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达到瓦窑堡会议提出的目标和作出的部署，张闻天同毛泽东紧密合作，团结中央领导集体，克服内部矛盾和外部困难，在不长的时间里，打开了新局面。为战胜张国焘的右倾分裂，实现红军三大主力会师，胜利结束长征，奠定了基础。同时，又为改变对蒋策略，建立以国共第二次合作为中心的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不懈地、卓有成效地努力。
东征山西
瓦窑堡会议确定红军行动的主要方向是“放到东边的山西和北边的绥远等省去”，这是经过一段时间的酝酿讨论后才确定下来的。
在中央红军刚刚落脚陕北的时候，张闻天就提出巩固和扩大陕北根据地的任务，并把它同“打通苏联”的方针联系起来。这一基本方针得到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同志一致赞同。中央红军在陕北立定脚跟后，大家进一步认识到：陕北太穷，经济落后，人口有限，补充兵员，解决给养都成问题，更加坚定了向外出击，打通抗日路线，以求发展的决心。然而，对于向外发展的方向、时机，看法并不一致。张闻天在1935年11月20日和25日给毛泽东的信中曾提出北上宁夏然后东进绥远抗日前线的方案。毛泽东不赞成，认为应该东征山西，尔后北出绥远。毛泽东12月1日复张闻天的电报中说：“我不同意的是时间和径路问题。第一，目前红军必须增加一万人。在四个月内我们必须依据陕北苏区用空前努力达此目的。第二，最好是走山西与绥远的道路。这是用战争、用开展、用不使陕北苏区同我们脱离的方针与外蒙靠近。”在12月23日瓦窑堡会议讨论军事问题时，毛泽东在报告中阐述了东渡黄河，进军山西，开辟山西西部五县以上地区为初期苏区的计划。张闻天认识到，毛泽东提出的红军发展方向应对着日本前进方向的主张很有道理，坚决予以支持。明确表示改变自己原来的向宁夏发展的方案，“同意向山西方向”，并强调“党的中心工作是在山西”。张闻天1935年12月23日在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瓦窑堡会议通过的《军事战略问题决议》决定：1936年1月“扩红”5000，赤化宜川、洛川，完成渡河准备；2月过黄河东征，用半年时间将山西西部吕梁山区开创为初期根据地；尔后相机北出绥远，对日直接作战。
在瓦窑堡会议讨论军事问题前，林彪曾致电中央，建议将战略重点放在陕南。张闻天、毛泽东在12月21日以洛、毛联名复电予以否定。电文说：“林来电悉。在日本进占华北的形势下，陕南游击战争不能把他提到比陕北等处的游击战争还更加重要的地位，实际上后者是更重要的。”此电发彭德怀转林彪。因为华北是当时日本侵略的重点，平津一带不断掀起抗日救亡高潮，华北已经成为所有矛盾集中的地方，是首先爆发民族革命战争的地区；而阎锡山当时反蒋不抗日，实行与日寇“共同防共”的政策，把山西沿黄河二十余县划为“防共区”。所以，红军东征讨阎，是高举抗日旗帜，直接指向日本侵略者，政治上、军事上都是有利的。如向南发展，势必同正在与红军商谈联合抗日的东北军和西北军冲突，而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则可趁机进入西北，显然不利。
0转折关头：张闻天在1935-1943十打开新局面0瓦窑堡会议以后，对于怎样处理好巩固与发展（扩大）根据地的关系，也有不同看法；对东征的决策，也有人想不通。有人提出问题：目前红军刚到陕北，刚立住脚，是巩固一段时间再往前发展呢，还是马上去发展呢？有人怕渡不过去，也有人怕渡过去后撤不回来。张闻天坚决支持毛泽东“在发展中求巩固”的战略指导思想。他认为应汲取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教训，局促于一个地区并不能巩固。红军行动应更加广泛、更加灵活一些。扩大与巩固，现在应该特别着重于扩大。对张闻天支持东征决策，有人不理解，说他不该老是跟着毛泽东跑。张闻天听到这类议论，总是坦然地说：“真理在谁手里，就跟谁走。”据刘英回忆。参见杨尚昆：《坚持真理，竭忠尽智——缅怀张闻天同志》，载《回忆张闻天》，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5页。
在行动上，张闻天抓得很紧。继1月10日政治局常委会决定渡河东征的作战方针之后，1月17日，张闻天又在政治局会议上代表中央常委宣布：“中央领导随主力行动，到红军中去。”表示了坚定不移地进行东征的决心。在这次会上，他还宣布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成员的分工：毛泽东、彭德怀、张闻天、张浩、凯丰随军行动；周恩来、博古、邓发留在后方组成中央局，周任书记，王稼祥病愈后参加会议。另外还成立了地方工作委员会，由罗迈、张浩、王观澜、刘晓等11人组成，随军事行动的发展做扩红、筹款、发动群众、开辟根据地的工作。据1936年1月1日政治局会议记录。
1936年2月初，张闻天到达黄河西岸前线，立即同彭德怀会面。他对彭解释东征山西的战略意义，告诉彭，作战方案已经采纳了彭的意见，可以确保过河主力部队不与陕甘根据地脱离，必要时可以安全撤回黄河西岸。据张闻天1967年7月25日写的一份材料。参见《彭德怀自述》，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11页。在此之前，洛、毛联名发电告彭，过河东征，“跃进深入敌后”，要在“无隔断危险时才行之。同时保证第二批退回渡河船只”。
2月上中旬，东征部队由子长县出发挺进至黄河西岸的清涧县高杰村一带休整，准备渡河东征。毛泽东随军行动，住在袁家沟，在这一带侦察渡口，督促渡河准备。这时，毛泽东的东征决策经过解释、讨论，得到张闻天、彭德怀等的赞同、支持，即将付诸实施，他的心情愉快，情绪高昂。2月上旬，这里下了一场大雪，毛泽东填了一首《沁园春·雪》，从眼前陕北雪景，联想到数千年中国封建王朝的历史和今天共产党与红军肩负的历史使命及将要成就的功业，抒发内心的抱负和豪情。词云：
北国风光，
千里冰封，万里雪飘。
望长城内外，惟余莽莽；
大河上下，顿失滔滔。
山舞银蛇，原驰蜡象，
欲与天公试比高。
须晴日，
看红妆素裹，
分外妖娆。
江山如此多娇，
引无数英雄竞折腰。
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
唐宗宋祖，稍逊风骚。
一代天骄，成吉思汗，
只识弯弓射大雕。
俱往矣，
数风流人物，
还看今朝。
1936年2月20日夜20时，红一方面军以“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队”的名义，在毛泽东、彭德怀率领和指挥下，发起东征战役。红一军团和红十五军团沿黄河西岸北起绥德的沟口、南至清涧的河口这200里宽地段内的几个渡口同时东渡黄河，突破晋军苦心构筑的黄河堡垒防线，长驱直入，锐不可当。接着，又打退了晋军的拦击，控制了吕梁山区石楼、中阳、孝义、隰县之间广大地区，建立了临时后方根据地。
张闻天在先头部队突破河防以后即从无定河口渡过黄河，到达东岸。在石楼的一个小村庄里和毛泽东会面。当时军事形势发展很快，毛泽东急于上前方，遂将贺子珍托付给张闻天和刘英照顾。
在随军行进途中，新从苏联回国的刘长胜带来了共产国际七大的文件。张闻天非常高兴，立即认真阅读、研究。其时，红军进展顺利，主力在南北两线占领了晋西南和晋西北的广大地区，前锋分别进逼同蒲铁路和太原近郊。原先进入陕北“围剿”红军的晋军四个旅，被迫撤回河东救援，陕北根据地的形势随之好转。张闻天遂通知在瓦窑堡后方留守的政治局成员周恩来、博古、邓发、王稼祥以及林伯渠等来前方开会。
3月中旬，张闻天和毛泽东等政治局同志一起在山西隰县大麦郊地区（今属交口县）先后听取北方局联络处长王世英、上海地下党前来传递南京当局欲同中共谈判联合抗日问题信息的张子华、刚与张学良进行过洛川会谈的李克农汇报情况。3月20日，张闻天就在大麦郊镇附近的上益千村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随后，从这里向石楼方向移动。从3月23日至27日，一路上在石口、罗村、四江村、石楼附近继续开会，史称“晋西会议”。因这次会议在山西西部一带召开，故称“晋西会议”，此处叙述会议时间、地点均据会议记录。唯“上益千”，会议记录上作“上义贤”。《毛泽东年谱》写作“上贤村”。会议着重讨论了共产国际七大决议、统一战线问题及战略方针问题。
张闻天在会上作了关于共产国际“七大”决议与我党抗日统一战线方针的报告。这个报告收入《张闻天选集》，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4月1日，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和副主席周恩来、彭德怀发布关于红一方面军改编的训令，将红一方面军全部改为“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以华北五省为作战范围，在第一阶段以在山西创造对日作战根据地为基本方针”。训令重申“以发展求巩固”的方针，要求先锋军在7个月内完成5万人的编制并武装起来，以扩红为总方针的第一等任务。据逄先知主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530页。
张闻天接受部分同志的意见，决定会后党中央不再随军行动。3月27日会议结束后，张闻天即同周恩来、博古等一起于28日离开石楼，经义牒渡河，于4月初回到瓦窑堡。
就在这时，蒋介石为阻拦红军东进抗日和援救阎锡山，任命陈诚为山西“剿共”军总司令，调集10个师，号称20万人，分两路进入山西；同时命令黄河以西的国民党军队与之配合，企图封锁黄河，消灭红军，摧毁陕甘根据地。在此形势下，晋西会议确定的第一期经营山西，向河北、河南、绥远三省作战役跳跃，以及“红军与一切抗日军队集中华北”的战略意图就无法实现了。
为了避免内战，保存抗日力量，并促进抗日统一战线工作的开展，4月28日，毛泽东、彭德怀决定红军撤回河西。张闻天赞成这个决策，并于5月初赴延长一带迎接从山西回师陕北的红军。毛泽东、彭德怀等指挥红一方面军主力自5月2日晚起分批经清水关、铁罗关西渡黄河，至5月5日全部渡完，进至陕西延长、延川、永坪地区休整。
东征山西虽因军事形势发生变化而未能完全达到预期目的，但不论是在军事上还是政治上，都取得了很大的胜利。张闻天说，红军东征“充分表示他们是抗日的先锋队”。引自《张闻天选集》，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88页。毛泽东用四句话来概括：“打了胜仗，唤起了民众，扩大了红军，筹集了物资。”东征历时75天，消灭国民党军7个团，俘敌（包括阎锡山的团长郭登瀛）4000余人，缴枪4000余支，炮20余门；取得江河作战经验，提高了战斗力；迫使原来侵入陕北的晋绥军撤回山西，巩固了陕北根据地的东部地区；红军扩大新兵8000余人，筹款30余万元，发展并壮大了红军和根据地的力量；在山西20多个县开展了群众工作，宣传了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建立了一些抗日游击队和游击区，为以后开辟抗日根据地打下了基础。引自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893-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384页。
回师宣言与西征决策
5月5日，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中国人民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朱德，向南京政府军事委员会、全国海陆空军、全国各党派、各团体、各报馆和一切不愿当亡国奴的同胞，发出《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通称《五五通电》），呼吁“在全国范围、首先在陕甘晋停止内战，双方互派代表，磋商抗日救亡具体办法。”
红军东征和发表《五五通电》回师西渡，在全国影响巨大，发挥了动员全国各界奋起抗日救亡的作用。上海许多抗日团体，鲁迅、茅盾、宋庆龄、覃振等知名人士，都致信中共中央表示拥护“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李济深也发表拥护通电。冯玉祥主张抗日与不打红军。据1936年5月20日林育英、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等十二人给朱德、张国焘等电，见《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中），档案出版社1985年版，第148页。鲁迅、茅盾在庆贺红军东征胜利的信中说：“英勇的红军将令和士兵们，你们的的英勇的斗争，你们的伟大的胜利是中华民族解放史上最光荣的一页！全中国民众期待着你们更大的胜利。”“在你们的身上寄托着人类的光荣和幸福的未来。”引自《斗争》第95期载“中国文化界领袖的来信”（1936年4月17日）和《火线》第61期载杨尚昆的文章《前进！向着抗日战争的胜利前进！——纪念1936年的“八一”》。
为了总结东征山西的经验，确定今后的行动方向，张闻天于5月8日至9日在延长交口太相寺主持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政治局成员和各军团首长出席。
会上，毛泽东作《目前形势与今后战略方针》的报告。毛泽东指出：东征动员了全国。现在反日反法西斯的运动在暴风雨中。在这种情形下，两方面对群众的争取都表现得很紧张激烈。一方面是革命的方面，以共产党为首。以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新的政策来动员民众，鲁迅、茅盾等都公开拥护，据说李济深也拥护。可以说党的新政策广大群众是已经接受了。工农商学兵各界都要抗日救亡。他们不愿当亡国奴，要反抗，要斗争。另一方面是敌人，日本领头，提出防共统一战线，企图以此击破我党的人民统一战线。我们的任务，总的是建立全国人民的统一战线，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具体的政治任务，目前是建立西北国防政府。口号是争取直接对日作战，以红军作先锋，可以转到同东北军一齐去干。对南京的态度，在我们方面是发一个回师宣言，主张停战议和。红军东征抗日，蒋阎阻止，现红军自动停战，要求议和。不和，那么你是卖国贼，我们就要打卖国贼。
关于行动方向，毛泽东作了分析，他说，在山西立足，从目前我们的力量来看，还有困难，或是不可能的。“东边的路，是将来必走的，是长时期内战略进攻的方向。”下一步的行动，是要在陕南、甘肃、陕北、宁夏“四中择一”。他从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作了比较：陕北，没有饭吃，地域狭小，不能去；宁夏，黄河南岸不大，虽有金马池，但从政治、经济观点着眼不应去，因为马鸿逵可能争取或守中立，军事上此地不能守，绥远亦然；陕南是重要的战略区域，又有红军，但须注意，或者去时易回时难，或者国民党军队在西安、襄阳间筑堡垒，不能出东方；“甘肃是上述几条路的必由之路。地方虽不好，但有极重要的意义。再在三边及甘北弄它一块。地广人稀，敌人以后进攻困难。这是这一时期的任务。”他说：“最好的路，是得到炮兵，向南去。否则只有把蒋调到甘肃，乘其疲而击之。粮食有了，再往东边。”以上毛泽东报告内容主要引自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893-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384-385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