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子兵法·谋攻篇》：“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攻城之法为不得已。”“伐谋”，指以己方之谋略挫败敌方，不战而屈人之兵。孙武认为伐谋最为有利，故为“上兵”，是最好的战争手段。伐谋的实质是对敌人正在计划或刚刚开始遂行其谋划时，便能窥破其谋，揭穿其谋，破坏其谋，借以实现己方的政治军事目的。《百战奇略》云：“凡敌始有谋我者，从而攻之，使彼计衰而屈服。”法曰：“上兵伐谋。”就是说，当敌人开始谋图侵我时，要针对他的企图加以破坏，使敌人不敢对我采取军事行动。这就是《孙子·谋攻》中说的：“指导战争的上策，是以谋略胜敌。”
曹操根据自己的经验，对“上兵伐谋”作过解释。他说：“兴师深入长驱，据其城郭，绝其内外，敌举国来服为上。”他认为“上兵伐谋”是以强大的军事力量作后盾，并和“伐兵”、“攻城”互相配合，力争以最小的代价，取得最大的胜利，达到使敌人全部降服的目的。它不是取消军事斗争，也不同于使敌人全部降服的目的。它不同于取消军事斗争，也不同于死拼蛮干的单纯军事进攻。优秀的指挥员无不重视首先以谋略战胜敌人，“全国为上”，“全军为上”，“全旅为上”，“全卒为上”，“全伍为上”，兵不血刃而达到利可全之目的。
“兵以诈立”，多谋者胜，这是军事斗争的普遍规律。“谋诈”必须以军事实力为后盾，又和战场上的军事行动紧密相连。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的力量还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在一定条件下，精神力量可以改变物质力量的形态。指挥员计谋运用得当，常可以不用武力而使敌人屈服，甚至推迟或避免一次战争的爆发，这样的事例在我国古代战争史上不胜枚举。
公元前627年，秦穆公任孟明视为大将，西乞术、白乙丙为副将，谋袭郑国。郑国商人弦高在贩牛途中得此消息，为替国家排难解危，他急中生智做好两手准备：一面派人星夜赶回郑国向国君报信；一面假扮成国君使臣，挑选20头牛，自乘一车，迎着秦军而去。走到滑国的延津，与秦军相遇。弦高按照使臣礼节拜见秦军主将孟明视说：“我们国君听说三位将军率领部队来，特意准备一点薄礼，派我前来迎接和慰劳将军。因为我国处于几个强国之间，不断遭受外来侵略，所以厉兵秣马，边防将士常备不懈，枕戈待旦，你们见此情况不要介意。”孟明视听罢，大吃一惊。他觉得自己的军队劳师袭远，是为着攻其不备。既然郑国已得知此一行动，又做好战争准备，若再去袭击很难取胜。于是改变计划，顺手在滑国抓了一把，便撤军回国，向秦穆公交差去。郑国由此避免一场战祸，转危为安。
优秀的指挥员多重视“伐谋”，可不战而屈人之兵。《旧唐书·列传第七十郭子仪》载，公元765年，吐番、回纥、党项、羌浑、奴刺、山贼任敷、郑庭、郝德、刘开元等30余万人进犯，唐京师大震。朝廷急召郭子仪视师。子仪知兵力单薄，战必不胜。但自忖彼等多系自己旧部曲，且又素结以恩信，度彼等必不忍以刃相向。于是，亲率数骑直奔回纥营寨。回纥诸酋长纷纷下马参拜。子仪不卑不亢，落落大方，对回纥诸酋长陈说利害，并责其负约。诸酋长谢过，子仪即召与饮，并馈绵彩结欢，誓好如初。郭子仪利用了吐蕃与回纥之间的矛盾，争取与回纥结盟，吐蕃势孤，只好退兵。唐之危随之解除。
“伐谋”的目的，在于求得无形的胜利。它包含有广阔的内容，如运筹、计划、政略、经济和外交手段的配合，以及适情、适势、适事、适机、适时的用兵等。这就要求军事指挥机构中，必须分工有专门运筹帷幄、出谋划策的“智囊”人物。
《六韬》中讲，领兵挂帅的主将周围，要组建股肱羽翼72人，帮助主将运筹计划。实际上这就是一个包括有司、政、后各类专业人才的谋略班子。到了19世纪，西方军队中出现了由各类参谋人员组成的参谋机关，逐步发展成现代军队中的参谋部或司令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国组成一批优秀的科学家与工程技术人员参与军事谋划工作，他们将一门新兴的数学分支——运筹学运用于战争，使一批新式武器与新战术相结合，取得了显著效果。这个由各类科技专家组成的“智囊团”，颇受美国朝野的称赞。由此可见，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并用于军事，“伐谋”也将比过去更加复杂。
五、谋深计远
《寤言二迁都建藩议》云：“自古不谋万世者，不足谋一时；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
这就是说自古以来不考虑长远利益的，就不能策划好当前的问题；不考虑全局利益的，就不能策划好局部的问题。远谋方有深韬略。军事家应具有战争头脑，能置身于泰山极顶观察局势，不被一叶障目，不计一时得失。而应着眼长远利益，着眼未来。
《吕氏春秋》记载的一则故事，为我们处理好这一关系做出典范。晋文公将与楚人战于城濮，召咎犯而问曰：“楚众我寡，奈何而可？”咎犯对曰：“臣闻繁礼之君，不足于文；繁战之君，不足于诈。君亦诈之而已。”文公以咎犯言告雍季，雍季曰：“竭泽而渔，岂不获得？而明年无鱼。焚薮而田，岂不获得？而明年无兽。诈伪之道，虽今偷可，后将无复，非长术也。”文公用咎犯之言，而攻楚人于城濮。反而为赏，雍季在上。左右谏曰：“城濮之功，咎犯之谋也。君用其言而后赏其身，或者不可乎？”文公曰：“雍季之言，百世之利也，咎犯之言，一时之务也。焉有以一时之务先百世之利者乎？”晋文公顾近时之利而不忘百世之利，可谓具有远见的一位明君。
《战国策》记载一则预测事态发展而深谋远虑，从而避免亡国的故事。五国约而攻秦，楚王为从长。不能伤秦，兵罢而留于成皋。魏顺谓市丘君曰：“五国罢，必攻市丘以偿兵费。君资臣，臣请为君止天下之攻市丘。”市丘君曰：“善。”因遣之，魏顺南见楚王，曰：“王约五国而西伐秦，不能伤秦，天下且以是轻王而重秦。故王胡不卜交乎？”楚王曰：“奈何？”魏顺曰：“天下罢，必攻市丘以偿兵费，王令之勿攻市丘。五国重王，且听王之言而不攻市丘；不重王，且反王之言而攻市丘。然则王之轻重必明矣。”故楚王卜交而市丘存。如果魏顺不预测到五国将攻市丘，在未发生战争之前就去劝说楚王，则市丘之存在的命运就很难设想了。
《三国志》记载：曹操在东汉末年军阀混战中能够战胜群雄、统一北方，与他具有远见卓识分不开。特别是在军阀混战中注意恢复与发展农业生产，起了重要的作用，曹操在建安元年镇压黄巾起义后实行屯田，“州里列置田官，所在积谷，征伐四方，无交粮之劳”，“数年之中所在积粟，仓廪皆满”。一般没有远见的军阀是“无终岁之计，饥则寇略，饱则弃余。”“袁绍在河北，军人仰食桑椹；袁术在江淮，取舍蒲赢”，“民人相食，州里萧条”。曹操发展农业生产就在于他有远见，对未来预测能力较强，最终得以称霸。
一个将帅如果预见能力强，就能把握事态的发展，争取斗争的胜利。《三国演义》记载：赵云保护刘备去东吴招亲，临行前，孔明交与三条“锦囊”，即三条妙计，这充分反映孔明预测能力强，能够把握事态的发展进程。到东吴后，打开第一个“锦囊”，赵云先让“随行五百军士，俱披红挂彩，入南徐买办物件，传说玄德入赘东吴，城中人尽知其事”。“又教玄德往见乔国老。”孔明知道孙权、周瑜意在荆州，提亲是计，十分保密，孔明第一计是使人尽知。国太感到，如杀刘备，“我女便是望门寡，将来再怎的说亲？须误了我女儿一世”？“若用此计，便得了荆州，也被天下人耻笑。”迫使孙权弄假成真。孙权硬的一手失败后，必会将错就错，用软办法将刘备留作人质。刘备掉进安乐窝，贪恋女色，乐不思蜀，忘记帝业大事，因此孔明的第二条“锦囊”计：“今早孔明使人来报，说曹操要报赤壁鏖兵之恨，起精兵五十万，杀奔荆州，甚是危急，请主公便回。”激刘备逃出东吴。孔明还推断周瑜必然会在各路口派兵把守，刘备一旦逃回，必派兵追杀。因而最关键的时刻，只有依靠郡主的权威，才能斥退追赶、拦路的东吴将领。出于这一推测，他预先设计出第三条“锦囊”计。孔明的预测能力所产生的计谋，使东吴“赔了夫人又折兵”。
周朝姜太公在回答是否可以出兵伐商时说：“先谋后事者昌，先事后谋者亡。”这说明谋者仅仅预料到事态的变化还不够。预测是为了更好地谋略，并要采取措施，创造条件，将行动建立在充分准备的基础之上。姜太公不仅预测到商之将亡，而且辅助周王朝为伐商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姜尚曾对周文王说：“鸷鸟将击，卑身翕翼，猛兽将捕，免耳俯伏；圣人将动，必有愚色”要文王在伐商前装出无所作为的样子。到周武王十一年（公元前1066年），武王得到报告说，商纣王叔父比干因劝谏纣王，被纣王杀死，纣王叔父箕子因不满纣王残暴淫逸，被囚；纣王庶兄微子见国势将危，多次劝谏不听，遂出走。周武王问姜太公：“商可伐乎？”太公说：“先谋后事者昌，先事后谋者亡，夏条可结，冬冰可折，时难得而易失。”武王于是年正月率“戎车三百乘，虎贲三千人，甲士四万五千人”，联合各诸侯国会师孟津。2月5日陈师牧野。牧野一战，几十万商军“瓦解而走，遂土崩而下”，纣王登鹿台自焚，商王朝六百余年统治结束。
孔子在《中庸》中说：“凡事豫而立，不豫则废；言前定则不跆，事前定则不困，行前定则不疚，道前定则不穷。”任何事情，如果有了预测，先做好准备，就可以成功，没有准备就要失败。从上述事例中我们可以看出：预测事物的进展对于谋略者来说显得何其重要，只有预测了才能早做准备，没有预测好也就无从做好准备，预测是谋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一名谋略者，需要具备预测能力，高明的谋略者必须具有高明的谋略艺术，他将比一般人看得更远些，认识得更深一些。美国著名历史学家布鲁斯·卡顿在谈到预测艺术对一个领导者作用时评说林肯总统道：“对此人说来，有的时期天空会接触不到地平线，而他却看得到天际之外正在移动的物体。”
六、因形用权
《吴子兵法·论将第四》：“凡战之要，必先占其将而察其才。因形用权，则不劳而功举。”意思是说，一般作战的要诀，在于一定先弄清敌方将领，观察他的才能如何。通过由表及里地分析判断来确定相应的对策，就会不十分费力而大功告成。权诈之术，只有迎合敌方决策者的情绪特点才能生效。聪明的指挥员，应切切实实地掌握敌方将领的一切情况。相传在北宋时，北辽八个侯王带领十万番兵进犯中原。两名番兵到宋营下战书。这份战书，只是一副对联的上联，说宋朝如果有人能对出下联，自愿收兵，决不食言。那上联写道：
张长弓，骑奇马，琴瑟琵琶八大王，王均在上，单戈独战。
宋营里三军将领相互传阅，无人能寻。民间一位塾师听此消息后星夜来宋营，立刻写出下联：
伪为人，袭龙衣，魑魅魍魉四小鬼，鬼都站旁，合手便拿。
番兵取回战书，主将一看，恼羞成怒，不但没有收兵，竟连夜出兵偷袭宋营。不料宋营因形用权，预先设好埋伏；并乘番兵偷袭之际，分兵攻打空虚的番营。这一来，番兵偷袭遭暗算，自己营盘又被偷袭，进退无路，不战自溃，八大王有的阵亡，有的被擒……据说自此一战，辽政权三十余年不敢斜视中原。
这个战例正是建立在对敌将个性特征深刻了解基础之上的，针对敌将目空一切的骄傲情绪，用计谋挑起敌将怒气，又巧施妙计，陈兵布阵取得作战胜利。
军事谋略的很大成分是夺敌将心，而夺心先得知心。所以，敌手性格和精神上的缺陷，正是我谋攻的突破口。例如古代兵法中讲的：敌将若是孤陋寡闻、暗昧无知而轻于信赖别人的人，就可以用各种诈术引诱欺骗他；若敌将是个贪财好利而轻视名节之徒，就可以赠送宝马良车、财货美女来收买他；若敌军中上层指挥员富足而骄奢，下级士官兵卒贫穷而怨恨，就可用各种手段对其进行分化瓦解；若敌军的精神防线已崩溃，部队对上级指挥官丧失信心而无所依从，就可以用突然猛烈的震撼性打击使其彻底溃散；若敌军中下级军官鄙视他们的上级将领而存有异志，就可以打入其内部，争取我的内应力量；若敌军久驻一地，惰气充塞，将士懈怠而放松警惕，就可以乘机秘密行动，进行奇袭，等等。
知彼知己，百战不殆。因形用权，在于深入研究敌军。研究敌军的装备，研究敌军的战术，更要研究敌军思想组织领域里的裂缝和敌将用兵的习惯及才能。
七、胜于无形
《孙子兵法·形篇》：“见胜不过众人之所知，非善之善者也；战胜而天下日善，非善之善者也。故举秋毫不为多力，见日月不为明目，闻雷霆不为聪耳。古之所谓善战者，胜于易胜者也。故善战者之胜也，无智名，无勇功。”这就是说，预见胜利超不过一般人的洞察力，不是高明中最高明的；经过力战取胜而名扬天下的，也不是高明中最高明的。这就像能举起秋毫算不得力大，能看见日月算不得眼明，能听到雷声算不得耳灵一样。古时所谓善于打仗的人，他取得胜利，既显不出智谋的名声，也看不出勇武的功劳。
自古道：“善除患者，理于未生；善胜敌者，胜于无形。”譬如治病与防病，待大病缠身，再作调治，即使痊愈，身体毕竟遭受了病痛的折磨和摧残。倘若防患于未然，则可免除许多痛苦。所以应该说，预防工作做得好的，才是最高明的医生。然而，正由于患消于未生，天下不知，无人称智；胜于无形，兵不血刃，无人言勇。
春秋末期，公输般造云梯，准备攻宋。墨子知道后，赶至楚国，向楚王陈非攻之义，终使楚罢兵。这段史实，就是“形于无形”的典型事例。
楚惠王时，鲁之巧人公输般为楚作云梯，将以攻宋。墨子闻之，自鲁往，裂裳裹足，日夜不休、行十日十夜而至于郢。见公输般，且因以见楚王，陈非攻之义；王及公输不能难，而攻城之念不衰。墨子乃与公输角攻守之技，公输九设攻城机变，墨子九拒之；公输之攻械尽，墨子之守围有余。公输般诎而曰：“吾知所以拒子矣，吾不言。”墨子亦曰：“吾知子所以拒我，吾不言。”楚王问其故，墨子曰：“公输子之意，不过欲杀臣；杀臣，宋莫能守，乃可攻也。然臣之弟子禽滑釐等三百人，已持臣守围之器，在宋城上而待楚寇矣。”楚王曰：“善！”乃止不攻宋。（《见公输篇》）其后楚鲁阳文君欲攻郑，墨子说而罢之；齐欲伐鲁，墨子又说而能罢之。
墨子挽救了宋国，本应当受上赏。可是，当他回鲁国时经过宋国，适逢天雨，到一家村民的门前避雨时，宋国人还以为他是楚国的间谍，不许他进去避雨。这是一个排难解危而“无智名，无勇功”的典型例证。
战争是政治的继续，是阶级斗争的最高形式。从总体上说，只要有阶级存在，有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存在，战争是不可避免的。在国家没有被消灭之前，完全制止战争的爆发是不实际的。然而，就一个时期、一个局部地区来说，设法避免或推迟一场战争的爆发，则是有可能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