历来没有分歧；关于《正义》注《索隐》的问题，是直到1962年程金造的考辨文章发表后才成定论的。张守节长于舆地之学，《正义》的贡献主要是在地理方面。前人注释有不当处，《正义》也予以攻驳。《正义》最大的缺点是文多芜蔓，有许多不关紧要之处，文字烦琐冗长。
《集解》、《索隐》、《正义》被称为"三家注"，成武灵丛台武灵丛台是古城邯郸的象征，位于邯郸市中心丛台公园内。丛台之名，源于当时有许多亭台建筑连接垒列而成，《汉书》颜师古释文："连接非一，故名丛台。"相传它始建于赵武灵王时期（公元前325～前299年），故称武灵丛台，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为《史记》注中的权威著作。"三家注"依次相注，关系紧密。起初它们是各自独立成书的。《集解》附于《史记》原文，《索隐》、《正义》各自单以注释行世。到了北宋，开始有人将三种注本打散，统一地穿插、编排于《史记》的正文之下。可惜这种三家注合刻本，我们今天已经见不到了。今天所能见到的最早的三家注合刻本，是南宋宁宗庆元年间的黄善夫本。现在常见的"百衲本"二十四史中的《史记》，就是根据这个本子影印的。
唐代颜师古注《汉书》颜师古的祖父颜之推为南北朝繁忙的漕运明代北宋时期，造船业和漕运相当发达。北宋在广州、杭州、明州等港口设立了市舶司，管理对外贸易。南宋偏安东南，一些沿海城市迅速发展起来，海外贸易有了更大的发展。广州、泉州和明州是南宋的三大贸易港口，高宗时，市舶收入达到了两百万贯，在南宋财政收入中占有重要地位。时的著名学者，有著名的《颜氏家训》二十篇行世。师古的父亲颜思鲁，以儒学显名，撰有《汉书决疑》。
在颜师古之前，已有多人为《汉书》作注，据清人王先谦统计，总共有二十家，其中不乏像应劭、服虔、韦昭这样的名家。但颜师古《汉书注》一出即为时人称道，可见其注之魅力。
颜师古主张依照《汉书》原文客观地注《汉书》。他注《汉书》，首先是订正《汉书》在流传中产生的讹误脱漏，恢复《汉书》的原貌；其次是阐明由于时代的推移所出现的语音、词义的变化，以及名物、典制、史实等问题。颜师古参酌胡三省墓及其雕像甄别二十家注释，根据新注的需要利用旧注，"普更详释，无不洽通"，并且"上考典谟，旁究《苍》、《雅》，非苟臆说，皆有援据"。这样，颜师古所作新注不仅内容丰富，而且引据确凿。颜师古深知难字、假借字是读懂《汉书》的主要障碍，同时也考虑到读者会因"更求诸别卷，终恐废于披览"而影响正确理解原文，故注中有关注音、解词、辨古今字的内容较多，有人称颜注是重训诂一类的史注，这虽然有一定道理，但主要原因还在于《汉书》多用古音、古字，到唐代已有古今之隔，这是注释《汉书》必须做的。为了疏通《汉书》文句，颜师古不仅注音解词，而且还串讲语句，指出词句演化轨迹。颜师古根据《汉书》是史书的特点，非常重视时间、地点、史实的补充和注释。颜师古反对考辨正文，但注中也存有异说，兼容并存有一定参考价值的不同解释，其目的仍是为了正确理解原文，绝无"多引杂说"哗众勾栏百戏说唱图壁画宋代这幅宋代壁画描绘的是宋朝的百戏场面。舞台用条缦围成，各种乐手和杂技艺人被描绘得生动传神。取宠之意。正因为此，故颜注出而为《汉书》第一名注。
南宋胡三省注《资治通鉴》胡三省（公元1230～1302年），字身之，号梅涧，浙江宁海人，南宋末年的爱国学者和杰出的史学家。胡三省《资治通鉴音注》（后人一般称为"《通鉴胡注》"），是一部传世的史学佳作，三省仅凭此一书，便足以跻身于中国古代史学大家之列而毫无愧色。
北宋司马光出于"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的目的，花了十九年时间，奉旨修《资治通鉴》二百九十四卷。《资治通鉴》系统地记载了上起公元前403年（周威烈王二十三年），下至公元959年（五代后周世宗显德六年），长达1362年的历史，是中国历史上跨度最大的一部编年体巨著。由于《资治通鉴》卷帙浩繁，知识广涉，通读为艰，故自问世后，注家蜂起。但注家大都才识平庸，剽窃杂说，拼凑成书，致使内容前后矛盾，谬误者比比，不仅无益于读诵，反导人于歧途。胡氏有感于《资治通鉴》旧注散失，乖谬百出；治乱兴替，幽微难明，遂立下作注宏愿。影青刻花注子碗鎏金花瓣银盏
宋代人注重饮食，同时也注重饮食器具的精雅，从图中的这两件手工制品便能印证这一特征。三省历时二十载，依唐陆德明《经典释文》的体例完成了《通鉴广注》九十七卷及《著论》十篇。可是宋德祜二年（公元1276年）二月，元军长驱直入，三省避难新昌，乱中文稿尽失。三省隐居故里，发愿重注。有了第一次注释《通鉴》的经验，又改进注释的方法，从读者阅读之便，以《考异》及所注音散入《通鉴》各文之下，历法、天文则随文所出而附注，广征博引，精心考订。三省又历十载，于至元二十一年（公元1284年），乃成今日存世的《资治通鉴音注》二百九十四卷巨著，并精心撰写了《新注资治通鉴序》和《通鉴释文辨误后序》。继而续撰《通鉴释文辨误》十二卷，《通鉴小学》二卷。
郢爰
《文献通考》考记录了春秋战国时期有关货币制度的史实。图为1982年江苏出土的楚国黄金货币--郢爱。胡注可分两犬部分，其一是对《通鉴》文本的注释考据，属于技术性的史考层面；其二是对《通鉴》史事的评说议论，属于思想性的史论层面。《通鉴音注》在记事、地理、制度、音读等方面，都详加注释，并指出原文或其他注文的谬误。正如胡注《自序》所说："凡纪事之本末，地名之异同，州县之建置离合，制度之沿革损益，悉疏其所以然。"这种注释工作，包含了校勘、考订、辨误、训释音义等多方面的内容，大大便利了《通鉴》的阅读和流传。胡三省还在注文中阐发自己的史学观点和见识，对史实、史法作出评论，并借注释表露其忧国忧民，反对民族压迫的思想。
胡三省的《资治通鉴音注》与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卷数相同；据有关专家统计，字数也相近（有三百万字之多）。然而一为官冯驩弹铗插图此图为清末民初的石印本《东周列国志》插图，描绘的是孟尝君门下的齐国人冯驩。此人曾为盂尝君献策"狡兔三窟"，并为其为相数十年，是历史上一位有着雄才大略之人。修，一是私注；一是有助手帮助，一为独立撰写；一是费时十九年，一是历经三十载。可见胡三省作《音注》，比司马光修《资治通鉴》更为艰辛，"至于孜孜卫翼，拾遗补误，亦几乎司马氏之忠臣而无负"。
史评史考
史评始于司马迁我国的史评，最早可追溯到战国。不过战国时期的史评，是对历史的评论，而非后来所谓对历史著作的评论。诸子争鸣，以史发议，多为政治现实所用。如孟子"言必称尧、舜"，提出"五百年必有工者兴，其间必有名世者"等观点。商鞅说"二代不同礼而王，五伯不同法而霸"，"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为变北齐校书北齐是北朝文学比较繁荣的时期，朝廷也提倡学习汉人传统文化。此图表现北齐学士奉命勘定五经诸史的场面。《史记》的校勘也在这种场合下进行。法造舆论。邹衍讲历史，大大扩展时空概念，伸延到哲学的范畴，提出"五德终始"说，以投合君主"君权神授"的胃口。李斯以秦史论秦政，韩非的是今非古论，对当时和后世都有很大的影响。
《晏子春秋》书影
晏子，名婴，字平仲，春秋时代政治家，齐国和管仲齐名的贤相。《晏子春秋》记录了晏子的"礼冶"和"薄身厚民"的政冶主张，以及有关晏子的言论和事迹。罔为明刊本《晏子春秋》书影。
黄宗羲
黄宗羲为明末清初史学家、思想家。黄宗羲为学领域极广，成就宏富，身历明清更迭之际，认为"国可灭，史不可灭"。他论史注重史法，强调真实可信。所著《明儒学案》，搜罗极广，用力极勤，是中国第一部系统的学术思想史专著。不过，这些都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史学评论，真正的史学批评，开始于司马迁。他认为《春秋》是"礼义之大宗"，"采善贬恶"，肯定了史书的教育作用和政治意义。堪称史评专篇的是班彪的《前史略论》，他在文中谈到古来的史官和史籍，着重评论了司马迁与《史记》，既肯定其有"良史之才"，又指责其"大敝伤道"。班彪对《史记》的评论，表明了马、班史学思想之分歧，直接影响了其子班固修编《汉书》。
梁代《史传篇》与隋朝《经籍志》两汉以后，史学评论渐多，梁代刘勰《文心雕龙·史传篇》是史评专文，探讨了古代史官的建置与职守，叙述了史书的源流、派别及其得失，议论了撰史的功用、目的与态度。《隋书·经籍志》史部分十三类，各类之序叙述各类史书的源流，并加以评论。史部十三类的序加在一起，就是对过往史籍的全面的史学总结。
秦兵种戎装图
以马端临的"文献通考》为例的史书对黄帝至唐的兵制作了记录。图为秦陵兵马俑出土的各兵种雕像，其细致的兵种配置体现出秦代兵制的成熟。由唐至清的史评唐人最重要的史评著作是刘知几的《史通》。宋人议论史学中义理与史实孰重，明末学者评论明代史学与学风。明末清初，社会矛盾激化，动乱频仍，史学出现生气。李贽主张经史相为表里，以史经世，反对脱离现实而空言义理。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等明确提出了经世致用的治史方针，要从历史研究中寻找社会历史发展的前途，总结解决社会矛盾的办法。黄宗羲除《明儒学案》等学术史专著外，还著有史论专著《明夷待访录》。这部书尖锐地批判封建政体的腐败，抨击封建君主专制的缺点，主张对君权严加限制。顾炎武的文集中有一些出色的史论与政治结合的文章。他针对明代空言心性而讲究考据，但考据只是作为手段。其代表作《日知录》，考古而证今，目的仍在经世致用。王夫之提出了"理势合一"和"趋时更新"的进步历史观，又强调以史为鉴，以"求治之资"。他的代表作《读通鉴论》和《宋论》，以辩证的思想评论历史，史论中寓有政论。
清朝官修的《四库全书总目》，在史部评论古代各种史书体例和得失，提倡历史考证。史学理论家章学诚所著《文史通义》，对古代史学作了尖锐批评，提出了独到的史学见解。
章学诚与《文史通义》
章学诚（173Z～1801年），字宴斋，著有《史籍考》、《文史通义》、《校雠通义》等。章氏在《文史通义》中，不仅批判了过去的文学和史学，也提出了编写文史的主张。他对编纂史书的具体做法，又表现在他所修的诸种地方志之中。史评史上的双璧中国史学理论著述稀少，传统史学中真正意义上的史学理论与批评专著只有两部书，那就是唐刘知几的《史通》和清章学诚的《文史通义》。二书自成思想体系，博大精深，堪称史学批评发展史上的"双璧"。
唐代史学理论家刘知几所著《史通》，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史学评论的专著。《史通》全书二十卷，四十九篇，分内外二篇，其中内篇三十九目，《体统》、《纰缪》、《弛张》三篇有目无文，仅存三十六篇。内容多论史书源流、体例及编辑方法。外篇十一目，其中《杂说》分为上、中、下三篇，共十三篇，多论史官建置沿革及史书得失。
顾炎武与《日知录集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