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焕荣选择伯明翰的另一原因在于，伯明翰有相对发达的高速公路网络。凭借这种物流优势，只需两个半或三个小时，叶焕荣公司的货车就能将货物送达英国3/4的用户手中。”
网络覆盖了全英，而Bestway却需要28家分店。荣业行提供的商品种类比Bestway的分类更加独特。在Bestway，价格往往是决定因素。然而，当人们需要找一家可靠的鱼翅或鸭掌供货商时，除了荣业行之外，人们的选择实在不多。
荣业行的最大特色就是能在全球范围内采购到有特色的食品，而其中大部分都无法在英国买到。
荣业行与大多数同类超市还有一大不同之处，即它并不仅仅针对中餐馆及外买店。随着英国人对异国菜肴兴趣的升温，荣业行吸引了越来越多的非华人顾客，这些人不特别计较价钱的高低。因此，荣业行的净利润便高于其它同类超市。通常，现款现货超市的盈利目标有一定压力，利润增长也较为缓慢。虽然荣业行低于现款现货批发商Booker的每个分店的平均销售额，但荣业行的税前利润比后者高出2/3。Booker规模约占英国现款现货批发业的1/3。
如今，叶焕荣先生是英国华人超级市场荣业行的董事长，该行为英国2000多家中餐馆的主要供应商，也是英国东方食品最大的进口商。荣业行旗下有4家现款现货超级市场，分别坐落于英国中部的伯明翰、北伦敦、伦敦南部的盖莱顿和英国西北的曼彻斯特。这4家超市的年营业额为6700万英镑。近年来，荣业行全年税前利润高达190万英镑，盈利极为可观。
将平常的事情做到极致
养鸡是一件平常事，在我们国家的农村，谁家没有几只鸡呀，养鸡场也是成千上万，但是能把鸡养得这么好的、规模如此大的，韩伟是独一份。国内饲养规模达到20万只的蛋鸡场已是屈指可数，而韩伟却一下子养了300万只，规模还在不断地扩大，鸡场也从大连建到了外地。正因为把平常事做到了极致，韩伟享有“鸡王”之称，跻身于亿万富翁的行列。
1958年，韩伟随母亲与九个兄弟姐妹一起从沈阳迁往大连市郊三涧堡镇东泥河村。由于子女太多，家境极贫，排行老九的韩伟15岁就扛着粪桶去大连掏粪。后来，有初中文化且略通畜牧知识的韩伟做了公社以农代干的畜牧助理，这在当时是一碗很不错的“干部饭”了。
那时候韩伟每天的工作就是骑着自行车到农家，挨家挨户动员完成国家下达给公社的0.6万公斤鸡蛋收购指标。1982年，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辽宁大地，广大农村出现了发展副业、养殖业的热潮。就在此时，大连旅顺口地区三涧堡镇东泥河村有一家农户奋勇当先，毅然向亲友借贷3000元，购来50只蛋鸡，搞起了家庭养鸡业，鸡种是当时很流行的美国“罗斯”。为了养鸡，韩伟辞去了公职。
创业的路是艰苦的，当时仅有的三排鸡舍坐落在向阳的山凹里。妻子许淑芬每天穿上雨靴，踩着鸡粪打扫鸡舍，丈夫韩伟则推着车上山拉给鸡喝的水。到了星期天，他们夫妇一起挑着鸡蛋到镇上去叫卖，一只只鸡蛋积累了他们的初步财富。1984年，韩伟毅然决定贷款15万元扩大鸡场规模。在当时，这真是“胆大包天”了。他成了全东北第一个超级“负债户”，很快就建成了大连市最大的养鸡企业。当时正值副食品供应紧张，韩伟集团响应政府号召，为保持大连鲜蛋市场供求和价格稳定做出了积极贡献。韩伟集团由此名声大振，步入了跨越发展阶段，成为年饲养蛋鸡300万只、年产鲜蛋5800万公斤的国内最大蛋鸡生产龙头企业。3.7万户农民在韩伟集团的带动下发家致富。
韩伟的成就一大半要归功于妻子许淑芬，可以说没有许淑芬就没有韩伟的今天。上世纪80年代，农家出身的俊俏姑娘嫁了个公社小技术员，小日子过得还算悠闲。但是不安于现状的许淑芬与丈夫商量，拿出家里所有的积蓄并向亲友借贷买回50只鸡，成了“许淑芬养鸡专业户”，随着养鸡规模不断扩大，她自己一个人干不过来了，这时韩伟干脆就辞职与她一起养，鸡场也随之更名为“韩伟养鸡潮，进而演变为“韩伟集团”。
转眼到了1993年，在海边长大的许淑芬打起了海水养殖的主意。当时鲍鱼的养殖被看成黄金产业，一斤鲍鱼数百元，一枚指甲大的鲍苗能卖一元多。这一次又是“妇唱夫随”，韩伟集团斥资1亿多元，建设了一座拥有1万立方米育苗水体、世界最大规模的海珍品育苗和养殖企业———太平洋（601099，股吧）海珍品有限公司，由集团总经理许淑芬兼任公司董事长。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1995年，精心养殖了两年的鲍鱼苗放养大海后，一场突如其来的台风毁掉了一切。就是这一次打击，使大连的20多家鲍鱼养殖企业先后宣告破产。然而许淑芬没有回头，她相信既然有明摆在那里的“高效益”，就一定有办法拿回来。她自己说，我已经认准了这条道儿，九牛拉不回，九死不后悔。为了解决鲍鱼苗存活率低的难题，她把目光投向了高科技，请来了大连水产学院和青岛海洋大学的专家和学生，让他们把太平洋公司当作免费的实习基地。说是免费，公司得到的回报却是国家863项目———世界最先进的鲍鱼养殖三倍体技术就在这里诞生了。困扰了人类多年的鲍鱼养殖成活率低的难题终于得到了解决，这是让全世界水产界人士都为之兴奋的事。许淑芬领导的企业创造了世界水产养殖的奇迹，她和韩伟都高兴极了。
如今，每到育苗季节，大批来自辽宁和山东沿海的养殖户就会拥入太平洋公司，在这里上演鲍鱼苗种抢购风潮。
养鸡成功，养鲍成功，许淑芬又有了更高的追求。她自己南下北上万里求索，最终与中国科学院南海海洋研究所合作，共同开发鲍鱼的深加工技术。
胜在诚信
1982年，李兴浩已近而立之年，在这一年，他决定离开已经耕耘十年的土地去卖冰棍。当时，这种四五分钱一根的生意在他看来已是“暴利”。卖冰棍时，李兴浩发现不少工厂需要布碎擦机器，于是他用卖冰棍赚来的几百元钱收购布碎加工。在一次次的推销之后，他的50斤布碎卖给一家机器厂，为他带来75元的收入，这在当时顶得上一个城市家庭的月收入。
在随后创业的过程中，李兴浩曾经开过一家海鲜酒楼，酒楼空调常坏，一个月下来，维修费就上1000元。后来，李兴浩索性请一个师傅来工作。很快，李兴浩发现，维修电器比卖海鲜更赚钱。1989年，他注册了兴隆制冷设备维修中心，并组织伙伴们上广州下海南，四处吆喝兴隆的名号。两年后，公司成了全国最大的制冷维修中心，业务做到了整个广东。顺着这样的生意链，李兴浩与一个台湾老板各出600万元合资建厂，从而进入了空调制造这一领域。
在新工厂投产的第三天，李兴浩就碰上了史上前所未有的空调价格大战，这场大战引发的后遗症，几乎将新生的志高空调“扼杀”在襁褓之中。
1993年，中国的空调行业即将结束暴利时代，越来越多的进入者和由此加剧的市场竞争悄然改变着行业的生存环境。那一年，科龙1P分体式空调降价1000元，所以，在一台空调的原材料价格就已经达到了3600元的前提下，李兴浩也要求自己的空调也向下调价，卖2980元。然而，“赔本儿甩卖”却并没有为志高换来市场。
1996年，由于不认同李兴浩的做法，合作伙伴最终决定撤资。合资方甚至对外宣称志高空调已经破产，致使志高空调的账户被佛山市人民法院查封，而第二天就是志高空调发工资的日子。李兴浩陷入了数百人的企业在一夜之间空空如也、企业的血液被抽干的绝望境地。
在此困境下，李兴浩特意选择在广东的温泉胜地清远召开供应商会议，在会议上，李兴浩壮志未酬地说：“我今天连开会的钱都没有，但是我的目标是造出世界上最好的空调。”他心意拳拳地向供应商表明心迹：就像温泉一样，志高要开采才有价值，如果开发好了，他们将会获得源源不断的回报。会后，李兴浩给供货商开了张欠款800万元的白条，这张当钱用的纸条，先后在3个供应商手中流通，最后在1998年又回到李兴浩手中，成为一个融资传奇。
无论遇到什么困难，李兴浩“造世界上最好的空调”和“打造全球最大的制冷基地”的目标从来没有改变过。也正是因为这个“狂妄”的想法，他在创办志高时将志高LOGO的英文字母定为“CHIGO”，“意思就是‘中国，加油’。”
志高的发展史充满了带有远交近攻意味的开放。早在1995年，志高就与日本三菱压缩机开始合作，日本三菱前任总经理原明参观志高时曾为李兴浩写下“空调学志高”的贺词。随后，志高又与韩国现代联姻，双方联合经营现代空调，与德国威能集团签订长期战略合作伙伴协议。到2007年12月，志高已经与日本三菱、韩国现代、德国威能、美国杜邦等全球500强企业联合成立全球首家“空调品质联盟”，成功地对全球空调产业资源进行了有效整合。
然而，真正将志高送上中国第四大空调商宝座的还是空调出口。1999年，志高空调出口挪威，当地经销商将每台零售价卖到了1500美元，这深深触动了李兴浩。那个时候，李兴浩号召全公司寻找会讲英语的人，只要能够拉来国外的单，生意做不做得成，一律奖励。做成一单就重奖，做成五单就升任部长。如今，志高已经在100多个国家注册商标。
2008年，尽管金融海啸导致全国空调市场出口都不景气，但志高却保持着出口销量增长50%以上的业绩。2009年7月13日，志高空调在香港联交所上市。全球发售超过7250万股股份，每股2.27港元的定价，意味着李的身家已经超过7亿。
纵看李兴浩的创业历程，可以发现，合作伙伴撤资是其遭遇的最大困境之一，但是身无分文的李兴浩却依靠在珠江三角洲地区有口皆碑的诚信，赢得了所有供应商的支持，顺利渡过了难关。这次危机，检验了李兴浩“以诚交友”的能力。如今，在这个并没有受过高等教育草根企业家心中，诚信、人脉，最后才是金钱，构成了最朴素的财富观。
李兴浩生意经
我的生意经是有钱就要滚大。
经济寒冬中，我们要做出口行业的典范！
危机，危机，在我看来，越是有危险就越有机会！
企业赚钱要靠三部分，一是技术，二是人脉，三就是美誉度。
受过穷，所以我对财富的追求要比一般人强烈，情感也是不一样的。
我赚的不是金钱，赚的是财富。财富很简单，就是可以让想做的事情变为现实。
做生意就好比打仗一样，胜利的军队都是有准备的，失败的军队都是因为没有准备好。”
不管大步小步，都要领先一步
1970年，邱文钦出生在广东陆丰县碣石镇一个偏僻的农家。在他6岁那年，父亲不幸病逝；8岁时，母亲又离开了人间，从此他成了孤儿。没有人照顾他，他与大他2岁的哥哥相依为命。那会儿，别说上学，就连一日三餐填饱肚子都成问题。命运逼得小兄弟俩只得放下书包，扛着锄头赤脚下地种田。每日在农田里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成了太阳底下最可伶的人。那时，他们不仅每日自己做饭、洗衣，计划着花家中的每一分钱，而且每每劳累了一天后，回到家也没有个人嘘寒问暖。小兄弟俩想起记忆中有父母关爱的幸福日子，常常变得泪水涟涟那时，每看到别人家的孩子背上书包上学时，邱文钦就会忍不住投去羡慕的目光，他在心中一千遍地想，等以后自己有了钱，一定也要背起书包上学堂。但这个童年的梦想始终未能实现，后来成了珍藏在他心中的一个最神圣的记忆。
这种日子一直持续到1985年。15岁的邱文钦和哥哥在姑妈的安排下，拜当地的一个木匠为师学做木工。每天跟师傅学拉锯子、推刨子。为了能尽快学到真手艺，兄弟俩还想方设法去讨师傅欢心，不仅免费给师傅打工，还包揽了师傅家里所有的粗重家务和田地里的农活。就这样，从早到晚，兄弟俩在高强度的劳动和学习中熬过了3年光景。这3年里，邱文钦任劳任怨，吃苦耐劳，勤学苦练。凭着自己的坚强毅力，终于师满出徒，学得了一手漂亮的木工活。
当时，按照他们学得的手艺，在当地混口饭吃应该不成什么问题，两兄弟从此完全可以脱离那种忍饥挨饿、靠人施舍过活的苦日子。1988年，刚刚兴起的打工潮几乎席卷了中国所有的内地城市，许多热血青年纷纷离乡去陌生的城市实现自己的梦想。兄弟俩也对外面的世界充满了憧憬。
后来，兄弟俩一合计，决定一起外出打工。邱文钦想：与其靠手艺在家中仅仅混一口饭吃，终究难有大出息，不如出门闯一闯，说不定就闯出一番天地来了。再说自己有一技傍身，走到哪里都不至于被饿死。1988年年底，兄弟俩在左邻右舍、亲戚朋友的帮助下，好不容易借到了240元钱，兄弟俩坐上了开往深圳的汽车。
当时的深圳还是一片荒山野岭，连一条像样的公路也没有，但所到之处都是机器轰鸣之声，一派热火朝天的景象。看到这一切，邱文钦身上的血顿时热了。他庆幸自己赶上了创业的好时候！
然而，深圳也并不是他想象的那么好找工作，兄弟俩在街头浪迹多日，费尽周折后好不容易才找到了一个搞装修的老乡。老乡看他兄弟两人忠厚老实又能吃苦，就收留他们在工地做工。
兄弟俩在深圳总算有了落脚之地，自然对收留他们的老乡感恩不尽，只知道拼命地干活。在老板手下，每天他俩活干得最多也干得最好，不管刮风下雨，工地远近，都随叫随到，再苦再累也毫无怨言。第1个月，兄弟俩各领到了330元工资，除去90元的生活费，还有240元钱。兄弟俩长这么大还是第一次挣这么多钱，晚上住在四壁透风的工地上，邱文钦把揣在怀中的钱拿出来摸了又摸，辛酸和欣慰、感慨与激动交织着一股脑地涌上心头，使他辗转反侧，一夜未眠。想着深圳的钱这么好挣，邱文钦在心里暗暗发誓：一定要在深圳混出个模样来！
在老乡的工地上做了1年多的小杂工，到了1989年年底，兄弟俩辛辛苦苦好不容易才攒到了4000多元钱。邱文钦心想：自己老是一味地给别人打小工，可能一辈子也实现不了自己的梦想。经过一番深思熟虑，兄弟俩决定跳出来单干。他们在黄贝岭租了间每月200元房租的铁皮房，印刷了些承揽家庭装修业务的小卡片，四处派发，上门揽一些零碎的木工活。由于没有本钱，他们只好从别的包工头手中再转包下工程中所需的木工活，这样一来，他们既不承担什么风险，也能从中赚一份比以前给别人打工多几倍的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