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第二军事政治学校
1926年秋，我于定边小学毕业，准备去投考绥德师范时，突然接到定边党组织负责人汤宏宾、丁正奇同志的通知，让我和吕振华、贺元勋等党员到兰州刘郁芬部的军事政治学校学习。这时，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第七方面军政治部主任钱清泉（第七方面军总指挥是刘郁芬）也带领陕北特委派往甘肃新开辟工作的二三十名共产党员，从榆林到了定边。他们大都是中学生，有的还是高中毕业生。我们一同从定边出发，经过银川时，留了几位同志建立国民党宁夏党部，同时也建立我们党的特别支部，其余的人，都去了兰州。抵兰后，文化程度高的分配到省党支部或政府机关工作，程度低的则进了第七方面军办的第二军事政治学校学习。我们到达兰州的时间是1926年年底。开始，住在小稍门外毛纺厂教导队，并在那里受训。生活很艰苦，训练也非常紧张。翌年春，第二军事政治学校开学，我们就搬进了东教场的堡子里。
少将军衔的第二军事政治学校第一任校长杨其祥，在开学典礼上讲：我们是第二军事政治学校，那么，第一军事政治学校在哪儿呢？他接着回答说，在苏联，是列宁办的。因而，在我的印象里，他可能是一个共产党员。这个学校的政治部主任是王孝锡，他是大学生，“清党”时被捕牺牲了。校长杨其祥也在“清党”中换掉了，接替他的是河北人张和肪。
当时，钱清泉常到学校讲课，他是江西人（钱为江苏江阴人—编者），三十多岁，长于演说，讲话娓娓动听，感人肺腑，极富鼓动性，听众的注意力，常被他的讲词所吸引，心潮随之起伏。来校讲课的还有马凌山、胡廷珍、延国符等。马凌山讲的是政治经济学。军校学生中，有我们党的支部，支部书记是马尔逊，陕西富平人，北大（或清华）学生，我和他同一个班。支部书记和党员分别单线联系，党员之间没有横的关系，但从行动表现上，我们也大体知道谁是党员。我们这个支部是军队中的秘密支部，虽然我们当时听说兰州有张一悟，是共产党员，但我们与他们没有横的联系。
1927年“清党”时，钱清泉、马凌山、胡廷珍、王孝锡都不见了，讲课的人换成了骆力学、苏振甲等。后来从报纸上看到冯玉祥“礼送”出武胜关的共产党员名单中，有钱清泉的名字。这年冬天，有一次出操回来，异乎寻常地不宣布解散。我们正在怀疑间，忽见刘郁芬的军法处处长，亲自带领四五十人，手提镣铐，向我们走来。军法处处长拿出名单，逐一念名叫人，我们二十多人被叫出队外，带上了镣铐。在叫人的过程中，班长许肇基走到我的背后，悄声问我，带有什么东西没有？我偷偷地将一本《共产党宣言》递给了他，并请他问一下马尔逊是否带有东西。班长不是共产党员，但很同情我们，为我们进行了掩护。被抓的人员中，有共产党员和非党群众，其中还有一些军官的子弟。我们被铐上后，带到了省政府后花园军法处，分别隔离关押起来。关押的地方，有四个人站岗，监视得很严。当时，弄不清楚是谁叛变出卖了我们，因而，很想和监禁在隔壁的马尔逊通通消息。我扫视了一下房间，房内有一盘土炕，炕上铺有席子，地下放有火炉、火筷等物。我就顺手拾起火筷，在炕席下向马尔逊房间的墙上凿洞。洞打通了，我给他递过去了一张询问的纸条。马尔逊、吕振华、贺元勋、蒙佳惠、葛克强、田玉芬等人依次打通了墙壁，从此，我们之间建立起了秘密联系。马尔逊的第一个指示，就是要求我们经得起任何考验，绝不能暴露组织，监押期间，一天放两次风，但很少有交谈的机会。七八天后，开始审讯，被提审的人都受了刑。一天晚上，我被提审，审讯室里有七八个人，其中有持枪的士兵，地上还摆放了刑具。军法处处长亲自审问我，他问了我的年龄、学历、籍贯后，接着就问我是怎样到军事学校来的。我回答说是政治部主任钱清泉招收来的。他又追问：“钱清泉是共产党，你知道吗？”我说：“他是什么人，当然你们是知道的，我怎么会知道他是共产党！”他又问我和王孝锡一起开过什么秘密会议，我当即加以否认。这时，他却提出：“王孝锡的笔记本上为什么记有你们的名字？”从这句话，我才恍然大悟，逮捕我们，原来和王孝锡的笔记本有关。我就理直气壮地回答他：“不光王孝锡，恐怕所有讲课的教员，他们的本子上都记有我们的名字！”后来，他们从苏振甲的笔记本上，也确实发现记有更多的名字。这次审讯，我受了刑，两腿压了杠子后，无法行走，他们把我架回了牢房。我所知道的共产党员，在刑讯中都经受住了考验，没有一个暴露身份的。有些非党群众，却因熬受不了苦刑，反而供认了自己是共产党员。在押的军官子弟，在刑讯逼供下，有的乱供某某军官是共产党，从而，在军官中引起了混乱和不安。也有在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后又翻供的。这样，使军法处审理了一个多月，无法结案，不得不草草结束，给我们卸掉镣铐，把关押我们的监狱改成三民主义学习班。虽然性质发生了变化，但却仍不给我们自由。学习班办了三个多月，最后进行了一次考试，我们都取得了“好”成绩。从这时起，我们的人数天天在减少，不知道到哪里去了。过了一段时间，我们的书记马尔逊也不见了，大家怀疑是不是分批拉去活埋了。正在此时，又通知我准备行李。我暗想，可能要活埋我了。这天下午，来了一辆洋车，让我装上行李，坐到车上，由一位副官把我送到小稍门我们刚来时住的地方。这个地方此时是无线电传习所，所长马大伦，是个年岁较老的少将，他分配我搞基建，经常上街买东西。有一天我在街上和吕振华邂逅，据他说，除马尔逊外，所有的人都回到军事政治学校了，但学校的党组织没有人负责。并说，兰州不是久留之地。我们约定回定边找党组织去，谁有机会谁先走。从此，我常到黄河边，找筏客拉关系，想从水路离开兰州。不久，我便结识了一位靖远筏客。一天，所里给了我70元买东西，剩下20元，我就去找那位靖远筏客，坐上他的筏子，顺流而下，到了吴忠。然后，步行回到定边，向党组织汇报了兰州的情况。一个月后，吕振华也回来了，我们在党的领导下，又开始了新的战斗。
我参加革命初期的战斗生活片断
一、定边高小入党
我是陕西省定边县王来滩人。1925年8月，在定边高等小学念书时加入中国共产党。据我所知，当时定边党员有汤中甫、赵炳日、龙惠民、丁子齐、郭子范、马兰等；安边党员有刘世庵、冯子舟、李锦春、刘子贞、田佐勤、吕振华、沈玉娥（女）等。这些人大多数是在绥德四师、榆林六中念书时入党的，毕业后都陆续回到本地搞地下工作。同时，从外地来的党员有周梦雄、周发源。以上这些人是定边最早期的党员，是定边党组织的“创始人”。
那时，地下党员大多数分布在教育界，主要任务是一边教书，一边在学生中传播新思想、新文化和马克思主义。我曾记得，这些从事教育事业的地下党员，工作很认真，他们除教授学生学好国文、算术、史地、体育等课程外，还经常给学生发一些马克思主义小册子和进步刊物，让学生阅读，启发学生的革命觉悟。经过他们的精心教育和培养，青年学生的眼界开阔了，思想进步了。我当时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被接收入党的。1925年放暑假的一天，汤中甫、周梦雄、丁子齐找我谈话，介绍我入党，并通知我到城审沙窝宣誓。宣誓地点是在一个四周高，中间凹的沙丘里进行的。为了保密起见，还派一个人在沙梁上放哨。参加入党宣誓仪式的还有赵炳日、龙惠民、周发源等人。我记得当时介绍人讲了话，我宣了誓，誓词大体内容是：志愿入党、服从组织、严守秘密、牺牲个人、努力革命、永不叛党。宣誓以后，我们分散回到城内。我就是定边学生中第一个入党的人了。此后有张元桢、黄明（又叫黄庚甫），还有一个榆林毛毛匠的儿子叫要希贤的先后也入了党。
二、领导闹学潮
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马克思主义逐渐传播到了中国。1919年在北京爆发的反帝爱国的“五四”运动，揭开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序幕。我们定边的地下党员在“五四”运动革命精神的鼓舞下，于1926年前后，组织和领导学生闹学潮，积极投入反帝反封建的斗争。（1）改组“劝学所”，夺回教育权。当时定边的教育权（包括教育经费、房屋、土地等）掌握在当地绅士所控制的“劝学所”的一些人手里，有些绅士就是“劝学所”所长。他们向学生灌输旧封建礼教，束缚学生思想的发展，对我们开展活动极为不利。因此，我们就组织和领导青年学生和绅士展开斗争。在斗争策略上，孤立顽固派，争取和团结进步势力，利用矛盾，分化瓦解。佘鼎九是定边有名望的绅士，是定边文武二“圣人”中的“武圣人”。他既是“劝学所”所长，又带民团；既掌握着教育权，又有兵权，同时又是一位开明的绅士。所以，我们就积极做他的工作，争取他的支持，以便达到把“劝学所”改组为教育局，把绅士所管的教产收归教育局，用教育经费办平民职业学校等目的。当时，绅士白炳汉是顽固派，他勾结国民党定边县县长丁鸿藻，不愿意把教产交出来。但佘鼎九支持我们，他说：“你们出头，我说话。”当时县长对佘鼎九也有些怕，我们就利用这些矛盾，积极进行斗争。在我们的斗争和佘鼎九支持的影响下，贾新庄贾仁、郑尔庄张怀明等绅士也支持我们收回教产的斗争。这样一来，使一些贫苦农民的子女得到了免费上学的机会，改变了过去只能在乡下念私塾，没钱进“洋学堂”的状况。我们的斗争终于取得胜利，教育局也成立了，共产党员汤中甫当了教育局局长，教产也收回来了。与此同时，学校也更换了一些教员，我记得，当时教育局把定边的苗举人和姓李的校长（关中人）等前清秀才都换掉了。聘请郝秀升、段景文、栾本植和一个姓施的（名字记不清了）当了教员。这些人的到来，再加上原有的地下党员教员，使学校的面貌为之一新。
（2）成立“天足会”，惹怒县太爷。那时定边的妇女和全国各地的妇女一样，都时兴缠脚。缠脚对妇女摧残得很厉害，给她们带来了极大的痛苦。为了解除妇女精神上和肉体上的痛苦，以定边高小为主，专门成立了“天足会”。郭子范任会长，我是副会长。由于受习惯势力的影响，“天足会”的工作阻力很大。为了打开局面，我们研究决定先从两个有名气的人身上“开刀”，一个是县长丁鸿藻的小老婆，一个是绅士白炳汉的小老婆。丁县长的小老婆是定边东街冯皮匠的女儿，还没有娶过门，头也上了，就准备马上成亲，我们“天足会”的学生就到冯皮匠家里动员他女儿放脚。冯皮匠倚仗县长的权势，顽固不化，三言两语就和我们吵了起来，并煽动皮房工人和我们打架。由于人家人多势众，最后把我们赶跑了。第二天，我们动员全校师生一起出动，到冯皮匠家里，把县长小老婆的绣花鞋、裹脚布都撂了，把冯皮匠搞得很狼狈。县长正式成亲的那天，我们又赶去把酒席砸了。这下闯下了大乱子，惹怒了县长，他派人把我和其他几个同学抓起来，关到公安局，局长是何其智，副局长王聚英。后来我到宁夏做军运工作时才知道王聚英也是地下党员，难怪当时把我们抓去以后，王对我们很热情，又是给我们弄饭吃，又是给我们宽心开导，叫我们不要害怕。我们被县长关起来后，学校的地下党员，为营救我们，组织学生罢课，上街游行示威，再加上佘鼎九出面调解，丁县长见势不妙，只好答应放我们出去，并表示今后再不干涉我们“天足会”的工作。
那时，杨虎城部驻防定边，有一个齐营长很坏，这家伙与丁鸿藻勾结，狼狈为奸，为非作歹，经常干预学生运动，和学生关系闹得很对立，很紧张，有时竟以武力威胁我们。佘鼎九当时支持学生，情况一紧张，他就睡在学校，同时还给学生发了几十支驳壳枪，把学生武装起来。我们有佘鼎九的支持，胆子更大了，腰杆子更硬了，就跟齐营长一伙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斗争结果，齐营长收敛了，从此再也不干涉学生的行动了。
（3）反对天主教，把洋人驱逐出定边城。由于清王朝腐败无能，丧权辱国，签订不平等条约，允许帝国主义在中国传教，进行文化渗透。所以，外国洋人到处修建教堂。当时，洋人除在定边县白泥井、堆子梁一带修建教堂外，还想在定边城内和城附近修建教堂，欺骗、毒害人民。我们就和洋人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洋人在街南游说，我们就在街北讲演。我们主要揭露洋人的罪恶目的和他们的欺骗宣传，教育群众不要受骗上当。当时闹得很凶，洋人走到哪里，我们就到哪里唱对台戏，当面痛斥。汤中甫嫌学生讲得不带劲，就亲自登台讲演。汤的气魄大，讲得好，弄得洋人没有一点办法，最后，终于被我们轰出了城。所以，定边城以及城附近始终没有修起一个教堂。定边的“眼光庙”里有个“同善社”，是个迷信组织，有一天，我们有几个学生冲进庙里，三锤两棒子就把“同善社”给捣毁了。
我们的这些行动，深受群众欢迎，无不拍手称快。但丁鸿藻却看在眼里，恨在心头，千方百计寻找机会打击报复。正当学生搞得轰轰烈烈的时候，丁鸿藻把几个学生抓了起来，罗织罪名，说我们砸“同善社”是犯上作乱，亵渎神灵。但我们不理睬他那一套，继续进行说理斗争。我们的态度强硬，加上佘鼎九也出来为我们说话，他对丁鸿藻说：“学生娃娃嘛！你们不能那样，动不动就抓起来，快放了。”佘鼎九说话丁县长不敢不听，只好把学生放了。
三、兰州监狱的斗争
1926年，我从定边高小毕业以后，被党组织推荐到冯玉祥在兰州办的第二军事政治学校学习（全称为国民革命第二集团军第二军事政治学校）。这次来陕北招收学生的是个江西人，名叫钱清泉（地下党员），少将军衔，是第二集团军政治部主任。当时，被招收的学生有的是党员，是通过党组织介绍去的；有的是非党群众，是通过私人关系介绍去的，成分比较复杂。我们一起离开定边先到宁夏。到宁夏以后，就把陶新亚、李临铭、郭维化等地下党员留下了，以后他们就搞了个宁夏国民党党部，实际上是由地下党领导的。三边到兰州的地下党员只有我和丁广智、吕振华等人。和我们一块到兰州的还有石英秀介绍的孙志元、党君祥等人。
