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闻天做报告时，会场气氛很活跃，不时引起议论。报告之后是自由发言，谁要讲就上台去讲。
罗迈（李维汉）首先发言，表示拥护遵义会议各项决定和《遵义会议决议》，还点名批评了凯丰的错误态度。据李维汉（罗迈）：《回忆与研究》（上），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6年版，第354页。大多数发言的同志就自己亲身经历的事情，批判单纯防御路线的错误。指名道姓，不仅指责博古、李德，还涉及凯丰、罗迈。据刘英：《在历史的激流中》，中共党史出版社1992年版，第62-63页。凯丰在会上对自己的错误也作了初步的自我批评。据《凯丰自传》。从第五次反“围剿”到西征，大家深受“左”倾军事路线之苦，本来就有许多不满和牢骚，现在张闻天代表新的中央领导传达遵义会议精神，干部们心里豁亮了，情绪高昂起来，把郁积在心里的意见都倒出来。报告会成了对“左”倾错误领导的批判会。
会议最后通过了《决议案》，表示：“完全同意洛甫同志关于反对五次‘围剿’总结的报告，一致拥护中央政治局的决议。”《军委纵队党的干部会议决议案》，载1935年2月19日印发的《红星报》第10期。
说来真巧，那时刚过春节，连日阴雨，下得人心烦。2月10日张闻天作了关于反对五次“围剿”总结报告以后，当天夜里竟下了一场大雪。第二天早晨，军委纵队离开扎西镇时，遍地皆白，仿佛是天公有意给红军另造了一个世界。不久放晴，红艳艳的太阳悬在空中。极目远眺，真是红妆素裹，分外妖娆。听过传达的干部们心头乐融融的，感到格外温暖。
张闻天在扎西传达《遵义会议决议》精神以后，毛泽东、陈云也到各军团干部会上去传达《遵义会议决议》。参加遵义会议和扎西会议的各军团负责同志也用电报或个别告诉等形式向团以上干部通报。在扎西参加报告会的军委纵队干部，回到自己所在单位，即利用行军休息的机会向下传达，组织讨论。这在当时负责无线电通讯工作的伍云甫的日记中有记载：“2月16日，在白砂休息。……在一分队驻地开机、报员会议，传达洛甫的报告及征求报务人员的意见。”中国革命博物馆编：《红军长征日记》，档案出版社1986年版，第179页。
2月16日这一天，中共中央与中革军委发布《告全体红色指战员书》，传达刚刚开过的扎西会议的战略决策，进行广泛的动员。《告全体红色指战员书》指出：“过去党中央与中革军委为了要赤化全四川，同四方面军取得更密切的联系与配合，曾经决定中央红军渡过长江向川北发展，所以当时决计放弃以遵义为中心的川黔边地区，向长江边继续前进。然而这一决定由于川滇军阀集中全力利用长江天险在长江布防阻拦我们，更由于党中央和中革军委不愿因为地区问题牺牲我们红军的有生力量，所以决计停止向北发展，而最后决定在云贵川三省地区中创立根据地。”提出：“打大胜仗消灭敌人”是“我们目前最中心的任务”；为了提高我们的战斗力，“充实连队与加强连队的战斗力，是我们目前的迫切任务”；而“缩编”，“正是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告全体红色指战员书》还正面阐述了关于“经常转移作战地区”、“寻求有利的时机与地区去消灭敌人”的运动战的作战原则。所有这一切的贯彻实施，为红军二渡赤水，重占遵义，取得长征以来第一次大胜利，奠定了精神与物质基础。
此后，张闻天为遵义会议精神的传达、贯彻继续做了许多工作。他曾专门向做地方工作的干部传达遵义会议的精神，指出：现在我们地方工作的政策也要改变。打土豪时，不要扫地出门，只没收部队需要的东西，如粮食、钱财等，部队不需要的东西一律不动，也不要破坏，再不要打烂三缸（米缸、菜缸、水缸）了。李坚贞：《我的回忆》，《中共党史资料》第31辑，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4年版，第46-47页。3月初，二占遵义以后，中央军委在天主教堂内召集团以上干部开会，由张闻天传达遵义会议精神。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王稼祥等都出席会议。传达后也进行自由发言，有的同志高兴得流泪。宋任穷：《忆红色军中的长征干部团》，见《中共党史资料》第20辑，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版，第46-47页。后来，张闻天在礼州向九军团干部作报告时，也传达了遵义会议精神。5月19日张闻天在礼州天主教堂内作报告。见林伟：《“战略骑兵”的足迹》，战士出版社1983年版；《何长工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版。
加强对白区工作领导，恢复与共产国际的联系
加强对白区工作的领导，恢复与共产国际的联系，也是贯彻、落实遵义会议精神的重要方面。《遵义会议决议》指出：“白区党的工作，必须建立与加强。对白区群众斗争的领导方式，必须有彻底的转变。”张闻天和毛泽东一起，为此作出了安排。
1935年3月5日，张闻天等接到红二、六军团任弼时来电，告知上海中央局派人来联系，说：上海中央局、共青团、工会和特科组织“均受极大破坏，干部牺牲很多”，工作完全坍台，望中央注意与之联系。任弼时给中央的电报（1935年3月5日），转引自《陈云传》（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179页。按：1935年2月19日夜，国民党根据担任过中共上海中央局书记的叛徒李竹声、盛忠亮（即盛岳）的告密，勾结工部局，进行全市性的大逮捕，上海中央局和文委等领导同志三十多人被捕。张闻天随即代表党中央派他的得力助手潘汉年（时任红军总政治部宣传部部长兼地方工作部部长）前往上海，一方面设法恢复上海党组织和工作，一方面设法恢复同共产国际的联系。潘汉年改名杨涛，化装成不法商贩，编入一帮被红军拘捕的贩卖“云土”（云南出的鸦片）的商贩队伍中间。潘同这帮人很快混熟，策划他们一起脱逃，红军并不追赶。他们对这位“杨涛大哥”感佩异常，一路护送，所经关卡，通行无阻，直到贵阳。在那里，潘汉年通过党的关系，转途柳州、梧州，经香港到达上海。潘汉年派出的时间和契机，据黄启钧：《关于一九三五年陈云、潘汉年前往共产国际的经过情况》，《党的文献》1990年第2期。
另外，在4月17日渡北盘江之前，张闻天主持中央会议，讨论要派一位负责同志出去做白区工作。张闻天提议由他自己前往，大家都不赞成。据张闻天：《1943年延安整风笔记》。在四渡赤水、南渡乌江、直逼昆明之际，中央曾决定派中央政治局常委、组织部部长陈云回上海恢复白区党的组织。想从昆明走，不果而折回。陈云在《我的自传》（1940年7月10日）中说：“到昆明时，中央决定派我去沪”，“想从昆明走，不果，折回红军中”。转引自《陈云传》（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171页。过泸定桥以后，5月31日，张闻天主持中央常委会又议此事，决定派陈云、罗迈（即李维汉）到白区工作。6月初，张闻天同他们二位谈话，说明白区工作很重要，中央拟派他们去上海恢复白区党的组织。据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上），第359页；陈云：《关于泸定桥会议》（1985年2月），见《党的文献》1993年第2期。后罗迈因中央另有安排没有去，陈云则在6月七八日红军攻占天全、芦山后，随军到达天全县北面雪山脚下的灵关殿，只身悄悄离开。陈云由地下党员、灵关小学教员席懋昭护送，并故意让一个被红军扣留的国民党天全县教育局长溜掉，让他与假装躲避红军外逃的陈云、席懋昭相遇后结伴同行。这样一路顺利通过检查，经天全到了那个教育局长的荥阳县城的家里，后经雅州（今雅安）抵成都。陈云带着刘伯承的信，找到刘伯承在成都美丰银行任职的朋友。陈云托他给上海章乃器（时任浙江实业银行副总经理）汇去请章转交上海地下党的活动经费，并托人在成都《新新新闻》报上化名刊登一则“遗失私章”的《廖家骏启事》，向中央发出平安到达成都的信号。陈云离开成都后经内江直奔重庆，又持刘伯承亲笔信找到刘在重庆开中药铺的弟弟刘叔禹。在刘叔禹家住了十多天，登上民生公司的轮船直航上海。据《陈云传》（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178页。《陈云传》的作者所据材料为：陈云：《我的自传》手稿，写于1940年7月10日；陈云的一次谈话记录，1940年7月22日。
8月间，陈云同上海地下党组织取得联系，并同先期到达上海的潘汉年接上头。上海地下党在1935年2月和7月连遭大破坏，白色恐怖严重，经与共产国际联系并经组织决定，潘汉年与陈云先后离开上海前往莫斯科。潘汉年参加了8月举行的共产国际七大。陈云于9月中旬到达莫斯科。10月15日，就在莫斯科穆霍瓦雅大街1号共产国际总部的会议室里向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会议作了《关于红军长征和遵义会议情况》的报告。这个报告的俄文记录稿标题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1935年10月15日史平同志报告》。史平是陈云的化名。中文版发表于《党的文献》2001年第4期，题为《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会议上关于红军长征和遵义会议情况的报告》，收入《陈云文集》第1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