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王稼祥带回共产国际的指示，从政治上肯定中共中央的政治路线，从组织上肯定毛泽东在全党的领袖地位，这就为完全否定和纠正王明右倾投降主义提供了重要条件。因为王明对党中央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和洛川会议确定的全面抗战路线和基本政策等说三道四、批评指责，打的都是共产国际指示的旗号，王明又处处以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成员自居。王稼祥带回的国际指示无异于解除了王明右倾的武装。那时，抗日战争已进行了一年多，正处在由防御阶段转入相持阶段的转折关头，迫切需要总结全国抗战以来的经验和教训，克服王明右倾投降主义，统一全党的认识和步调，确定党在抗战新阶段的基本方针和任务。王稼祥回国，就将召开党的六届六中全会提上了议事日程。
（2）六中全会前的政治局会议
为了做好充分准备，在六中全会之前，张闻天主持召开了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从9月14日开始，至9月26日结束，连续开了12天（其间18日休息一天，不计在内）。会议日期据会议记录。出席人员据记录上的顺序为：毛泽东、张闻天、王明、康生、朱德、项英、王稼祥、周恩来、博古、陈云、刘少奇、彭德怀。会议的第一项议程就是由王稼祥作《国际指示报告》。他传达了共产国际的决定和季米特洛夫的意见：“中共一年来建立了抗日民族统-战线”，“中共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中共在复杂的环境和困难条件下真正运用了马列主义。”“在领导机关中要在毛泽东为首的领导下解决，领导机关中要有亲密团结的空气。”王稼祥：《国际指示报告》，载《文献和研究》1986年第4期。
按照共产国际的指示，张闻天向毛泽东提出，党中央总书记的职务应该由毛泽东来担任了。毛泽东经过全面考虑，认为目前还不是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要张闻天继续担当下去。所以，张闻天也就没有将这个问题提到中央政治局的同志中去讨论。有同志向张闻天提出以毛泽东为总书记的提议，张闻天按照毛本人的主张，也没有提到六中全会上去讨论。据张闻天：《1943年延安整风笔记》。本段下文引语也引自此件。事实上，在遵义会议后张闻天一直是尊重毛泽东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的。王明回国后与党中央闹独立性，推行右倾机会主义，张闻天同毛泽东一起在中央内部进行了必要的斗争。现在有了国际如此明确的指示，他认为奉毛泽东为全党的领袖理所当然。不过，毛既然要他名义上仍任总书记，张闻天也就“没有表示坚决让位的态度”。
在政治局会议上，王明于9月20日作了题为《抗战形势与党的任务》的政治报告。毛泽东在9月24日作了重要发言，讲了后来在六中全会上所作政治报告《论新阶段》的要点。刘少奇在9月26日发言，批评王明报告中鼓吹的“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右倾主张。张闻天在9月22日作了组织报告，9月26日又作了长篇发言。以上王明、毛泽东、刘少奇、张闻天的发言均据1938年9月14日至26日政治局会议记录。下文概述与引用张闻天的发言亦据此。他总结了党的五中全会以来取得的胜利，指出“国际批准党的政治路线，更能增进我们的自信心”。统一战线中虽然发生了逆流，国共之间有摩擦，但“总的方面是前进了”。统一战线是在矛盾中发展的，矛盾的解决促进运动的发展。张闻天指出，抗日战争现在是由第一阶段转到第二阶段即相持阶段。在这一阶段内，游击战、运动战将取代正规战成为战争的主要形式，民主问题等要进一步解决。他预计，武汉的保卫因没有具备一定的条件，是要失掉的。指出在武汉不能保卫时，要避免极大的牺牲，不守时我们也有办法。中国持久战的胜利，不在一个城市的得失。这同1938年8月6日张闻天、毛泽东等联名致王明等人电报中所指示的“保卫武汉重在发动民众……务须避免不利的决战，至事实上不可守时，不惜断然放弃之”等方针是完全一致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1），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538页。张闻天还着重提出在党内要进行教育，提高党员的警惕性，要加强理论学习，最重要的问题是在实际工作中学习，打通马列主义的难关。
中央政治局会议经过深入的讨论，在会议最后一天，对六届六中全会（扩大）的议程作出决定。最重要的变动是，由毛泽东作政治报告，王明只作关于国民参政会的报告并负责起草政治决议案。同时决定，由张闻天主持开幕式，致开幕词，作组织报告；由王稼祥传达共产国际指示。政治局会议还决定对各中央局的组织进行调整，撤销长江局，分别成立南方局和中原局。据1938年9月26日政治局会议记录。
（3）张闻天致六届六中全会开幕词
1938年9月29日，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在延安桥儿沟礼堂开幕。这是中国共产党在莫斯科召开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以来出席人数最多的一次中央全会。到会的有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17人，中央各部门和各地区领导干部30余人。张闻天在开幕词中对党自1934年1月六届五中全会以来的五年历史作了总结，他说：
这五年中间有过许多重大的事变。反对五次“围剿”的英勇斗争，二万五千里的长征，中央到达陕北地区，创立陕甘宁抗日根据地，渡过黄河东征，以及后来的西征——这是一系列艰苦卓绝的斗争。由于日寇进攻华北，引起国内外形势的变化，我党在一九三五年发表了“八一宣言”和十二月决议，一九三六年促成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发生，实现了全面抗战，中国革命发展到了抗日民族战争的新阶段。现在抗战已经进行一年多了。
在这许多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事变中间，中国共产党为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解放而英勇斗争，发挥了模范作用。张闻天：《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开幕词》，《张闻天选集》，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23页。
开幕词提出这次全会的主要任务是：在抗战的新阶段前面，总结一年三个月民族抗战的经验与教训，正确估计目前形势，克服当前困难，使抗战走向胜利的前途；要确定明确的方针，使我们党进一步发挥先锋、模范作用，使我们党成为广大的群众性的党，以保证抗战的胜利。
（4）毛泽东的政治报告和张闻天的组织报告
毛泽东于1938年10月12日至14日作的政治报告《论新阶段》是这次全会的中心议题。毛泽东对15个月来抗战的经验进行了总结，对当前抗战形势作了科学分析，对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从理论与实际结合上作了历史的辩证的论述。张闻天于1938年10月15日作了题为《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与党的组织问题》的报告。张闻天在六届六中全会上所作组织报告的提纲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0），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5年版，其中“绪论”部分以《组织工作要中国化》为题收入《张闻天选集》。毛泽东的政治报告“规定了我党政治路线”，是起指导作用的，“组织工作就是要保证这条政治路线的完成”。张闻天的组织报告确实体现了组织工作与政治路线之间的这种关系，是同毛泽东的政治报告密切配合，互相呼应的，是从统一战线的组织工作与党的组织工作方面对政治报告的贯彻与发挥。
毛泽东在政治报告中第一次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方针。他说：“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和各个国家具体的革命实践相联系的。对于中国共产党说来，就是要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的环境。成为伟大中华民族的一部分而和这个民族血肉相连的共产党员，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把国际主义的内容和民族形式分离起来，是一点也不懂国际主义的人们的做法，我们则要把二者紧密地结合起来。”毛泽东《论新阶段》的一部分，以《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为题收入《毛泽东选集》第2卷。毛泽东将“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改为“使马克国主义在中国具体化”，见该书第534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张闻天在组织报告中提出“组织工作中国化”的方针。他说：“马克思主义的原则、方法是国际性的，但我们是在中国做组织工作，一定要严格估计到中国政治、经济、文化、思想、民族习惯、道德的特点，正确认识这些特点，再来决定我们的斗争形式、组织形式、工作方法。我们要的是国际主义的内容，民族的形式，我们要使组织工作中国化”。他指出：“将外国党的决定搬到中国来用，是一定要碰钉子的。所以不仅要懂得马克思主义的原则，而且要在民族环境中来实现这些原则”；“我们要有原则性，还要有具体性，要根据各地的情况实现我们的原则，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张闻天选集》，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25-226页。
在谈到宣传教育工作时，张闻天又提出了“马列主义中国化”的方针。他说：“宣传马列主义，提高全国的理论水平。特别要注意于以马列主义的革命精神与革命方法，去教育共产党员与革命青年。并以此去研究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研究中国历史与中国文化的各方面。要认真的使马列主义中国化，使它为中国最广大的人民所接受。”《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0），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5年版，第622页。以下引用组织报告均据该书。
张闻天在会议上发言中还指出，要使马列主义在中国具体化，要坚持独立地分析中国情况，研究和把握中国社会发展规律和阶级斗争规律，据此确定党的路线和政策，而不能从空想、感情和书本公式出发。要不怕抛弃马克思列宁主义中某些不适合中国情况的个别结论，例如城市统治乡村一般是对的，但在中国革命中则是走乡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应当经常开展自我批评，经常总结经验，勇于纠正错误，领导同志应老实地向下层学习，党应向人民大众学习。
张闻天提出的上述方针，阐发的上述思想，丰富了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是他学习和运用毛泽东思想，总结中国革命经验教训的结果。
张闻天在组织报告中分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特点。他提出，在统一战线中，要“善于把握总路线，克服一切障碍，坚持抗战，坚持统一战线，坚持国共长期合作的方针”。要承认统一战线内部（国共两党合作）事实上是不平等的（力量上、合作形式上、政治上），又要善于使不平等成为平等；要看到统一战线（两党合作）的发展是不平衡的，善于运用不平衡，使不平衡走向平衡；要用一切办法帮助和影响国民党，使之进步，但发展统一战线，又要善于同顽固分子、动摇分子、妥协分子作斗争，打破一切“防共”的阴谋。张闻天总结反摩擦斗争的经验，提出注意软硬的“分寸”：“要有软有硬，有退让有进攻。但以防卫为主要形式，软到不丧失自己的立场，硬到不破坏统一。”
张闻天特别强调“在统一战线中保持党的独立性，反对投降主义倾向”。他指出，在抗战中放弃党的独立性的投降倾向主要表现在：忽视党在抗战中的作用，忽视党的巩固与发展，及自己力量的壮大；迁就友党，放弃自己立场。这种危险仍然存在，党必须在反对投降主义倾向方面继续努力。同时，张闻天又提出了“同‘左’的关门主义也必须坚持斗争到底”的任务，指出只有开展两条战线的斗争，才能使统一战线的巩固与发展和党的巩固与发展，成为相互为用的因素，使两者间的一致性真能表现出来。
组织报告分析了不同地区的不同任务与革命的历史教训，由此决定党在今天的工作重心“首先应放在敌后方、战区”。张闻天指出，应记住过去革命中的两个教训：一是革命武装力量的重要，革命军队在革命中所起的决定作用及革命根据地的意义；一是同国民党挤得太紧容易造成分裂，应该有相当的分区的活动，各自发展。张闻天提出：“敌后方的任务是，大规模的公开的发动、组织、坚持、扩大游击战争，打击、消耗、困疲敌人以达到收复失地，保卫国土，创立抗日军队、抗日政权，建立抗日根据地，以准备将来全国的反攻。”
张闻天在报告中强调，要独立自主地创立发展抗日根据地与民主政权，八路军、新四军要“大胆利用已有的合法权，扩大自己”，共产党要发挥抗战的推动者与组织者的作用，保持党的独立性，并壮大自己，但应善于隐蔽自己的力量，不要太突出。
针对当时复杂的环境与党内的实际情况，如张国焘叛逃，王明违犯组织纪律等，张闻天提出了“提高党的警觉性”、“发展党内民主与巩固铁的纪律”、“巩固党内团结”等重要任务。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中央委员会工作规则与纪律的决定》、《关于各级党委暂行组织机构的决定》、《关于各级党部工作规则与纪律的决定》等几个组织建设的文件，以健全党的民主集中制，巩固党的团结和统一。
（5）六中全会结束了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
张闻天在组织报告的结论中提出建立一个强大的统一战线和建设一个强大的党的奋斗目标，并概括了实现这一目标必须具备的四个条件：坚定的正确的政治立场，灵活的革命的实际主义，前进的艰苦奋斗的精神，大众的民主主义的作风。
张闻天在六届六中全会上的组织报告，并不限于狭义的“组织工作”，而是带有广泛的路线、方针、政策意义，不少内容显然是对王明右倾投降主义与违犯组织纪律的批评。经过六中全会之前的政治局会议，经过六中全会上毛泽东的政治报告，王稼祥传达共产国际指示的报告，张闻天的组织报告，王明的右倾机会主义实际上已经破产。张闻天在延安整风中曾说过，“六中全会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实质上推翻了王明路线。王明这时候碰了三个钉子（一个是蒋介石的钉子，一个是中央内部的钉子，一个是王稼祥同志从国际带来的钉子），所以气焰也小些了。”张闻天：《1943年延安整风笔记》。六中全会同意政治局会议对各中央局的调整，决定王明留在延安工作，实际上结束了王明对南部中国党的工作的领导及其右倾投降主义错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